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2017年夏天，厉以宁在成都围绕创新创业等作精彩演讲。
作为100名改革先锋之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中，厉以宁被评价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长久以来，厉以宁的一言一行就备受关注。他曾身陷争议甚至遭到“炮轰”，老人家依然泰然处之，皆因他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有勇气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位参与了中国改革全过程的学者，被提及最多的身份，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彼时，厉以宁将自己过去多年的参政议政归结为四件大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如今，已经88岁的他依旧忙碌，这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3天前还进行了主题演讲，在被问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时，他坦言，从历史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中，要看到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的进程比过去大了，所涉及到的范围也比过去多。“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改革，懂得未来的方向是什么，这样才行。”
就在一年前，2017年8月1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厉以宁曾亲临现场，这并非老先生第一次来四川，谈及西南经济发展，他直言，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为国而战，道德基础激发出爱国主义。“由此可见，只有技术基础不够，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就来自于道德基础，我们要懂得这一点，我们大西南的发展完全有信心。”
改革
民企转型 不能陷入家族成员“分家”之争
“一个城市没有小微企业，没有摆摊子的也就没有人气，家家都有职业做，小微企业的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厉以宁
历史终究是人的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无数个体命运和时代经历在激烈碰撞下闪现火花，这也让中国改革的大道，愈加生机勃勃，难以抵御。
对此，厉以宁曾坦言：“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在他看来，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中国改革一直没有停止。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回头一看，我们又上了一层台阶。”
感受来源于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厉以宁提出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这在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此后，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演讲，写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
多年之后，2017年夏天，厉以宁在成都再次谈到改革。对于已经推进已久的国企改革，他认为不能放松。他强调，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必须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为此，就要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这样国有企业才有真正的前途。”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要转型。当前，中国的民营应急存在着亟待加强的弱点。通过在江苏、浙江、福建、广州等地的调查，厉以宁发现，不少家族企业存在着两个账本，一个是企业的经济账，一个则是帮助家族成员的社会账。“两个账本都要做好，但是时间长了，家族成员变懒惰了，不干活。
”深感家族企业每过若干年就会翻起的“分家”之争，厉以宁深感，家族企业的制度也需要改革。
当然，小微企业也需要助力。“一个城市没有小微企业，没有摆摊子的也就没有人气，家家都有职业做，小微企业的经济才能起来。”
创新
政府要牵线 打通企业家与发明家的关系
“政府除了要改善投资环境，解决职称评定等发展问题外，还要打通企业家与发明家的关系。”——厉以宁
厉以宁的脚步从未停下，对于这位77岁时仍在上课，向学生推荐畅销书的学者而言，创新和改变，是贯穿于他人生的关键词。
在成都时，他感叹于城市中，由年轻人创新创业所带来的活力，谈及创新和融资的关系时，彼时主流观点是不融资就没办法创新，故而最重要的是企业要跟银行搞好关系。而在厉以宁看来，重要在创意，有创意才有创新，创新才有创业。“新创意的发明就需要有大量信息，这样我们才知道新的创意有哪些，才能够有资金来。所以，资金在找项目远远重要于项目在找资金。如果你真正是有了创意，资金自然就到，这就是当前的情况。”
此外，企业家与发明家的融合也尤为重要。厉以宁以成都为例，在成都聚集了众多高校科研院所，眼下应将科研者、发明家与企业家联系更紧密。眼下存在的问题在于，不是发明家不去帮助企业家，而是需要一个中间人，在企业家与发明家间扮演桥梁的作用。
“这点很重要，西南地区要发展，不仅要信息重组，还要让企业家与发明家科研人员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厉以宁坦言，在这当中，政府除了要改善投资环境，解决职称评定等发展问题外，还要打通企业家与发明家的关系。
扶贫
毕节范例 精准扶贫要和市场化结合
“拿出新产品产量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增加，而新产品重在营销。草莓营销吸引旅游，相关产业就带动起来了。”——厉以宁
过去十多年，扶贫也是厉以宁关注的问题之一。
2003年7月起，厉以宁担任毕节试验区第四届专家顾问组组长，后来又担任总顾问。作为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 试验区，毕节试验区旨在挑战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大难题”。十多年来，厉以宁多次到毕节试验区考察、调研、讲学。
“精准扶贫是和市场化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厉以宁感触颇深，初到毕节时，800万人口分布在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农民致富首先就是外派务工，“在政府还没强调出去打工先培训之前，这些务工的年轻人，不会技术，就只能但简单劳动力，粗工。”
那么，精准扶贫的效果如何显现呢？产品说话。“效果它一定是能拿出新产品出来，拿出新产品出来产量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增加，但这个就需要重在营销。”在毕节黔西县，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蔡洪滨先生，建议除了养鸡外，当地还开始种草莓。种草莓自然需要营销，“什么营销的办法最好呢？先把草莓运到贵阳等几个城市给人家看看偿偿，我不在这儿卖，你们要买就到黔西县去自己摘自己称自己卖，这样就吸引人来旅游，整个就开展起来了。”
眼下，毕节试验区探索出了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协调、和谐发展、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路子。 如今，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办小微企业。“在农村什么最受欢迎，他们都懂。”所以，糕点店、农家乐、服装店都慢慢开起来了。在厉以宁看来，毕节是贵州乃至中国西部类似地区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经验对其他贫困地区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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