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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已经讨论得太多,似乎也无探究的必要，但由于就此文来说，文化乃最关键之词语,须再加赘述,算作文章的起势。“文化”一词，在近代才受到关注,也是在近代才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胡适在《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诸文中多次谈及文化。他说:“我曾指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决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我们的文化,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一骈文、 律诗、八股、小脚。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从胡适的演讲中,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慨，以及对欧洲文化的艳羡。
胡适
但是请注意，他同时也道出了文化的基本界定。第一,文化具有民族性,或者具有地域性,犹如欧洲与中国文化之不同。第二，文化是固有的。中国文化有固有的,如骈文小脚之类,当然胡适于此还有更详细的罗列,如“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十一项。胡适一定是在批评。第三,文化指向文物制度。文物制度,类似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讲的典章经制,但是又远不能概括。似乎还应包括历史演进中沉淀下来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说文化,为何要从胡适说起?这可是大有深意,用王沉森的话说是“重访”，“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认为这个时代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
文献通考
隐然认为现状便是该事物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它们可能只是近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但是如果重访之前的思想传统,便能得到不一样的视野,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新可能性”。所以，胡适对于文化的解说具有典型的意义。近代社会.中国传统的学术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不得不加以改变,所以章太炎在《留学的目的与方法》中有论:“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而对于“文化”一词的关注以及对于文化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对于文化概念的解释,虽然提及了“文化”一词在中国固有的文字系统中早已有之,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尤其在阐释广义与狭义的区别时，特别谈到了梁启超与爱德华.泰勒的解释,也为一证。
张岱年
也许将“文化”重置于近代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辨析讨论，才显得更有意义,正如甘阳所言:“百余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始终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进行着:中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学校科举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艰难。”谈论文化，须观照当今，才有意义。中国近代史家的“文化”解说中国近代社会的意义,如上文所言凸显了异常激烈的时代精神,王汎森将其形象地称为“两辆对开的火车”而传统中国的学术大树一史学， 亦是如此。正如许冠三所言:“史学之荣枯与文化之兴衰相表里。”
王汎森
那么近代的史学家关于文化之言更值得关注，更值得梳理。通观史书,以解文化之道: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学家中,吕思勉极有可能是读书最多的人,“到23岁时,吕先生已系统地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据学者的估计，对于二十四史，吕先生至少读过四遍以上，这种功夫即使在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有如此功底,吕思勉对于文化也是别有见解。在《吕著中国通史》的“绪论”里，吕思勉集中笔墨探究了文化。他说:“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
吕思勉雕像
一般说来,在对文化进行定义的时候,都会出现“狭义”与“广义”之说,这是一种比较妥当的分析方法，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方法。就此分析可以得知，文化之所以为文化,是人之后之产物,而且是人异于动物的表现。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吕思勉分析文化着重在于文化之文化世界的构建,人的语言、文字、思维、工具,以及由此构建的文化世界的传承，也是他所理解意义上的“进化”。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手与足的分开”,这是一种考古学的说法,而此书成于20世纪30年代,可见吕思勉开放的学术视野。手与足的分开,是人类起源之路上的关键一环，“由猿到人的演变，主要是在从南方古猿到‘能人’的体质形态漫长进化与劳动技能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手足分化、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
人类遗骸
吕思勉先生还有多篇文章宏观地谈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如《中国文化东南早于西北说》《中国文化诊断一说》《中国文化诊断续说一教育界的彗星》等。尤其《中国文化东南早于西北说》,非常缜密地讨论了中国民族起源的基本内容,如人类遗骸、器物,以及气候对于人类起源的影响,有考古学的材料，亦有古代文献的佐证，眼界高远,胸襟开阔,最后得出:“且中国古俗,如食之主于植物也,衣之有卉服及其制宽博也,货币之广用贝也，皆足征其起于东南江海之会焉。故曰，中国文化，始于东南也。”国吕思勉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论述，对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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