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闸门在某一天不经意间被打开之后，往事如水，汩汩而流。从一件衣服说起吧。城南牛家巷靠北有四户人家，从巷口往里数，我家是第二户。母亲是红火热心人，和左邻右舍处得非常好。东边是王家，西边是郝家，再往西是魏家。魏家男主人是桥梁工程师，在南京工作。(后来全家迁往南京，我们当时很羡慕)有一年，春节前夕，他从南京给他小女儿买回一件新衣，他家小女儿比我大一岁，像洋娃娃。当年我也是母亲的掌上明珠(上面有三个哥，后来才有了一个妹妹)母亲对女儿的爱，从这件衣服上可以看出来。
母亲央求人家，把衣服卖给她，好让我穿。上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物质贫乏单调。有很多东西凭票买取，扯二尺布需布票，买个馒头要粮票。母亲看到这件从都市南京买回的新衣，一定羡慕有加，妒嫉有余，俗话叫“眼气人家”。百般央求后，出了钱为我买下这件新衣。时隔几十年，我仍记忆犹新。是一件明黄色的灯芯绒上衣，方领，双排白色军扣。那色泽是形容不出的，非常美丽柔和，是给大城市人设计的，小地方人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穿了。
可是我，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在年少时穿上了这件城市风的新衣，当时骄傲极了，母女脸上的笑容，灿然如花。
美好的事物总是难以留存，一是布衣缩水，二是我长个子，不等穿破就小了。母亲有法子，她用一圈黑灯绒布加在衣服的下摆和袖口，这样衣服就又能穿了，当时衣服已褪色，不见了明黄的光泽，胳膊肘处已薄如蝉翼。而加上去的那部分，硬刮刮，新崭崭的，新旧对比鲜明不说，色彩反差也大，以致于扎眼。但母爱永不褪色，反而更浓烈。
还有拿两双线袜换隔壁王家的尼龙袜。王家有一个亲戚在太原，常接济他家，往回收拾一些旧衣鞋帽。太原人穿尼龙袜早不新鲜了，小县城人才当宝贝，母亲硬是用两双新线袜给我换了双尼龙袜。今天看来，线袜多舒服，谁还穿尼龙袜？当时就是尼龙袜时髦，线袜土得掉渣。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让我赶时髦，不比别人差，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
记忆深处还有看“解放电影”，什么叫“解放电影”？当时影院有把门收票的人，没票进不去，当然就看不上电影。电影快结束时，把门人累了，一走了之。外面等着的看客鱼贯而入，看个电影的尾声，戏称看“解放电影”。沁县的电影院，早先是北街的一个露天场院，后来搬到西街的大礼堂。人们可以舒服地坐着，不受风吹雨淋之苦。
在大礼堂看“解放电影”，有一回运气非常好。大礼堂东面有个侧门，侧门内有一道绿布帘子，电影开演时，布帘一般是拉着的。那一回，里面的人不知何故没拉好帘子。我和母亲在礼堂边转来转去，打量形势。突然发现从门缝可以窥见。真高兴啊，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一高一矮的娘俩正好互不遮挡，娘俩第一回不买票却基本看完一整场，片名当然也扎根在心底，叫《佐罗》。
这样的好运气不多，那道布帘一般是从里拉得严严实实，有为着看电影动脑筋想其它方法的，比如隔壁的郝大爷，他搬上一架木梯，把梯子靠在礼堂的山花墙上，从高处的窗户往里看，居高临下地看。也许别有一番趣味呢。我们把跑了一趟连尾声都看不到的称为“白跑磨鞋队”，母亲是“白跑磨鞋队”的队长。她生性喜热闹，一到晚上，王姓芳邻家的几个女儿就过来了，她们说“妗妗，今晚去看电影不？”母亲一口答应“去，吃罢饭就去”。王家女主人常年卧病在炕，是母亲领着这些女孩子去看的，当队长是无愧的。
有一回，把门人走了，我和母亲终于进去了，只见白色幕布上大大的“再见”，人们纷纷站起，我们马上掉转身往外走。走到半路，一个熟人和母亲交流电影的信息，她说“进去就看了几分钟，真气人”，母亲当时一言不发，因为我们就看了两个字“再见”。解放电影的情节无论多么曲折跌宕，因缺漏太多，基本上连片名都记不住。再后来，县城有了正儿八经的影剧院，那会儿是八十年代末期了，经济条件好转，母亲咬咬牙能买起两张门票了。母亲看电影喜欢叫上我，娘俩能完完整整舒舒服服地坐在影院的硬木靠椅上看了。看的影片有《开枪，为他送行》《戴手铐的旅客》《冰山上的来客》《黑三角》《人到中年》《牧马人》《小花》《少林寺》等等。
现在和女儿说起这些旧事时，她天真地问“妈妈，你那时就不用写作业吗？不课外辅导吗？怎么写的全都是玩，看电影？”想想当年，学习环境从外到内都是自由宽松的。我主动地学，学完该玩就玩。看电影在当时是高级的精神享受，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过北街，走过西街，走过东街。每一条老街上都留下母女俩奔波着看电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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