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的疙瘩扣
文丨王海滨
一
四十岁那年，第一次，我带着七十三岁的母亲去看望我的舅父。
我们乘坐的飞机从山东济南遥墙机场起飞，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武汉天河机场，然后乘坐出租车赶到武汉火车站，转乘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到达荆门，又坐表兄弟租来的一辆一汽大众，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远远地看到一幢年代久远的宿舍楼下，并肩站着一对清瘦的老夫妇，那是我的舅父和舅母。
生活中，母亲很少说到她这个亲哥哥，只言片语中，我知道舅父自幼聪慧，外祖母大字不识一箩筐，把所有厚望都寄予了他，虽然身处农村，舅父却没干过一天农活，一心只读圣贤书。十七岁学业有成被国家分配到东北一个兵工厂工作。后来，工厂搬迁，又携家带口去了湖北。
兵工厂位于湖北荆门一处山坳里，四面环山，环境倒是幽静，只是闭塞偏远，人口稀疏（据说，当年很红火，如今早已没有一点红火的迹象）。舅父住的房子是建于70年代的老宿舍楼，两居室，不到60平米；两个表兄和两个表姐都各自成家，就散住在舅父周围。
“孩子们婚嫁的都是工厂里的子弟，所以都住得不远。”
不等我们搭话，舅父自顾又说：
“厂子早就关停了，年轻人能出去的早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没出息的。”
两个表兄弟就很尴尬地讪笑起来，好在舅父话锋一转：
“读书也不一定有出息，我从小就读书，走得这么远，又有什么好呢？……孩子们都在身边不是更好嘛……”
母亲和舅母的笑容就很忧伤起来。
我们的到来，让舅父舅母开心得像个孩子，几天里，说不完的话。回程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又坐上租来的轿车，摇下车窗，母亲抓着舅父的手说：
“哥，我走了，你自己保重，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来看你……”
话音未说完，母亲就把车窗摇上了，因为她开始失声大哭。我站在车外，轮流去拥抱舅父和舅母，想说几句诸如“有机会也回家看看”此类的话，但是哽咽失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把舅父紧紧地在胸口抱了一抱——对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回家看看这种机会几乎不可能了。
在回荆门市里的山路上，母亲望着窗外绵延的群山，嘴里翻过来覆过去地念叨着：
“……那么小，就离开家了，天南地北，老了也回不去……”
似在说给我听，也似乎是说给自己，泪水擦了流，流了擦，一直流到下车进入火车站，进入检票口，回身对表兄和表姐挥手告别，再次变为号啕大哭。
本来，那次去湖北，我还想当面质问舅父几件事：
1.为什么在外祖母有生之年不接她老人家到身边团聚小住？
2.为什么不回去给外祖母送终，让外祖母临终都没有看到让她骄傲的儿子。
但都没有说出口。
在我沿着窄窄的楼道，爬上舅父那位于四楼的房子后，就找到了答案：已经容纳了六口人的房间，是根本无法接纳外祖母的；山水阻隔，路途迢迢，外祖母是根本从山东到不了湖北的。
晚上，躺在舅父家狭窄拥挤的客厅的沙发上，模模糊糊听得一间卧室里舅父和舅母在窃窃私语，听不清说的是什么，等到睁开眼睛，想仔细倾听的时候，脑海里蓦然闪过一个念头：舅父不会在内心一直怨恨着外祖母吧？
是外祖母逼他读书识字，因此才远走他乡，才山水相隔。
外祖母晚年是不是想明白了呢？
舅父卧室的桌子上摆放着很多老照片，我看了一个遍，发现没有外祖母的照片。临上火车前，我把自己随身带的外祖母的一张一寸照片掏出来，递给二表姐，二表姐接过去，很好奇地端详着说：
“这就是奶奶啊。”
二
五岁那年，我突发高烧不退，来不及找人帮忙，在漆黑的夜里，母亲和小脚的外祖母轮番抱着我，奔走十余里，赶到县第二人民医院，经医生确诊为黄疸型肝炎。外祖母和母亲听罢涕泪滂沱，母亲一边哭一边就开始张罗着找人去告知在一百多里外上班的父亲。外祖母却不让，母亲霎时翻脸，拽着外祖母的胳膊，就把外祖母往外拽，大嚷着：
“你走吧，你回你家去吧，别管我家的事儿了！呜，呜呜。”
这事不久前，外祖母也阻拦过一次母亲。父亲的一个同学当了县人事局局长，有能力把母亲从乡下调到县城，母亲蠢蠢欲动，想带着我们举家搬迁。外祖母却极力反对，理由是母亲和我们的出现，会影响父亲的事业和生活：
“男人要是整天想着家小，就不会有前途了。”
外祖父生前曾是山东济南一家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在省城打拼，外祖母一直是自己带着子女，安守在家。听说，外祖父曾想把家室接到身边，被外祖母拒绝了。
所以，外祖母也不同意母亲到县城去投奔父亲，大声呵斥：
“能有多么难？不是有我吗？”
那天，母亲拗不过外祖母，只有跑到我们家院子南墙根底下，嘤嘤哭泣。天下着小雨，三个姐姐也跑出去，簇拥到母亲身边，只有我被外祖母搂在怀里，坐在正房门口，隔着雨帘，奇怪地看着她们。
现在，母亲终于把怨气抛撒了出来，她的力气很大，外祖母很快就被拽到了病房门口，她的身子已经出了病房，但双手却死死拽着门把手，大哭着号叫：
“我不走！我要看着我的孙子！我为什么要走啊？！我不走！”
很快，母亲流着眼泪退回我的病床边，外祖母马上奔到另外一侧，也哭。
母亲和外祖母的争执招来了无数双惊讶的目光，众人都猜测：这对母女这是怎么了？
外祖母和母亲是怎么了呢？
当时，我并不明白，只是记忆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争执：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一家还住在农村老家，我的大姐和二姐放学回家，刚刚拿出书本，外祖母就走过去，让她们放下书，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例如，去野地里拔草回来喂羊喂猪。例如，背着三姐和我去胡同口玩会儿，她好趁机把一家人的饭菜做好，或把洗好的一大盆衣服一一晾晒出来，或手脚利索地用早已经晾晒好的袼褙裁剪出几双鞋底子，或去鸡窝把当天下的鸡蛋捡拾回来，锁在橱柜里——这些鸡蛋，是给我和父亲专享的，谁也不能动。
母亲回来的时候，看到眼里噙着泪水的大姐和二姐，脸就阴沉下来，但并不马上发作——母亲在邻村的小学当老师，一天有十四节课，课堂上说的话太多，回到家就一句也不想张口。等到喝口水，吃过饭，有了一点精神，她就会大声质疑并责怪外祖母为什么不让姐姐们看书，外祖母或正在打扫庭院洗刷碗筷，或正在哄我入睡，马上就会起身“迎敌”，大声申辩：
“让她们分担一点家务，又怎么了？”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不也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吗？”
“……”
外祖母是大嗓门，又句句在理，母亲的质疑和责怪被驳斥得稀里哗啦，一地稀碎，只有流泪，一扭头，发现大姐拿了一本书又在看，劈手就夺过来，从中间一撕两半。外祖母上前阻拦，母亲却流着泪恨恨地对外祖母说：
“以前，你不就是这样撕我的书的吗？以前，你不就是不让我上学吗？这下，你满意了。”
母亲的话像钉子一样，把外祖母钉在原地，她嘴巴张了几张，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拾起地上的书，撕得更碎：
“就是该撕，就是该撕！”
说完，和衣歪倒在炕上，肩膀轻微地抽动着，大声嚷着：
“不就是嫌我多余吗？明天我就走，就明天！明天回家。”
我走上前去抓她的手，示意不让她走，外祖母依旧不回头，但肩膀抽动得更厉害了。
大半夜，母亲坐到桌子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撕碎的书本一点点粘连好，放回大姐的书包里。
母亲小时候爱读书，但是外祖母不同意，几次偷偷地把母亲的书撕碎，几次去学校把母亲往家拽。如果不是母亲自己软磨硬泡，母亲是不会读到师范，又当了老师的。
据说，在我出生之前，外祖母和母亲也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巧合的是，也是在医院里。母亲怀了我以后，实在不堪生活重负，就偷偷跑到医院，准备做人流手术。一路上走得急，到了医院门口气喘吁吁，就想在医院门外的台阶上休息片刻，就在这个时候，外祖母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厉声阻拦。你一言我一语，互不妥协，最后，外祖母拉着母亲的手就往回拽，母亲不肯，外祖母就大哭：
“这次一定是带把的，我找人算过了的，必须得生下来!”
母亲像剔除衣襟上一团污秽的饭粒一样，冷冷地甩开外祖母，毅然决然地往门诊大楼里走，外祖母干脆坐到了地上，双手紧紧抱着母亲的一条腿：
“妮子，我知道你累啊，可是，有我啊，有我啊……”
母亲不听，把脸扭向一侧，拖拽着外祖母往台阶上挪，一步，两步，到第三步却掉转了方向，泪沿着脸颊无声地流下来，很快就风干了。她逃跑似的往医院外走，一点也没顾忌身后小脚的外祖母。外祖母一边撩起衣服大襟擦泪一边紧跟，走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一如她从那往后的日子。
我的出生，让外祖母大喜望外，用肥大的衣襟兜了便宜的水果硬糖，捣着小脚，送遍了全村各家各户。乡邻们有不熟悉的互相打听：
“是孩子的奶奶吗？”
“哪儿啊，是姥姥。”
“是姥姥啊——哦——”
那声“哦”特别意味深长。
我的出生也加重了姐姐们的苦难生活：凡是家中有好吃的，全部都是我独享，根本没有姐姐们享用的可能；在物质贫乏的70年代，鸡蛋就是好东西，姐姐们只有看鸡跑，从不能吃鸡蛋。
其实，也不是我独自享福，等到父亲从县城回来，他就会抢夺我所有的美味，是外祖母把享福的机会给了他：
“你爸爸是家里的柱子，要是没有这根柱子，你们一家都得喝西北风去，必须照顾好你爸爸。”
在外祖母的灌输和教导下，母亲对父亲照顾有加，从我记事起，父母在一张床上睡觉，都是母亲睡外面，父亲睡里面。即便到现在，卧室离洗手间仅几步远，母亲还是纵容父亲夜间起夜用便盆，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把父亲的便盆送到洗手间倒掉。
母亲总说，家里的好日子是居家搬迁到县城以后才开始的。
不过，外祖母没有过几天这样的好日子，因为，她中风偏瘫了。
原载《北京文学》2020年第8期
创作谈
书写乡愁
作为一个写作者，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睁开“第三只眼”，掉转目光，凝神反观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是什么决定了我此刻的写作状态，是什么塑造着我念念不忘的主题和形式。有时候，问题把人折磨得异常痛苦。这个过程伴着我写的每一行话，一路随行。
人过不惑后，这一问题随着父亲母亲的老去，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那个曾经立下誓言要与上一代人划清界线的我，立志活得像一个现代城市人的我，终于活成了他们的样子：质朴、执拗。而我也同样从他们渺小又悲壮的人生当中，触摸到了那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内核。
我的写作大部分围绕身边的上一代人。借今天的眼光看，那是一种回忆式的书写。我偏好那种有力量的回忆，它能够把我带回记忆的在场。这种偏执，也许根源于我的成长经历与此刻的现实。1983年的春天，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庄，2003年非典时期，我又离开了鲁西北那个小城市，跋山涉水，终于寻到了那个叫作梦想的东西。30年，这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旅行，更是一个时间的旅行。放下笔，在写作的间隙，在段落间，在人物与情节的悬停处，我会惊讶于我对过往的执念。
我这一代人，从记事起就在变迁中，就在各种离别与迁徙中，或跟着家人，或独行。我似乎没有故乡，也似乎没有乡愁。在我关于故乡的记忆里，全部与母亲和外祖母有关。几代女性的日常琐事，嬉笑怒骂，或喜或悲，夹杂在她们命运里，构成了有关故乡的所有含义。说到我的母亲、我外祖母，她们的故事是一种微观、充满断层却又令人惊心动魄的女性的生命历程。在一个叫作故乡的空间里，她们的生命绽放出一幅幅褪色却又动人的图景。我的写作，似乎注定了要用笔去挽留记忆，守护这种图景，以便在我面对都市与当下时，有一个可以转身和留恋的地方。
文学的书写让我确立了我与那个地方之间遥远的距离，一段永远不可能回去的路。一段段有关回忆的故事，有如这段路上的路标，带领我在需要的时候，望见那个叫作故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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