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稀奇的剪刀
1.首先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了，外有辽东的后金虎视眈眈，还有李自成的起义军，内部也是矛盾尖锐，在朝廷都快要灭亡了竟然还有官员贪污，贪军饷和粮饷。面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崇祯皇帝就算南迁，迁到南京之后，也是一样的。
2.崇祯虽然想重振大明，自己也挺努力的，但是却很多疑，总是怀疑朝廷的忠臣，袁崇焕之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3.大明自从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就一直在说：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社稷江山都要没了，崇祯也觉得无颜面对先祖们。
4.崇祯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去南逃，崇祯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皇帝，他宁愿与大明朝共存亡也不会选择逃到南方东山再起，也是这种自尊心害了他，最终在煤山自缢。
以上就是小编自己的见解了，喜欢小编的可以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小空话历史
从内心来说，崇祯帝特别想南迁，而且私下也为此做了一些准备，但为什么最后没有成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被朱棣先皇“天子守国门”祖训道德绑架了，致使心理受羁绊，不敢公开喊话南迁。当初朱棣说此话是为其北迁找理由，没想到此话却成了子孙南迁的阻碍，害了自己的子孙，亡了社稷。二是安土重迁，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南迁的驻京大臣，拖了崇祯帝南迁的后腿。三是完美主义性格导引出来的，不愿对错误负责、不肯为臣下背锅、功在己过归人的性格和作风，寒了人心，失道寡助。
当初，要是听了周皇后和众大臣的劝，哪至于此啊，即便不南迁，如果君臣“不失和”，还可以找出许多生存之路，“议和”之路，就明明白白摆在哪，就是不用，你有啥法？
徐大乎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由汉族人建立的中原大一统王朝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颠覆后，重新在南方建立局部割据政权，进而实现南北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继续延续百年国祚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就是东西晋之交的“永嘉南渡”，第二次是两宋时期的“建炎南渡”。
其实，历史也给了明朝同样能够南北对峙、延续国祚的机会，明朝最后的统治者崇祯皇帝在明知京城不保，即将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一连三次放弃了“南迁”的机会，最终就此落得煤山自缢、正统明朝灭亡的结局。
第一位向崇祯劝谏南迁的，便是崇祯的结发妻子——周皇后。
周皇后是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颇为有名的“贤后”，而她最大的优点就是识大体、顾大局。
面对愈发不利的战局，周皇后主动向崇祯暗示，应该南迁南京，以图东山再起。《明史》中记载：
后性严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至他政事，则未尝预。只不过，周皇后的建议被崇祯拒绝，以至于后来北京城破的前一夜，崇祯令其自缢之时，周皇后对崇祯感叹说：
“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由此也可见周皇后心中的愤恨与沮丧。
第二位向崇祯皇帝劝谏南迁的是朝臣李明睿。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线正式建立“大顺”农民军政权，并就此开始东征北京，意在推翻明朝。
于是正月初三的时候，李明睿就劝谏崇祯皇帝尽快迁都南京，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明睿还充分借鉴了1125年宋徽宗“禅位难逃”的经验，向崇祯提出了一整套南迁方案。
当年，宋金联合灭掉辽国后，金兵顺势南下，大举进攻宋朝。而宋徽宗赵佶在慌乱之时选择就此禅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桓，也就是后来的宋钦宗，而他自己则是以为国家祈福为由跑到了镇江“避祸”。后来金兵撤退，宋徽宗也就顺势回到了东京汴梁城，还与自己的儿子宋钦宗上演了一出夺权闹剧。谁可想没有过多久，金兵又重新杀将回来，给宋徽宗和宋钦宗，连同北宋朝臣及后宫家眷来了一个“卷包会”，这才有了“靖康之耻”。
虽然宋徽宗的心态和目的为人所不齿，但是其如此南下的方式方法还是很有学习和借鉴意义的，至少可以让崇祯皇帝迈出离开北京的第一步。
按照李明睿的计划，崇祯借着祭祀孔子的名义，借道山东，过曲阜走济宁，然后进入南直隶（今江苏省）境地，之后便由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勤王保驾，一路护送至南京，就此实现迁都，崇祯也可以就此在南京继续统治大明王朝。
然而，当李明睿向崇祯提出南迁的建议和方案时，崇祯刚愎自用、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性格弱点再一次暴露无疑。
崇祯皇帝不愿意自己提出来南迁的想法，更不想从自己的体己中支出银两，以自费的方式完成这次迁徙，以此背负“逃跑”与“放弃国土”的骂名。他要是的大臣们主动劝谏自己南迁，而自己则需要非常“无奈”而又“悲痛”的接受大臣们的建议，这样才能开启南迁的进程。
于是崇祯在朝堂之上抛出了李明睿南迁的建议，同时也给予了朝臣以足够的暗示。可是令崇祯意想不到的是，他得到的并不是迎合，而自上而下一致的反对声音，所有的朝臣们几乎口径一致的要求崇祯“君王死社稷”。
其实，并不是朝臣们不知道崇祯的想法，也不是不知道此时的崇祯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可就是没有人愿意“迎合”崇祯，值不够这一切，都是崇祯咎由自取的结果。
一年之前，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在崇祯皇帝的安排下与皇太极秘密议和，并且达成了一份并不太严苛的“和平协议”，可以说如果这份协议真的能够达成，对于明朝缓解战局压力，避免继续“两线作战”，进而腾出手来全力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挽救危局，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陈新甲府上书办的失误，将原本给崇祯的密奏直接交给了内阁，进而引发了朝堂之上一致的反对声音，极好面子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崇祯皇帝直接“出卖”了陈新甲，其在将陈新甲处死的同时，也葬送了 “和平”的可能。而如此行事，也使得朝臣对于崇祯极度的心寒，君臣之间的离心离德就此达到了顶点，以至于前文中所说的崇祯向百官“借钱”筹饷，任凭如何宣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然而就是无人相应。
于是乎，朝臣在崇祯在明知崇祯有意南迁的情况下，还要极力阻止，目的就是不愿意为崇祯背这个“锅”，更加不想替崇祯承担这个“责任”。
而这一次，崇祯在百官“君王死社稷”的呼声下，崇祯又非常不负责任的将全部责任推卸给了李明睿，险些让其成为第二个“陈新甲”，就在崇祯放弃了李明睿提出的南迁计划的同时，其也就此错过了迁都南京的最佳时机。
第三位向崇祯皇帝提出迁都南京建议的是李建泰。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渡过黄河，占领山西，直扑北直隶而来。崇祯“砸锅卖铁”外加向群臣“乞讨”，拿出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家底组建了一支军队，亲手交给了李建泰。
尽管李建泰深感责任重大，但是面对敌众我寡，他似乎根本不像是御敌，而更像是去送死。
最终的结果也正如李建泰所料，军心全无再加上他自己也是无心征战，在保定大败亏输，李建泰本人也被李自成的部将刘方亮捉拿。
然而早在李建泰兵败被俘之前，他就曾给崇祯皇帝上疏说：
“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此时的李建泰是非常的明白，即便是崇祯自己可以“君王死社稷”不走，但是可以把皇子们，特别是太子送到南京，万一北京失守，至少在南京依然可以延续明朝的国祚。
而这个方案也得到了李明睿为首的部分大臣们的肯定，他们再一次向崇祯谏言南迁，尽管当时南下的陆路通道已几近为李自成所阻截，但是依然可以出北京到天津大沽口，走海路直达南京。
于是在三月初四的时候，崇祯在朝堂上再一次谈及到了南迁的事情。
崇祯虽然嘴上说实在质问李明睿等人“是何用意”，但其心中所想的是，不仅要把太子送到南京，更是自己想要离开南下。
只不过，他不愿背上“守土无方，尽失山河”的骂名，他更希望的是大臣们先提出来这样的方案建议。于是他说要自己守卫北京，让太子南下，实际上，他想要的是大臣上疏请求他带着皇子们一起尽快离开北京。
然而事情的最终结果再一次让崇祯失望了，以陈演、光时亨为首的朝堂之上大臣们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光时亨，更是以唐肃宗和唐睿宗的例子告诫崇祯，一旦太子南下，崇祯自己的结局必将非常凄凉，而更重要的提议让太子南下的官员们也必然是心怀鬼胎，存心乱政误国，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不杀李明睿，何以治天下！”
面对此情此景，崇祯皇帝只得再度将南迁事宜作罢，而他也最终失去了最后的逃离机会，就连将皇子们也被崇祯按在了北京没有送走。
据说，当天退朝之后的崇祯非常的气愤，不仅是一个人捶胸顿足，还一怒之下掀翻了桌案。
崇祯没有南迁，成为日后南明小朝廷无法维继的重要原因。
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崇祯皇帝南迁，将不失为继续延续明朝国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一方面，明朝在南京有着一套独立而又完善的行政体系。
换句话说，北京有的衙门，南京全部都有；北京有的六部官职，南京也是一个不落，悉数尽有，并且是全部都有着对应。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史可法就是当时南京的兵部尚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崇祯把所有的北京的官员全部留下，只身一人跑到南京，凭借在南京这一整套完整齐备的行政体系和官员队伍，崇祯依旧能够继续实施政令，以保全明朝国祚，甚至可以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另一方面，就是崇祯就此可以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同时也就此甩掉了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北方地区可以说是天灾人祸不断，内部起义不断，而长城之外又有满清政权不断南下袭扰。尤其是皇太极先后五次越过长城南下劫掠，不仅让明朝的北方地区是一片糜烂，财产、牲畜损失不计其数，人口损失超过千万，经济体系更是完全被破坏。
与此同时，北方的军队早已在与满清政权和农民起义军的连年征战中消耗殆尽。面对这样的家底，面对这样的地域环境，北京，甚至是整个北方地区确实不再值得崇祯继续留守。
而更为关键是，崇祯只要在北京一天，就要处于被“两线作战”的境地，既要面对李自成、张献忠，又要面对清军的进攻。此时的崇祯完全可以将北方的区域让出来，抽身于大顺农民军与八旗铁骑的夹击之中，使得其为了争夺北方地区先掐起来，而自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崇祯困守在了北京，不仅他自己为大明王朝陪葬，更为可惜的是，他的一众皇子也无一幸免，全部成为了“阶下囚”，而这无疑导致了南明小朝廷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解决的“正统性”问题与“合法性”问题。
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的建立，实际上就已经伴随着巨大的分歧。虽然最终小福王朱由崧成功上位，但是对于朱由崧的“合法性”争论从未停歇。尤其是“南渡三案”的相继爆发，不仅让本就让风雨飘摇的弘光政权从内部丧失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加速了朝堂之上的分崩离析，更是直接动摇了弘光政权存续的根基，以至于这个原本最有希望光复明朝统治的政权，仅仅存续了一年时间就覆亡了。
伴随福王弘光政权的倒台，南明又陷入了更加激烈的“正统”争夺战。
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以及后来的永历皇帝、桂王朱由榔，全然不顾强敌大兵压境，是相互攻伐，极大的消耗了自身的实力，从而让清军非常轻易的各个击破，明朝皇族的血脉也就此葬送。
如果崇祯真的能够来到南京，或者让太子，甚至只是一名普通的皇子前来，那么他的“合法性”将不会受到任何的怀疑，“正统性”地位，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挑战，因而许多因为“国本”而产生的问题就此可以避免，那么南明或许真的不会像历史上那样以溃败的方式，迅速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