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講求禮法並施,他的思想適合作為先秦時期管理國家嗎?

書妮說


您好,很高興回答您的問題。

我認為,荀子的禮法並施是適合當時社會的。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周天子已經失去了對地方的實際控制權,誰能在這場遊戲中獲勝都是未知數,但大家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招攬人才。只有人才才會讓自己更強,於是催生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化大繁榮階段:百家爭鳴。

要想短平快地取得效果,那當然就是增加人口,發展經濟,壯大軍事力量,所以各個學說當中最受歡迎的是兵家,法家,甚至是農家。而信奉這些學說的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爭霸戰爭和後來的兼併戰爭中脫穎而出,比如春秋時期的齊桓公,晉文公,戰國時期的秦國,魏國等等。

荀子主張禮法並施,一方面,強調“法”,可以加強國家的威權,一掃春秋戰國時期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另一方面 強調“禮”,可以讓社會秩序更加和諧。這與後世幾乎所有的朝代所信奉的“外儒內法”都不謀而合。

並且荀子主張“性惡論”,強調後天教育的重要性,這無疑也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強調“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都為改變舊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

可以這麼說,這樣的理論在當時幾乎是完美的,可越想兼顧,越有可能顧此失彼,於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子,李斯劍走偏鋒,強烈推行法家,最終信奉法家的秦國笑到了最後。

可是秦國的後遺症,大家也都有目共睹,過度迷信法家學說,嚴酷的統治最終導致二世而亡。

總而言之,我認為荀子的禮法並施是適合先秦時期管理國家的,但任何好的理論不都得遇到合適的時機嗎?

以上是我的一家之言,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晉人今語


我是顏小二,我來回答。

先秦時期,用荀子思想來治國是不可行的。從《荀子》一書中,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荀子在維護禮的同時,也十分認同“法”的重要性,“禮法並施”可以說是荀子治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

但是,先秦時期可不是秦始皇建立的大秦朝,如果把荀子思想放在秦朝的話,說不定秦朝可以延續更久,但是荀子的思想是不可以放在先秦時期的。

先秦時期,就是秦王朝建立以前的這段時間,一般來說,我們議論文化的話,我們所說的先秦屬於狹義的先秦,大概包括夏、商、周、春秋、戰國,這幾個歷史時期。那麼要討論荀子思想是否可以在先秦時期用來治國,我們就需要結合荀子治國思想特點,和先秦時期的社會制度,來進行綜合討論。

先秦時期,夏商周為奴隸制,春秋屬於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的過渡期,戰國屬封建制基本成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分別討論講求“禮法並施”的荀子治國思想是否符合這三個時期。

1、夏商周時期:堅信意志之天的奴隸制與“禮法並施”的荀子治國思想

首先,我們來議論一下,荀子思想中的“禮法並施”適合不適合奴隸制時期?顯然是不適合的。人類文明的發展,總是伴隨著一個過程,而人類社會制度的演變,某種程度上說,背後也蘊含著人類對大自然的認識。

在我們的原始社會中,人類在大自然,尤其是自然災害面前顯得太過無力,同時,原始社會的人對大自然的認識不夠,對一些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把握不夠。面對神秘且擁有壓倒性力量的大自然,伴隨著人類日漸豐富的文明,人因敬畏自然等原因,神話便孕育而生。

而原始社會之後,堅信天有意志是夏商周的特色之一。雖然在周王朝對於意志之天的崇拜,沒有夏王朝和商王朝那麼“極端”,但是,“天是有意志的,可以把控所有人之命運”這一思想觀念,依舊沒有改變。可以這麼說,在奴隸制國家,君主某種程度也是在憑藉“君權神授”,鞏固自己的地位,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

那麼,我們高度凝練一點來看,在奴隸制王朝中,誰說了算?君主說了算。君主聽誰的?聽“天”的。也就是說,在奴隸制的王朝中,一個國家能不能好過,得看君主是不是有“德”。有沒有限制君主的存在?在周以前,人類世界是沒有的,所以商紂王(商朝認為天獨佑君主,君主是天之子)才那般有恃無恐。而到了周王朝,因為周公制禮,提出以德配天,才進一步加強有了相對實質性限制君主的存在了。

那麼限制君主的是什麼?是禮。某種意味來說,守“禮”亦是守“德”,周公的邏輯是:君主要想安坐王位,首先需要有配得上這個位置的“德”。不“守”會怎麼樣?會和商紂王一樣受到“天”的懲罰。也就是說,即便到了周王朝,束縛君主的,依舊是所謂的“天”,“天”到底能不能明察秋毫君主有德無德呢?能嗎?答案在大家心裡。

也就是說,我國夏商周的奴隸制,君主治國,多半屬“自我約束”。那麼荀子的“禮法並施”可行嗎?不可行。

首先,夏商周時期的人類文明,還不足以達到“法”的高度,該時期堅信意志之天,所以,社會中存在各種祭祀禮儀,但是卻難以出現所謂的“法”。時代的特色,決定了“禮法並施”基本難以出現在堅信天有意志的奴隸制國家。再加上,從周王朝曾經的盛世來看,我國奴隸制王朝也是有輝煌的時刻,也就是說,憑藉著人堅信意志之天的權威,這在某一時期已經足以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那麼此事人們對“法”就沒有需求。不被人需求的東西,如何成為治國之要?

綜上所述,從先秦夏商周堅信意志之天的奴隸制大環境來看,荀子“禮法並施加”一來沒有出現的契機,二來,該時代環境下,人類基本沒有對“法”的需求,就周王朝的盛世而言,“禮”已足夠。所以,荀子的“禮法並施”是不適合先秦時期的夏商周王朝的。

2、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的春秋時期,與荀子的“禮法並施”的治國思想

周天子失德,周王朝衰微,這某種程度上說,周王朝可以穩定那麼多年,大多是離不開人對天之權威的篤信。

但是,從周天子落下神壇的那一刻,天的權威便在人的心中被動搖,與此同時,春秋時期,社會也在逐漸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這個時候,中華大地大抵便是各諸侯王的舞臺了。諸侯王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慢了,就會被欺負,甚至被吞併。這個時候,荀子的“禮法並施”合適嗎?不合適。

荀子的“禮法並施”適合穩定社會,並不適合改革。雖然荀子在儒家各思想中,屬於相當有改革精神的存在,但是荀子終究還是沒有脫離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展現出的改良派特色。在群雄爭霸、積極改革的年代,荀子的“禮法並施”稍顯溫吞,不合適。

3、基本確立封建制的戰國時期與荀子“禮法並施”治國思想

戰國時期屬於封建制度基本確立的時期,適合荀子的“禮法並施”嗎?依舊不適合!為什麼?因為統一天下的霸主還未出現。

霸主沒有出現,便說明諸侯國之間還在相互抗衡,而且在戰國時期,幾近到達了白熱化的趨勢。在這種抗衡之下,要想避免成為大國較量中被吞併的那一個版圖,就要有稱霸群雄的國力,這無疑需要脫胎換骨的強軍強民制度。這個時候,荀子的“禮法並施”依舊溫吞,與法家韓非的“重罰重賞”比起來,還是不夠。

雖然提出“重罰重賞”的韓非是荀子的弟子,但韓非顯得比荀子更“激進”一些,他把握了該戰亂年代人的利己心,建議君主利用這個利己心,以此推著人向前走並服從自己,繼而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增加國力。

而國力劇增的背後,則是人心的缺失。人性中雖生來就有利己,但是卻並不只有利己。韓非建立在人之“自為心”上的“法”、“術”、“勢”雖然適合在充斥爭鬥的戰亂年代,幫助一個國家急劇增長國力,甚至達到稱霸群雄的高度,但卻並不能作為大一統國家在和平年代中穩步向前的指導思想。

畢竟,戰亂年代的主旋律是爭,爭的背後,往往是利己的私;而和平年代的主旋律便是穩步發展,這背後,更多的是合而不同的包容與睿智。所以,在以戰爭為主旋律的戰國時期,講求“禮法並施”的荀子治國思想,還是太溫吞,不適合各諸侯國用來治國。

4、小總結

最後,我們簡單總結一下,從狹義上看先秦時期,我們可以根據社會制度的轉變,分為奴隸制的夏商周時期,從奴隸制過渡為封建制的春秋時期,和封建制基本形成的戰國時期。

奴隸制的夏商周時期,舉國上下篤信天有意志,這種時候,一方面因為人類在特定環境下對世界認識的有限,“法”的觀念缺乏形成條件;另一方面,從周王朝曾經讓孔子都欽羨的盛世來看,夏商周的奴隸制已經足以滿足當時社會制度下人類社會發展的穩步需要。荀子的“禮法並施”,沒有用武之地。

春秋時期屬於社會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關鍵轉型時期,諸侯王的爭霸態勢愈演愈烈,這個時候社會的主旋律更多在改革上,而荀子的“禮法並施”太過溫吞,不足以幫助諸侯王完成大刀闊斧的改革,反而容易讓國家在溫吞的改良下被別的諸侯國吞併。所以,荀子“禮法並施”治國思想,也不適合春秋時期。

戰國時期雖然基本確立封建制,但是群雄爭霸尚未結束,諸侯王之間的鬥爭幾近白熱化,荀子“禮法並施”還是太溫吞。在這白熱化的激烈競爭中,“禮法並施”難以幫助國家實現快速提升國力的效果,依舊不適合作為治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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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小二述哲文


孔子說,我是儒家的建立者,被稱為聖人。孟子說,我是儒家的繼承者,被稱為亞聖。荀子說,生晚了!好聽的稱呼都被你們倆給挑了,索性把儒家思想給顛覆了算了。

於是乎,一位曠世天才就此誕生,他所提出的禮法並施的思想,基本上就是後世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所奉行的思想。

別看孔聖人高懸於廟堂,其實後世王朝的統治者不信他那一套,而是信奉荀子的學說,也就是禮法並施。

01什麼是禮法並施?

其實禮法並施也就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結合起來一起搞。荀子原來是正兒八經的儒家弟子,對孔孟之道也是十分欣賞的。

可是後來到了秦國以後,發現商鞅的法家思想,在這裡搞得有聲有色。荀子不僅有些悵然若失,他終於意識到了一點,儒家思想只能懸掛在廟堂之高,無法真正腳踏實地地拿來治國。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史記》

在這期間,他陸續遊歷過齊國、秦國、楚國包括母國趙國,後來發現,儒家思想真的沒有在哪一個國家普遍實行的。

這下子荀子的思想徹底被顛覆了,他開始質疑孔子孟子說的話。比如說孟子說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表示這不對,人之初性本惡才對,而且還說了一堆當代噴子一貫列舉的例子。

  1. 從此以後,他開始發憤圖強地研究法家思想,終於有所大成。他發現但凡是富強的國家,沒有哪個不是用法家治國的,當然是要以法家思想作為主要手段。
  2. 那麼儒家思想就應該徹底拋棄嗎?那當然不行。荀子表示,儒家思想是要用來禁錮普通人的大腦的,要是可以讓你們天馬行空地去思考,那你們這些韭菜豈不是很難割掉了?
  3. 所以荀子首創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並行的治國理念,用法家思想阻止人們在行為上的過失,用儒家思想禁錮人們在思想上的奔放。

雙管齊下的治國理念,贏得了兩千多年來封建王朝統治者們的一致的歡迎,但是沒有哪個君王會願意主動承認這一點。

多數都是把孔子地位抬得搞搞的,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可是對於法家思想,君王是隻字不提的,只用其手段,不提其思想。

02先秦時期,荀子禮法並施的思想可以實現嗎?

先秦時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好時候,大家可以暢所欲言,誰說錯話都不會被屏蔽。思想的開發是因為各路諸侯國之間都有競爭,他們想要把有用的人才都弄到自己的國家來發展。

那麼荀子的這種禮法並施的思想,能夠被先秦這些諸侯國的君主們所接受嗎?我覺得這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因為當時周天子還在的時候,儒家講究的禮,是不是要讓各路諸侯國,先忠心於周天子呢?如果周天子都失去了權威,那麼誰還會講究什麼禮呢?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屍子、長盧;阿之籲子焉。自如孟子至於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

法家思想的確可以幫助國家發展壯大,比如說商鞅變法,就使得秦國變得強大。可是與此同時,法家思想還會得罪大量貴族集團。

不是所有諸侯國的君主,都會有秦孝公那種氣魄的。所以法家思想想要在所有諸侯國推行,那也是很難行得通的。

為此不要說禮法並施了,就算是單一的儒家思想或者法家思想,都很難在先秦時期,得到所有諸侯國的認可。

如果當初真的有這麼多人追捧這些思想的話,那麼孔子也不會在遊歷各國的時候,被人趕出來,擁有韓非的韓國也不會第一個被秦國所滅了。

所有思想都有一個沉澱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同時也在不斷讓這些思想逐漸沉澱下來。這是一個互相作用的過程,時代和思想互相促進,互相打磨。

顯然,先秦時代的各路諸侯國,還沒有先進到可以做到兼容幷包的地步。他們要麼實行儒家,要麼奉行法家,要麼就是無為而治,總之不會什麼都參考,沒那麼大本事。

03荀子的思想太直白,一語道破帝王心思,難怪不被人推薦。

荀子有兩個很著名的弟子,一個是韓非子,一個是李斯。這兩位恰好都是法家的著名人物,所以不少人認為荀子是個單純的法家。

其實不能這麼看,在唐朝唐憲宗時期,楊倞曾經給荀子的思想做註解,此後我們大家才對荀子的思想感興趣。後來發現,原來荀子是先秦時期,最後一位儒家大師。

公輸不能加於繩墨,聖人不能加於禮。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荀子》

那麼為什麼這位儒家大師要到唐朝才那麼出名呢?其實主要是因為歷代封建統治者,將荀子的思想給雪藏了。

禮法並施當然是一個再好不過的統治思想,但是統治者能直接這麼告訴百姓們嗎?當然不能,因為這就是竅門。

  1. 什麼都跟百姓講清楚了,那以後還願意接受這種統治呢?
    法家思想本身是非常嚴格的,在商鞅時代,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大家一律平等。
  2. 可是在大一統王朝,我們看到過這種平等嗎?當然是沒有看到過的。因為統治者必須要保護貴族體系,只有貴族集團享受到了足夠的利益,他們才會擁護皇帝的統治。
  3. 這麼一來和最初法家思想可就相違背了,這個時候統治者又用儒家思想來教化大家,要大家懂得君臣父子之間的關係。

由此可見,大一統王朝,雖然實行了禮法並施,可是對儒家的禮一直過分強調,而對法家的法雖然使用,卻大打折扣,至少沒有用到貴族集團內部。

總結:先秦為何敢徹底使用法家思想?

說句不好聽的,包括我們現在誰敢說徹底運用法家思想?貴族犯法真的可以與庶民同罪?某城的王老闆幾個月過去了,不還是杳無信息嗎?許大小姐的事情,早晚也是會被淡忘的。這就是大一統時代大打折扣的法家思想。

那麼先秦時期為什麼敢徹頭徹尾使用法家思想呢?因為秦國要爭奪江山,它需要激勵起老百姓為秦國賣命。秦孝公知道,光靠那幫豬頭豬腦的貴族,怎麼可能為秦國奪取天下呢?只有給足了老百姓公平公正,老百姓才會集中力量為秦國效力。

老百姓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因為人數眾多。你讓百姓感受到了國家法令的平等性,那麼秦國國內的百姓才能夠擰成一條繩。

所以商鞅時代,就算王族犯法,也必須要受到處罰,太子的師傅兼大伯嬴虔不就是被割掉了鼻子嗎?相反,如果百姓們發現,法令是專門為普通人設立的,貴族們可以無視這些法令,那誰還肯為王朝賣命呢?人心自然也就散了。

《史記》

《荀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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