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我和尸体同病房睡了一晚
我是摄影爱好者，1月18日我和朋友到汉口一家书店看“永远的非洲”主题摄影展，摄影展很受欢迎，看展的人挤人。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病，低烧37.3度，四肢乏力，肌肉酸疼，和我一起去的朋友当晚也出现发烧症状。1月19日，我到医院看病，做了血常规，白细胞异常，有病毒感染迹象。医生告诉我，最近有很多这类发烧的病人，我的症状不是很重，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在家休息。
在家呆了几天，持续发烧，拉肚子，喘气很严重。看到新冠肺炎的新闻，我觉得不对劲，想去医院检测下到底是什么病。1月22日下午五点多，我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排队挂号。那是红会医院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首诊日，发热病人像潮水一样挤进本就不宽敞的门诊大厅，像沙丁鱼一样密密麻麻，走道上也塞满了打吊针的人。我做过质量安全监督员，我对医疗系统比较熟悉，我立即感觉到不对劲，在密闭的环境里，各类病人挤在一起，很容易交叉感染。
病人明显超出医院承受的极限，医生和病人都很疲惫，不耐烦的病人屡次和医生发生口角，抱怨等太长时间了，有的病人骂的话很难听，有情绪激动的病人用手捶打分诊台和玻璃门。医生也很绝望，医院缺人手，医生护士们大多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3号诊室有个男医生熬不下去哭了，他跑到分诊台，我听到他哭着说，“上级把任务扔给我们，其他什么都不管，吃饭的问题、穿着防护服解手的问题都不好解决。” 他说实在撑不住了，要求轮换班。但分诊台的人说，再撑一撑，还有这么多病人，实在调不出人手来。
排了七个小时队，晚上12点多，终于轮到我了。给我看病的医生很疲惫，也许是盯着电脑屏幕太久了，他眼神很迷离，眼睛里充满血丝。我等了七个多小时，他只和我说了五分钟。医生告诉我，医院没有病房，给我开了点药，要我回家休息。
看完病已经接近凌晨1点，路上车很少，我只得走回家。我平时跑步和游泳，走路大步流星，医院到家里大概五里路，平时走路半个小时，那天边走边喘，走走歇歇，走了一个小时多才到家。刚到家，武汉就发布了封城的消息。
在红会医院看病的经历太糟心了，我在家躺了两天，吃了退烧药，发烧并没有降下来，喘气更加严重了。大年初一我躺在床上，发烧38.6，我感觉快不行了。1月26日，我老伴跟社区反映，社区帮我联系了医院，但是社区没有车，我自己慢慢走路挪到医院的。在医院拍了CT，CT显示双肺感染，有玻璃纹阴影。看到“磨玻璃”的字样，我就知道我“中招”了。我恳请医生收我住院，医生说医院床位已经住满了，比我严重的病人都住不进去，给我做了登记，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住院，很可能过不了这个坎。我像疯了一样打电话，到处找关系求床位，反馈的结果都说医院满了，一床难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医院要新开一层病区，要我赶紧去抢床位。我很幸运地在1月26日晚上住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是临时紧急改造的，改得很粗糙，走廊用铁皮挡板隔开。我住的是重症监护病房，一个房间三张病床，用布帘子简单隔开，病房里抢救设备很少，不能做插管
和我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一个爹爹年纪比我大一点，73岁，住进来病情就很重，呼吸困难。1月29日凌晨一点多，我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我拉开帘子一看，那位72岁的爹爹面部僵硬，氧气面罩已经被他拉下来，他眼睛很惊恐地看着我，手颤颤巍巍，使劲想握成拳头，已经说不出话来，大小便失禁了。我再看他床头的心电监护仪，线条快拉平了。
我赶紧按铃叫护士，当时医院很缺人手，隔离病房没有护士值班，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应答。我又跑出去用手锤隔离病房外的铁门，依然没有人应答。老爹爹在死亡边缘挣扎，看得出来他很痛苦，戴着假牙，面部显得有点狰狞。我就安慰他，不怕，不怕，医生就要来了。老爹爹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陪在身边，肯定很孤独，很恐惧。我就不停陪着他说话，给他做临终关怀，他握得很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人渐渐松弛下来。
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护士才进来，心电监护仪显示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护士跟医生通了电话，报告了病人已经无生命体征，没有任何抢救，撤下了心电监护仪。当时是凌晨二点多，叫不来殡仪馆的车，护士用白布简单的把病人遗体包好，摆在病床上。
有一阵子我迷迷糊糊，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某种酸中毒。因为我自己有糖耐量的基础病，我也有意听这方面的讲座，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糖耐量异常引起的酸中毒。我立即挣扎着坐起来，从床头柜拿杯子，喝了一大杯水，身体就缓和一些了。我平时看医生给病人做检测，知道病房有一台测血糖的仪器，我就自己去测了血糖，血糖指标28.9，正常人是6，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血糖超出正常人很多倍，必须降血糖。我注意到平时医生给病人降血糖，病房里有降血糖的胰岛素，我给自己打了十个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又喝了一杯水，回到病床上躺着，身体渐渐舒缓。早上医生来查房，我跟他讲了我自救的经过，医生给我测了血糖，降到了8.9，医生夸奖我，自己把自己救过来了。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八天，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症状也缓解了，我换到了普通隔离病房。我的一些朋友就没有我这么幸运，我所知道的和我同在摄影爱好群的就走了五个。1月19日他们一行八个人到江滩户外拍照写生，拍完后一起吃了饭，然后陆续发病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摄影爱好者，今年才58岁，身体很好，他比我晚五天住进医院，拖到重症了才住进汉口医院。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息，他微信语音跟我说：“哥，我感觉快不行了。”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死了。他身体比我还壮实，如果早几天住进医院，可能能挽救回来。去年我和他一起去南疆旅游摄影写生，欢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我们约了一起去海南摄影，但他不在了。
后续 还在讲述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