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兰146395851
盐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关于要不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辩论会议，会议的记录经整理后多达10卷、60篇，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 在如何管理宏观经济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始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政府不要干预，如司马迁总结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即对国家经济最好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再次是通过制定法规加以约束。另一种看法是政府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介入，实行国家调控，如管仲所主张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国家利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等手段来调控经济。 两种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在古代商品经济产生早期就同时出现了 前一种看法可以叫作“善因论”，后一种看法可以叫作“轻重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它们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早期几乎同时出现了。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走向崩溃，商品经济兴起，政治上又呈现出诸侯争霸的局面，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实现经济发展的突破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管仲于是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以实现“兵强、民足、国富”的目标，继而称霸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齐桓公的大力支持。 管仲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有一套系统的政策措施，除了“通权重”即统一货币外，还有“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政策，“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的财税政策，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内外贸易，通过降低税收把齐国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达到“以商止战”的目的。管仲甚至提出，在国家财富得到充分积累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侈靡”，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富人的消费，以刺激经济。管仲的经济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经过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和调控，齐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有的诸侯国，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赞颂管仲，但孔子的经济思想与管仲却不同，孔子主张仁、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更重视对经济的道德干预，孔子的经济思想对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主张“富国”，但同时普遍主张对经济不要过多干预。到了汉初，国家从长期战乱中走出来，急需休养生息，相当一部分人更加认同对经济不能过多干预，这就是司马迁提出“善因论”的背景。 “盐铁会议”：一次重要的关于要不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辩论会议 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看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交织并行，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上风，有时候这两种观点也会发生碰撞，产生激烈的交锋。 汉初，政府施行“行仁义、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很少干预，使商品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继位后，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内政、外交连续推出了多项重大举措，尤其是连年对外征伐，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为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汉武帝调整了管理经济的思路，接连推出了多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先是宣布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继而垄断冶铁经营，又任用桑弘羊先后推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酒榷以及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突出的表现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财富更加集中，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汉武帝驾崩后霍光辅政，朝廷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以桑弘羊为代表，坚持国家继续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通过强化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国力；另一种以霍光为代表，主张对经济不要管得太严，休养生息，关心民情，免除田租。两种观点势均力敌，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朝廷举办了一场辩论会。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2月，这场辩论会在京城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三方人员：一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是干预政策的“正方”；二是各地的民意代表、知名人士，即所谓“贤良方正”，多达60人，是干预政策的“反方”；三是丞相田千秋，是辩论会的主持人。这场辩论会不仅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会议开的时间也很长，一直到这一年的7月才结束，历时5个月。会议讨论得也十分激烈，作为这场辩论会的主角，桑弘羊一共发言114次，对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辩解。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辩论会被称为“盐铁会议”，会议的记录经整理后多达10卷、60篇，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这场辩论会虽然议题广泛，但其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霍光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会议辩论的结果，认为应当坚持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中制定的政策，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重新进行调整，推行与民休息，把公田交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这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恢复经济、缓和内外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代历次改革都试图以国家手段的介入使问题丛生的经济摆脱困境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在大部分时候占据着上风。王朝更替以及大的战乱等社会重大变革发生时，往往需要在经济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即使一些相对太平的年代，由于承平日久，旧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多，矛盾累积越来越严重，也需要经济政策有所变化。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的主题要么是加强经济干预，要么是减少干预。 宋朝立国后也重视农业发展，宋太祖立下“勒石三戒”，要求休养生息，不许瞎折腾，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了，但仍陷入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主导变法，目的也是想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财政收入，摆脱经济困局。再以后，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朝的“一条鞭法”等，这些著名的改革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其推出的背景也大都相似，每一次改革都是一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都试图以国家手段的介入使问题丛生的经济摆脱困境。 只着眼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只想“富国”，而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勇气，改革是难以成功的 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愿望都是好的，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有的调控措施推出恰逢其时，措施也很贴近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改革意志也很坚决，所以取得了成功。有的调控措施力度虽然也不小，措施也很有力，但效果却不理想，改到一半就遇到很大阻力，被迫草草收场，有的调控措施甚至被彻底推翻。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声势十分浩大，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接连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调控措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完备而且充满了超前意识，但这些政策措施推出后立即引来了激烈争论和反对，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进行，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反思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最高决策者宋神宗意志不坚决，有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势力太强大，有人认为是改革者没有做好宣传发动，没有争取到百姓的广泛支持。其实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恐怕更出在改革措施本身上，这场为改变积贫积弱面貌而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似乎就真的只定位在“富国”“强兵”这两点上，调控措施很多，但真正有力度的只是财政、税收这些领域。
中国古代大部分失败的和虎头蛇尾的改革往往都存在这个问题，问题严重了改一次，改一改情况好点儿，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于是重新去改，由此陷入改革和调控的循环与怪圈。原因是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往往一开始就只着眼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只想“富国”，而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勇气
玉润万古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古代的职业和行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三教：儒、道、佛三大教派。
九流：
“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 尼。
“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巫婆及拐骗）、盗、窃、娼。
五行：车行、船行、店铺行、脚行、衙役行。
八作：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木匠、瓦匠、石匠。
这些行当主要分为四种:士、农、工、商。
士，入仕就是当官，这也是古代所有职业中最有身份、地位最高的职业，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卖于帝王家，最是光宗耀祖。即便没有高中，不能当官也可以当个师爷幕僚管家之内的，或者一般做私塾先生，教育学生，靠收学费度日。
农，很好理解，就是种地。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种地是国之根本。所以古代最多的也农民，但农民一般没有地，土地大多在地主阶级手中，所以只能租地主家的地种，就是所谓的佃户，有了收成之后先向国家交税，再给地主交租，再交换一些生活用品，一年下来基本所剩无几。农闲时可以帮人打杂，盛世的时候能基本填饱肚子，如果碰上天灾人祸，就只得逃难。
工，是指做工的，既以手工为生的人。常有的有木匠，泥匠等，主要是评凭手艺吃饭，只要手艺不差能吃苦都能混到一口饭吃。但工人在古代地位不高，被认为是不会种地，只能靠别人赏饭吃。
商，就是商人，做买卖的人。在古代很被人看不起，一说起商人好像都是无奸不商，可能是因为商人逐利与传统思想背道而驰所以备受压制。但商人无疑都是极聪明的人，有钱能使鬼推磨，锦衣夜行，实际日子过得很滋润。
其实古代的这些行当基本上今天我们都有，古代和我们现代赚钱方式没什么区别！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头脑的靠头脑，有技术的靠技术，有力气的靠身体，有老爹的靠老爹！
蓝领笑笑生活
获得正常收入来源的大致种类和现代基本一致，可分为普通劳动人民、公务员和商人。
普通劳动人民（给别人打工）
秦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工作挣钱。这个时期的工作基本围绕的是衣、食方面，普通人大多通过体力劳动来获得一定报酬。
千万别以为在皇宫中打工的就是“公务员”了。宫廷里的宫女、太监多数是普通人家，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又更有面子，在皇宫里工作罢了。更多数的普通人只能成为大户人家的丫鬟、佣人，以换取一些报酬养家糊口。
古时候社会动荡，战争频繁，而且给别人当“服务生”冒着随时被开除的风险，所以当时的人民很容易失业，久而久之，只能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继续干农活。
但是，在家里干农活一样有风险，洪灾、干旱等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农田颗粒无收。
公务员（给朝廷打工）
古代的科举考试，就是一个入仕的选拔性考试。假如成功中举，拥有一官半职成为“公务员”，就意味着从绝大多数普通人中脱颖而出，人生即将飞黄腾达。
所以，科举考试可以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如果能够成为进入朝廷当一名拥有一官半职的公务员，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也将会是拥有金钱、权利的幸运者。
在古代，官员的俸禄是和秩级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官员以“石”表示职级的大小领取俸禄。各级官员按照不同的石规定俸禄标准，俸禄是以斛（量器名，十斗为一斛）计算的。每月领取时，又折合成钱。
唐代官员的俸钱中不但有生活费，还包括办公费，总的趋势是数额不断增加，而且地方官的俸钱比京官的要高。
宋代官员的俸禄更是丰厚，除了每月的俸钱外，还有绢绫罗绵以及职钱、公用钱、差费和仆人费用等。每个官员还可以按规定配有仆人，最低的官员配给一名仆人，而宰相可配给100人，费用都由国家提供。
从元朝开始，官员的俸禄降低。至清朝，雍正皇帝实行了一项新措施：不动用国家财政，把地方州县私自征收的“火耗”银提解到省里，进行规范化管理，再从中取出一部分回拨给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生活和办公补助费，这就是著名的“提火耗、设养廉”。
商人（自己给自己打工）
春秋以前的商业只是初具雏形，基本方式是物物交换。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懂得利用不同地方的货物差价进行买卖，形成了较早的商业思维。
到了春秋时代，由于井田制的废除，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便从领主控制下解放出来，当上了独立的个体工商业者。他们设肆、市从事生产经营。
一些头脑灵活的商人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不仅获得了独立的身份人格，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同宗法贵族做起了土地买卖。
至此，商人阶层作为一独立的社会阶层，终于得以形成。
古代的工资怎么发放？
现在流行的年薪制，通常是针对高薪人士而言。例如 “年入百万的企业老板”，“年薪40万起步的应届生”。
其实，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做官的到打工的，实行的都是“年薪制”，并且分三六九等。民间多把年薪叫做“工钱”，而官方则称作“年俸”。
古代的年薪需要按年结算，到年底才发这一年全部的劳动报酬。年薪发的多是粟、谷这类粮食。虽然也有发金、发银的现象，但很少见。那时拿工资叫“吃皇粮”，“皇粮”一词的产生便起源于工资发粮食的缘故。
东汉时期，对工资发放的方式进行了变通：一半发货币工资，一半发实物工资 ，即所“半谷半钱 ”。这笔钱，叫“月钱”，按月发放。
到了唐代，在中国的工资改革中才出现全部用货币来发工资的形式。但大多数的单位和部门仍习惯发实物工资，当时的说法叫“职田年米”。
一直到明代中期，货币才成为发放工资的首选，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当时有的单位发金子，但绝大多数是用银子来支付，称为“月费”，后来改称“柴薪银”。现代的“薪金”、“薪水”等名词，都是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