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的疙瘩扣
文丨王海濱
一
四十歲那年，第一次，我帶著七十三歲的母親去看望我的舅父。
我們乘坐的飛機從山東濟南遙牆機場起飛，經過一個半小時的飛行，到達武漢天河機場，然後乘坐出租車趕到武漢火車站，轉乘了兩個多小時火車到達荊門，又坐表兄弟租來的一輛一汽大眾，顛簸了近一個小時，遠遠地看到一幢年代久遠的宿舍樓下，並肩站著一對清瘦的老夫婦，那是我的舅父和舅母。
生活中，母親很少說到她這個親哥哥，隻言片語中，我知道舅父自幼聰慧，外祖母大字不識一籮筐，把所有厚望都寄予了他，雖然身處農村，舅父卻沒幹過一天農活，一心只讀聖賢書。十七歲學業有成被國家分配到東北一個兵工廠工作。後來，工廠搬遷，又攜家帶口去了湖北。
兵工廠位於湖北荊門一處山坳裡，四面環山，環境倒是幽靜，只是閉塞偏遠，人口稀疏（據說，當年很紅火，如今早已沒有一點紅火的跡象）。舅父住的房子是建於70年代的老宿舍樓，兩居室，不到60平米；兩個表兄和兩個表姐都各自成家，就散住在舅父周圍。
“孩子們婚嫁的都是工廠裡的子弟，所以都住得不遠。”
不等我們搭話，舅父自顧又說：
“廠子早就關停了，年輕人能出去的早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沒出息的。”
兩個表兄弟就很尷尬地訕笑起來，好在舅父話鋒一轉：
“讀書也不一定有出息，我從小就讀書，走得這麼遠，又有什麼好呢？……孩子們都在身邊不是更好嘛……”
母親和舅母的笑容就很憂傷起來。
我們的到來，讓舅父舅母開心得像個孩子，幾天裡，說不完的話。回程的那天早上，我和母親又坐上租來的轎車，搖下車窗，母親抓著舅父的手說：
“哥，我走了，你自己保重，不知道，還能不能再來看你……”
話音未說完，母親就把車窗搖上了，因為她開始失聲大哭。我站在車外，輪流去擁抱舅父和舅母，想說幾句諸如“有機會也回家看看”此類的話，但是哽咽失聲，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把舅父緊緊地在胸口抱了一抱——對七十八歲的老人來說，回家看看這種機會幾乎不可能了。
在回荊門市裡的山路上，母親望著窗外綿延的群山，嘴裡翻過來覆過去地念叨著：
“……那麼小，就離開家了，天南地北，老了也回不去……”
似在說給我聽，也似乎是說給自己，淚水擦了流，流了擦，一直流到下車進入火車站，進入檢票口，回身對錶兄和表姐揮手告別，再次變為號啕大哭。
本來，那次去湖北，我還想當面質問舅父幾件事：
1.為什麼在外祖母有生之年不接她老人家到身邊團聚小住？
2.為什麼不回去給外祖母送終，讓外祖母臨終都沒有看到讓她驕傲的兒子。
但都沒有說出口。
在我沿著窄窄的樓道，爬上舅父那位於四樓的房子後，就找到了答案：已經容納了六口人的房間，是根本無法接納外祖母的；山水阻隔，路途迢迢，外祖母是根本從山東到不了湖北的。
晚上，躺在舅父家狹窄擁擠的客廳的沙發上，模模糊糊聽得一間臥室裡舅父和舅母在竊竊私語，聽不清說的是什麼，等到睜開眼睛，想仔細傾聽的時候，腦海裡驀然閃過一個念頭：舅父不會在內心一直怨恨著外祖母吧？
是外祖母逼他讀書識字，因此才遠走他鄉，才山水相隔。
外祖母晚年是不是想明白了呢？
舅父臥室的桌子上擺放著很多老照片，我看了一個遍，發現沒有外祖母的照片。臨上火車前，我把自己隨身帶的外祖母的一張一寸照片掏出來，遞給二表姐，二表姐接過去，很好奇地端詳著說：
“這就是奶奶啊。”
二
五歲那年，我突發高燒不退，來不及找人幫忙，在漆黑的夜裡，母親和小腳的外祖母輪番抱著我，奔走十餘里，趕到縣第二人民醫院，經醫生確診為黃疸型肝炎。外祖母和母親聽罷涕淚滂沱，母親一邊哭一邊就開始張羅著找人去告知在一百多里外上班的父親。外祖母卻不讓，母親霎時翻臉，拽著外祖母的胳膊，就把外祖母往外拽，大嚷著：
“你走吧，你回你家去吧，別管我家的事兒了！嗚，嗚嗚。”
這事不久前，外祖母也阻攔過一次母親。父親的一個同學當了縣人事局局長，有能力把母親從鄉下調到縣城，母親蠢蠢欲動，想帶著我們舉家搬遷。外祖母卻極力反對，理由是母親和我們的出現，會影響父親的事業和生活：
“男人要是整天想著家小，就不會有前途了。”
外祖父生前曾是山東濟南一家百貨公司的部門經理，在省城打拼，外祖母一直是自己帶著子女，安守在家。聽說，外祖父曾想把家室接到身邊，被外祖母拒絕了。
所以，外祖母也不同意母親到縣城去投奔父親，大聲呵斥：
“能有多麼難？不是有我嗎？”
那天，母親拗不過外祖母，只有跑到我們家院子南牆根底下，嚶嚶哭泣。天下著小雨，三個姐姐也跑出去，簇擁到母親身邊，只有我被外祖母摟在懷裡，坐在正房門口，隔著雨簾，奇怪地看著她們。
現在，母親終於把怨氣拋撒了出來，她的力氣很大，外祖母很快就被拽到了病房門口，她的身子已經出了病房，但雙手卻死死拽著門把手，大哭著號叫：
“我不走！我要看著我的孫子！我為什麼要走啊？！我不走！”
很快，母親流著眼淚退回我的病床邊，外祖母馬上奔到另外一側，也哭。
母親和外祖母的爭執招來了無數雙驚訝的目光，眾人都猜測：這對母女這是怎麼了？
外祖母和母親是怎麼了呢？
當時，我並不明白，只是記憶裡還有很多這樣的爭執：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我們一家還住在農村老家，我的大姐和二姐放學回家，剛剛拿出書本，外祖母就走過去，讓她們放下書，去幹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例如，去野地裡拔草回來餵羊餵豬。例如，揹著三姐和我去衚衕口玩會兒，她好趁機把一家人的飯菜做好，或把洗好的一大盆衣服一一晾曬出來，或手腳利索地用早已經晾曬好的袼褙裁剪出幾雙鞋底子，或去雞窩把當天下的雞蛋撿拾回來，鎖在櫥櫃裡——這些雞蛋，是給我和父親專享的，誰也不能動。
母親回來的時候，看到眼裡噙著淚水的大姐和二姐，臉就陰沉下來，但並不馬上發作——母親在鄰村的小學當老師，一天有十四節課，課堂上說的話太多，回到家就一句也不想張口。等到喝口水，吃過飯，有了一點精神，她就會大聲質疑並責怪外祖母為什麼不讓姐姐們看書，外祖母或正在打掃庭院洗刷碗筷，或正在哄我入睡，馬上就會起身“迎敵”，大聲申辯：
“讓她們分擔一點家務，又怎麼了？”
“我不也是為了這個家嗎?”
“我不也是為了減輕你的負擔嗎？”
“……”
外祖母是大嗓門，又句句在理，母親的質疑和責怪被駁斥得稀里嘩啦，一地稀碎，只有流淚，一扭頭，發現大姐拿了一本書又在看，劈手就奪過來，從中間一撕兩半。外祖母上前阻攔，母親卻流著淚恨恨地對外祖母說：
“以前，你不就是這樣撕我的書的嗎？以前，你不就是不讓我上學嗎？這下，你滿意了。”
母親的話像釘子一樣，把外祖母釘在原地，她嘴巴張了幾張，卻什麼也說不出來，就拾起地上的書，撕得更碎：
“就是該撕，就是該撕！”
說完，和衣歪倒在炕上，肩膀輕微地抽動著，大聲嚷著：
“不就是嫌我多餘嗎？明天我就走，就明天！明天回家。”
我走上前去抓她的手，示意不讓她走，外祖母依舊不回頭，但肩膀抽動得更厲害了。
大半夜，母親坐到桌子前，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把撕碎的書本一點點粘連好，放回大姐的書包裡。
母親小時候愛讀書，但是外祖母不同意，幾次偷偷地把母親的書撕碎，幾次去學校把母親往家拽。如果不是母親自己軟磨硬泡，母親是不會讀到師範，又當了老師的。
據說，在我出生之前，外祖母和母親也在大庭廣眾之下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執，巧合的是，也是在醫院裡。母親懷了我以後，實在不堪生活重負，就偷偷跑到醫院，準備做人流手術。一路上走得急，到了醫院門口氣喘吁吁，就想在醫院門外的臺階上休息片刻，就在這個時候，外祖母心急火燎地趕來了，厲聲阻攔。你一言我一語，互不妥協，最後，外祖母拉著母親的手就往回拽，母親不肯，外祖母就大哭：
“這次一定是帶把的，我找人算過了的，必須得生下來!”
母親像剔除衣襟上一團汙穢的飯粒一樣，冷冷地甩開外祖母，毅然決然地往門診大樓裡走，外祖母乾脆坐到了地上，雙手緊緊抱著母親的一條腿：
“妮子，我知道你累啊，可是，有我啊，有我啊……”
母親不聽，把臉扭向一側，拖拽著外祖母往臺階上挪，一步，兩步，到第三步卻掉轉了方向，淚沿著臉頰無聲地流下來，很快就風乾了。她逃跑似的往醫院外走，一點也沒顧忌身後小腳的外祖母。外祖母一邊撩起衣服大襟擦淚一邊緊跟，走得踉踉蹌蹌、跌跌撞撞，一如她從那往後的日子。
我的出生，讓外祖母大喜望外，用肥大的衣襟兜了便宜的水果硬糖，搗著小腳，送遍了全村各家各戶。鄉鄰們有不熟悉的互相打聽：
“是孩子的奶奶嗎？”
“哪兒啊，是姥姥。”
“是姥姥啊——哦——”
那聲“哦”特別意味深長。
我的出生也加重了姐姐們的苦難生活：凡是家中有好吃的，全部都是我獨享，根本沒有姐姐們享用的可能；在物質貧乏的70年代，雞蛋就是好東西，姐姐們只有看雞跑，從不能吃雞蛋。
其實，也不是我獨自享福，等到父親從縣城回來，他就會搶奪我所有的美味，是外祖母把享福的機會給了他：
“你爸爸是家裡的柱子，要是沒有這根柱子，你們一家都得喝西北風去，必須照顧好你爸爸。”
在外祖母的灌輸和教導下，母親對父親照顧有加，從我記事起，父母在一張床上睡覺，都是母親睡外面，父親睡裡面。即便到現在，臥室離洗手間僅幾步遠，母親還是縱容父親夜間起夜用便盆，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親手把父親的便盆送到洗手間倒掉。
母親總說，家裡的好日子是居家搬遷到縣城以後才開始的。
不過，外祖母沒有過幾天這樣的好日子，因為，她中風偏癱了。
原載《北京文學》2020年第8期
創作談
書寫鄉愁
作為一個寫作者，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會睜開“第三隻眼”，掉轉目光，凝神反觀自己的人生和寫作。是什麼決定了我此刻的寫作狀態，是什麼塑造著我念念不忘的主題和形式。有時候，問題把人折磨得異常痛苦。這個過程伴著我寫的每一行話，一路隨行。
人過不惑後，這一問題隨著父親母親的老去，逐漸變得清晰明朗起來。那個曾經立下誓言要與上一代人劃清界線的我，立志活得像一個現代城市人的我，終於活成了他們的樣子：質樸、執拗。而我也同樣從他們渺小又悲壯的人生當中，觸摸到了那濃得化不開的情感內核。
我的寫作大部分圍繞身邊的上一代人。借今天的眼光看，那是一種回憶式的書寫。我偏好那種有力量的回憶，它能夠把我帶回記憶的在場。這種偏執，也許根源於我的成長經歷與此刻的現實。1983年的春天，我離開了生我養我的小村莊，2003年非典時期，我又離開了魯西北那個小城市，跋山涉水，終於尋到了那個叫作夢想的東西。30年，這不僅是一個空間的旅行，更是一個時間的旅行。放下筆，在寫作的間隙，在段落間，在人物與情節的懸停處，我會驚訝於我對過往的執念。
我這一代人，從記事起就在變遷中，就在各種離別與遷徙中，或跟著家人，或獨行。我似乎沒有故鄉，也似乎沒有鄉愁。在我關於故鄉的記憶裡，全部與母親和外祖母有關。幾代女性的日常瑣事，嬉笑怒罵，或喜或悲，夾雜在她們命運裡，構成了有關故鄉的所有含義。說到我的母親、我外祖母，她們的故事是一種微觀、充滿斷層卻又令人驚心動魄的女性的生命歷程。在一個叫作故鄉的空間裡，她們的生命綻放出一幅幅褪色卻又動人的圖景。我的寫作，似乎註定了要用筆去挽留記憶，守護這種圖景，以便在我面對都市與當下時，有一個可以轉身和留戀的地方。
文學的書寫讓我確立了我與那個地方之間遙遠的距離，一段永遠不可能回去的路。一段段有關回憶的故事，有如這段路上的路標，帶領我在需要的時候，望見那個叫作故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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