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天安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最大的願望就是把這大一統的江山代代相傳，直至萬世。他要抹掉七國之間的差異，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最後達到思想的統一。現在看，秦始皇成功了，雖然大秦帝國沒有傳過三代，但大一統的中華走到了今天。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接了秦始皇的班，進一步統一漢民族的文化思想。秦亡後，分裂傾向有所反彈，要求恢復分封制，各種文化思潮氾濫。漢武帝獨尊儒術，把思想統一在了孔子旗下。儒家主張大一統，講君臣父子、三綱五常，這一切穩定了封建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維護了大國一統。現在看，漢武帝也成功了，自漢代開始，儒家思想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浸透到了每一箇中國人的思想最深處。
所以，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似走向兩個方向，但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說是異曲同工也不為過。
明月海上生
秦始皇的焚書坑書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歷來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於思想的鉗制。
不否認，這兩起事件確實起到了整頓思想的作用，但對於一個大一統王朝來說，思想的統一性是非常重要的，這並不能作為攻訐其的理由。
如果從實際來看待這兩起事件，後世對其的描述有太多的不實之處，多為以訛傳訛。
除了對於思想上的統一之外，焚書坑儒和獨尊儒術的背後，都是有著不得不為之的原因。
“焚書”與“坑儒”，歷來傳說多有歪曲
“焚書”一事其實很簡單，就是李斯建議秦始皇燒了一些書而已，但所燒之書並不是沒有選擇的，也絕非只留了“秦書”。
《史記》當中是這樣講的：
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從這段記載裡可以看到以下幾條信息：
第一，國家修撰的史書中只留秦記史書，其他燒掉；
第二，博士官所職之書，要予以保留；
第三，醫藥卜筮種樹方面的技術類書籍，不燒。
只保留本朝所記史書，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因為國家修史自然會帶有立場，它和私人撰寫的史書所代表的意義也不一樣。
私人撰史，比如司馬遷作《史記》，他自己也說是“一家之言”，代表著他對於歷史的看法，至於讀者信還是不信，那都是無所謂的。
官修史書，它們所代表的是正統地位，所以只能保留本朝所修的歷史。這一傳統是在古代社會中一貫延續的，私修前代歷史那是抄家滅族的大罪，因為這種行為和造反無異。
畢竟，依舊沿用前朝的正統口吻敘事，那就是否認本朝的正統地位，實際上就是造反。
這一點，參考清朝前期的文字獄，很多私修明史還沿用南明紀年的學者，死的不冤。
而對於技術類書籍不消說，這種內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百姓都用得到，自然要保留。
但是，秦朝所燒的其他書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非博士官所職”，也就是說，不是國家正規機構收藏、出版的書籍，統統燒掉。秦朝設立“博士”這一官職，就是掌管史書記事和書籍典章的。
那麼，秦朝是否流通這些書籍呢？是有流通的。
《史記》中“項羽本紀”有這樣一段話：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在此之前記述了項羽曾經學“書”，而在這一段話裡，也有“才氣過人”的評語，並且是和“力能扛鼎”並列的，這是文武雙全。
吳中子弟多為知書之人，他們忌憚項羽，自然不是因為武力打不過他，畢竟項羽自身的身體素質極佳，“力能扛鼎”在歷史上本身也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他們對於項羽的忌憚自然在於其文采上的造詣。
試問，如果秦朝沒有流通書籍，那麼江東子弟所學習的“書”從何而來？
所以，“焚書”並不是像後世流傳的那樣，秦朝見書就燒的行為，也很難想象一個朝代的統治者能做出如此荒謬的決定，這是，沒有現實依據的。
甚至有人懷疑，漢代出現的文化斷層，很多古代典籍的失傳，是因為楚漢相爭的戰火所致，這些珍貴的典籍被銷燬了。
不得不說，這一說法從道理上來講，更能經得起推敲。
“坑儒”事件也不是坑殺儒生，而是坑殺了一些違法犯忌的人，其中以方士居多。但是，這一事件的背後是秦朝廟堂中兩股勢力的交鋒。
秦朝以法家立國，所以必須在大一統之後加強集權制，那麼就一定要施行“郡縣”，而不能再繼續“分封”。
但是，秦朝立國之後，分封和郡縣之爭一直存在。
第一個提出繼續分封的是丞相王綰，也是為了秦國發展考慮，所以秦始皇將這個問題拿到了朝堂之上進行討論。
此時，李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分封制”真正動亂的緣由，不是因為地緣問題，而是因為血緣問題：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也就是說，在分封制最初階段，天子與諸侯那是血緣極近的兄弟，自然不會有問題。但是，幾代人之後呢？血緣關係的逐漸淡化，比如會出現動亂的結局。
所以，這一次的討論，分封自然是不能進行了。
然而，時隔七八年，博士淳于越等人再次提出了應該施行分封制：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從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淳于越是想要“師古”，想要打破法家所建立起來的集權制。
這是動搖了作為統治思想的法家之根基，自然遭到了李斯等人的極力反對，並且將這一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定下了“以古非今”是重罪的條例：
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李斯進一步提出，這樣的思想盛行，會導致國家的動盪不休，上升到了事關國家興亡的高度。
於是，秦朝才出臺了嚴格的措施對輿論進行管控。
那些被“坑殺”的人，都是違背了這一措施。而像淳于越那樣在政令出臺之前發表過言論的人，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懲罰。
所以，“坑儒”不是因為殘暴，而是法家以法治國的具體體現，最終的根由還在於違背了律法之上。
換言之，知法犯法，以身試法，難道還不該殺嗎？
所以，秦朝的“焚書坑儒”實際上是對於思想統一性的一種措施，只不過其施行結果被後世所誤解，以訛傳訛之下，逐漸歪曲，而這種歪曲多是漢朝所為。
“獨尊儒術”，因果倒置下的誤解
漢朝攻擊秦朝的“焚書坑儒”，但其自身也有著對於輿論的把控行為，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代遇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難題，也是唯一一次出現的問題，那就是“帝王合法性”。
在漢代之前，無論是天子還是諸侯，其出身皆為貴族，這是一個慣例，從來沒有被打破。
但是，劉邦是起身亭長終有天下，就違背了這一傳統。
出身如此卑賤的人，最終能當上皇帝，既然打破了固有成規，那就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個解釋很重要，如果不能讓人信服，那麼皇帝的權威性就受到了挑戰。既然出身低微的劉邦可以做皇帝，那麼人人都可以做皇帝；劉邦可以用武力推翻秦朝的統治，那麼別人也可以用武力來推翻漢朝的統治。
這是當時漢朝所面臨的最大的隱患。
從歷史事實來看，漢朝建立短短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憂外患就沒有消停過，外有匈奴，內有叛亂，國家風雨飄搖，與漢武帝之後的漢朝迥然不同。
在這一階段裡，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紛紛嘗試解決“帝王合法性”難題，但都失敗了。
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其所依據的就是快速恢復民生，認為能讓經歷了幾百年戰亂的百姓生活安定，就能得到民心，所以“三十稅一”的政策可謂是寬鬆至極。
結果就是地方迅速坐大，有了可與中央抗衡的能力，叛亂不休。
而法家對於朝堂之上的高壓統治，如郅都、張湯等酷吏的存在，使得整個王朝人心惶惶。
陰陽五行家試圖用五行終始來解釋朝代更替，但自身都爭論不休，連漢朝到底是“水德”、“火德”還是“土德”這一最基礎的問題都沒有定論。
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代表儒家將劉漢天下歸為“天命”這一無法證實但又無法證偽的理由，才使得這一問題得到解決。
所以，從漢代開始，歷來王朝興替都要有點異象出現，這就是“天命”的造勢。
而從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歷來認為儒家所取得獨尊地位是因為皇朝的支持，這其實是因果倒置。
真正的關係應該是，只有儒家解決了困擾漢朝的難題，所以才得到了皇朝的支持，取得了獨尊地位。
這樣一來，後世所有封建朝代都必須尊奉儒家為正統思想，否則就是質疑其所提出的“帝王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質疑自身的合理性。
“焚書坑儒”和“獨尊儒術”，都是對於思想上的管控，但也都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前者是統一思想的具體措施，後者是統一思想的最終結果，兩者並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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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曉兒
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可謂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統一思想，維護皇權統治。
一、秦始皇焚書坑儒
商鞅變法使秦國開始走向強大，秦國國君勵精圖治，在秦始皇時終於一統天下。在一統天下後，“如何讓天下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便成了秦始皇迫切解決的問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統一六國百姓思想，秦始皇開始了一系列的措施，設置郡縣，修建馳道，焚書坑儒等。
①法家在秦國的作用
法家的思想是皇帝要做到大權在握，強幹弱枝，從制度上來防止大臣架空自己，威脅皇權；在地方上防止百姓造反。因此，在統一天下後，秦始皇開始了一系列的措施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 實行三權分立， 設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握行政、軍事、監察大權，讓他們相互制約，相互牽制。
- 設置郡縣，擺脫之前分封制留下的弊端，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郡縣——郡縣制。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垂直統治系統，皇帝的權利可以下到百姓一級，能夠更好的控制百姓。
- 修建馳道。修馳道主要是為了軍事目的，一旦有叛變，能夠迅速地到達平叛。
可以說在法家思想的影響下，秦始皇已經從政治上，軍事上完成了對皇權的鞏固，因此為了開始從思想文化上的鞏固自己的統治。
②焚書坑儒旨在統一思想，維護皇權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雖然秦朝統一了天下，但人們的思想領域還是比較混亂的，仍然處於百家爭鳴的餘溫中。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關鍵是這個民族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因此現在的秦朝需要的就是結束思想混亂的局面。
在進行思想統一的改革前，擺在秦國面前最大的問題是該選擇哪家的學說作為治國方針。在當時最大的兩種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講究以“禮”治國，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對於靠變法強盛起來的秦國自然而然地選擇了繼續用法家的思想來治理國家。
因此，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場文化浩劫便發生了。秦朝以前的書籍除了秦國的史書和專業書籍如醫學，農業等保留了下來，其他盡皆銷燬，民間私藏圖書便以死罪論處。
③法家思想造就了秦國同樣也毀滅了秦國
法家是一種不斷汲取的文化，它不在乎人民的生活，只希望通過變法使得國家強盛。因此，最終的結果就是百姓深受其害，而變法者最終也是身死國滅。
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可謂風光無限，但楚悼王一死，對他滿懷怨恨的楚國貴族就將其射死在楚悼王的墓前；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把所有人當成成功路上的棋子，結果最終車裂而死；韓非子勸解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因為人都是自私和貪婪的，秦王採納了他的思想，認為韓非子有可能也是間隙，將其毒死。
秦國的變法使得秦國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還沒有統一天下前，秦國百姓就已經開始獨自承擔著繁重的賦稅，在連坐和告奸的變法約束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而六國對於秦法也是非常恐懼的，從韓國上黨寧願加入趙國也不願加入秦國就可以看出來。“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隨著秦國他們一統天下，焚書坑儒後，法家思想繼續作為統治思想後，原本的六國百姓的生活一下子就改變了。
“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蓆，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在繁重的徭役，苛刻的法律面前，人人自危。由此秦末農民起義頻發，而大多數的口號則是“天下苦秦久矣”。而漢高祖劉邦在攻佔咸陽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廢除商鞅之法，實行約法三章。
可以說，秦朝是“成也法家，敗也法家”。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擁有高效的汲取能力上，能夠快速高效地發揮出百姓的潛力，從抵抗六國侵略變成滅六國統一天下。但是在建國後，焚書坑儒，法家獨大，使得沒有了可以約束它的力量，導致汲取過度，超出了百姓的承受力，百姓開始紛紛反抗。
二、漢武帝獨尊儒術
“以史為鑑，方知興衰”，這句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口中的話，不管在什麼時候都適用。漢朝初期，漢朝君臣開始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認為主要有兩點：其一便是秦國不斷的汲取民力，導致民不聊生，其二便是秦國的思想文化建設有問題。法家思想是一個只能做不能說的思想學派，公開依靠法家思想不利於統治的穩定，應該要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偽裝，也就是隻能暗中使用法家思想。
①漢朝早期實行的“黃老之術”與漢武帝的思想不符
基於對秦朝滅亡的教訓，漢朝初年開始遵奉“黃老之術”，也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大幅度地降低賦稅，從收一半到“十五賦一”。到景帝時已經達到了“三十賦一”，百姓漸漸富裕起來。同時改革法律，廢除了秦朝時連坐是和告奸的法律，漢朝進入了“文景之治”。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可以說不同於漢景帝的無為而治，漢武帝更像是秦始皇，是一個性格強悍，希望有作為的皇帝。漢武帝在位時期拼命地擴張，不斷地吸取民力，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並且大力地造宮殿和陵墓。此時的漢朝已經不在適合用漢初的“無為而治”來治理國家。
②漢武帝結合法家思想開始獨尊儒術
為了解決今後的思想問題，漢武帝於元光元年開始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隨後董仲舒又明確提出了“三綱五常 ”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鞏固了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處理國家和百姓的關係。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當時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型的重大舉措，在十一年的時間裡通過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使得儒家經學得到了重大的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的正統思想。
三、獨尊儒術是焚書坑儒的延續
無論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還是漢武帝獨尊儒術都是為了統一思想，鞏固自身的統治。而且漢武帝時期的儒術已經經過戰國和漢初的洗禮和當初的孔孟之道有了區別。可以說漢武帝採用的儒家思想已經是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思想—外儒內法。
①獨尊儒術中的儒術已經被法家化
現在我們提到“三綱五常”都會認為這是儒家思想，其實，這個詞最早是法家提出來的。韓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這顯然適合儒家思想不符，因為儒家思想講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種權責對應的關係，而不是“”三綱五常”那種單向的關係。
那麼，為什麼現在三綱就便是我們熟悉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了呢？
主要就是因為董仲舒在向漢武帝提獨尊儒術時，將孔孟之道與法家思想連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在對儒學的改造過程中保留了儒家天命的思想，要求皇帝重視“上天”的想法，通過上天來對皇帝進行警示，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朝時期的儒家文化。
與此同時董仲舒有將皇帝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指出皇帝的權利大於一切，並指出“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的三橫一豎就是指的帝王將天，地，人連接在一起。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臟。
所以百姓應無條件的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大臣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這要比法家更加註重皇帝的權利。
②漢武帝時的儒家繼承了法家韓非子勢的思想
除了君權的強化，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法家勢的思想，強調要樹立皇帝的權威。“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威分則失權。”這裡的“威便是韓非子的“勢”，都是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
除了樹立皇帝的權威，董仲舒還主張愚民，要求百姓“可使守事從上而已”，只要聽從上級命令就行這也與法家的愚民相呼應。
③獨尊儒術為皇權披上了仁義的外衣
漢武帝獨尊儒術讓皇權獲得了仁義道德的外衣，對皇權進行了部分約束，但並沒有妨礙皇權的實際運行。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經過漢朝之後幾代皇帝的發展，儒家思想已經逐漸成熟，達到了外儒內法的地步——表面越來越像儒家，內在越來越像法家。
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將法家治國思想加以利用，逐漸形成了一個皇權至高無上，但又相對有利於百姓的思想。新時期的儒家思想打破了法家一直以來無限汲取百姓的弊端，開始有節制的汲取百姓的力量，進一步促進了國家的穩定發展。
結語
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都是為了統一思想，鞏固自己的皇權地位，穩定國家，但在採取的方法上雖然有差別，但目的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