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天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大一统的江山代代相传，直至万世。他要抹掉七国之间的差异，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最后达到思想的统一。现在看，秦始皇成功了，虽然大秦帝国没有传过三代，但大一统的中华走到了今天。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接了秦始皇的班，进一步统一汉民族的文化思想。秦亡后，分裂倾向有所反弹，要求恢复分封制，各种文化思潮泛滥。汉武帝独尊儒术，把思想统一在了孔子旗下。儒家主张大一统，讲君臣父子、三纲五常，这一切稳定了封建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维护了大国一统。现在看，汉武帝也成功了，自汉代开始，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浸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最深处。
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走向两个方向，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说是异曲同工也不为过。
明月海上生
秦始皇的焚书坑书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历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于思想的钳制。
不否认，这两起事件确实起到了整顿思想的作用，但对于一个大一统王朝来说，思想的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能作为攻讦其的理由。
如果从实际来看待这两起事件，后世对其的描述有太多的不实之处，多为以讹传讹。
除了对于思想上的统一之外，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的背后，都是有着不得不为之的原因。
“焚书”与“坑儒”，历来传说多有歪曲
“焚书”一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了一些书而已，但所烧之书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也绝非只留了“秦书”。
《史记》当中是这样讲的：
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看到以下几条信息：
第一，国家修撰的史书中只留秦记史书，其他烧掉；
第二，博士官所职之书，要予以保留；
第三，医药卜筮种树方面的技术类书籍，不烧。
只保留本朝所记史书，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国家修史自然会带有立场，它和私人撰写的史书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
私人撰史，比如司马迁作《史记》，他自己也说是“一家之言”，代表着他对于历史的看法，至于读者信还是不信，那都是无所谓的。
官修史书，它们所代表的是正统地位，所以只能保留本朝所修的历史。这一传统是在古代社会中一贯延续的，私修前代历史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因为这种行为和造反无异。
毕竟，依旧沿用前朝的正统口吻叙事，那就是否认本朝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就是造反。
这一点，参考清朝前期的文字狱，很多私修明史还沿用南明纪年的学者，死的不冤。
而对于技术类书籍不消说，这种内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百姓都用得到，自然要保留。
但是，秦朝所烧的其他书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非博士官所职”，也就是说，不是国家正规机构收藏、出版的书籍，统统烧掉。秦朝设立“博士”这一官职，就是掌管史书记事和书籍典章的。
那么，秦朝是否流通这些书籍呢？是有流通的。
《史记》中“项羽本纪”有这样一段话：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在此之前记述了项羽曾经学“书”，而在这一段话里，也有“才气过人”的评语，并且是和“力能扛鼎”并列的，这是文武双全。
吴中子弟多为知书之人，他们忌惮项羽，自然不是因为武力打不过他，毕竟项羽自身的身体素质极佳，“力能扛鼎”在历史上本身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他们对于项羽的忌惮自然在于其文采上的造诣。
试问，如果秦朝没有流通书籍，那么江东子弟所学习的“书”从何而来？
所以，“焚书”并不是像后世流传的那样，秦朝见书就烧的行为，也很难想象一个朝代的统治者能做出如此荒谬的决定，这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甚至有人怀疑，汉代出现的文化断层，很多古代典籍的失传，是因为楚汉相争的战火所致，这些珍贵的典籍被销毁了。
不得不说，这一说法从道理上来讲，更能经得起推敲。
“坑儒”事件也不是坑杀儒生，而是坑杀了一些违法犯忌的人，其中以方士居多。但是，这一事件的背后是秦朝庙堂中两股势力的交锋。
秦朝以法家立国，所以必须在大一统之后加强集权制，那么就一定要施行“郡县”，而不能再继续“分封”。
但是，秦朝立国之后，分封和郡县之争一直存在。
第一个提出继续分封的是丞相王绾，也是为了秦国发展考虑，所以秦始皇将这个问题拿到了朝堂之上进行讨论。
此时，李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分封制”真正动乱的缘由，不是因为地缘问题，而是因为血缘问题：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也就是说，在分封制最初阶段，天子与诸侯那是血缘极近的兄弟，自然不会有问题。但是，几代人之后呢？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比如会出现动乱的结局。
所以，这一次的讨论，分封自然是不能进行了。
然而，时隔七八年，博士淳于越等人再次提出了应该施行分封制：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从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淳于越是想要“师古”，想要打破法家所建立起来的集权制。
这是动摇了作为统治思想的法家之根基，自然遭到了李斯等人的极力反对，并且将这一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定下了“以古非今”是重罪的条例：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进一步提出，这样的思想盛行，会导致国家的动荡不休，上升到了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
于是，秦朝才出台了严格的措施对舆论进行管控。
那些被“坑杀”的人，都是违背了这一措施。而像淳于越那样在政令出台之前发表过言论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
所以，“坑儒”不是因为残暴，而是法家以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最终的根由还在于违背了律法之上。
换言之，知法犯法，以身试法，难道还不该杀吗？
所以，秦朝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对于思想统一性的一种措施，只不过其施行结果被后世所误解，以讹传讹之下，逐渐歪曲，而这种歪曲多是汉朝所为。
“独尊儒术”，因果倒置下的误解
汉朝攻击秦朝的“焚书坑儒”，但其自身也有着对于舆论的把控行为，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难题，也是唯一一次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帝王合法性”。
在汉代之前，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其出身皆为贵族，这是一个惯例，从来没有被打破。
但是，刘邦是起身亭长终有天下，就违背了这一传统。
出身如此卑贱的人，最终能当上皇帝，既然打破了固有成规，那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解释很重要，如果不能让人信服，那么皇帝的权威性就受到了挑战。既然出身低微的刘邦可以做皇帝，那么人人都可以做皇帝；刘邦可以用武力推翻秦朝的统治，那么别人也可以用武力来推翻汉朝的统治。
这是当时汉朝所面临的最大的隐患。
从历史事实来看，汉朝建立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忧外患就没有消停过，外有匈奴，内有叛乱，国家风雨飘摇，与汉武帝之后的汉朝迥然不同。
在这一阶段里，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纷纷尝试解决“帝王合法性”难题，但都失败了。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其所依据的就是快速恢复民生，认为能让经历了几百年战乱的百姓生活安定，就能得到民心，所以“三十税一”的政策可谓是宽松至极。
结果就是地方迅速坐大，有了可与中央抗衡的能力，叛乱不休。
而法家对于朝堂之上的高压统治，如郅都、张汤等酷吏的存在，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惶惶。
阴阳五行家试图用五行终始来解释朝代更替，但自身都争论不休，连汉朝到底是“水德”、“火德”还是“土德”这一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定论。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代表儒家将刘汉天下归为“天命”这一无法证实但又无法证伪的理由，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所以，从汉代开始，历来王朝兴替都要有点异象出现，这就是“天命”的造势。
而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历来认为儒家所取得独尊地位是因为皇朝的支持，这其实是因果倒置。
真正的关系应该是，只有儒家解决了困扰汉朝的难题，所以才得到了皇朝的支持，取得了独尊地位。
这样一来，后世所有封建朝代都必须尊奉儒家为正统思想，否则就是质疑其所提出的“帝王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质疑自身的合理性。
“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都是对于思想上的管控，但也都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前者是统一思想的具体措施，后者是统一思想的最终结果，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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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晓儿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统一思想，维护皇权统治。
一、秦始皇焚书坑儒
商鞅变法使秦国开始走向强大，秦国国君励精图治，在秦始皇时终于一统天下。在一统天下后，“如何让天下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便成了秦始皇迫切解决的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统一六国百姓思想，秦始皇开始了一系列的措施，设置郡县，修建驰道，焚书坑儒等。
①法家在秦国的作用
法家的思想是皇帝要做到大权在握，强干弱枝，从制度上来防止大臣架空自己，威胁皇权；在地方上防止百姓造反。因此，在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开始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 实行三权分立， 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让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制。
- 设置郡县，摆脱之前分封制留下的弊端，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郡县——郡县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系统，皇帝的权利可以下到百姓一级，能够更好的控制百姓。
- 修建驰道。修驰道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一旦有叛变，能够迅速地到达平叛。
可以说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秦始皇已经从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了对皇权的巩固，因此为了开始从思想文化上的巩固自己的统治。
②焚书坑儒旨在统一思想，维护皇权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虽然秦朝统一了天下，但人们的思想领域还是比较混乱的，仍然处于百家争鸣的余温中。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关键是这个民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现在的秦朝需要的就是结束思想混乱的局面。
在进行思想统一的改革前，摆在秦国面前最大的问题是该选择哪家的学说作为治国方针。在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讲究以“礼”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对于靠变法强盛起来的秦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继续用法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
因此，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文化浩劫便发生了。秦朝以前的书籍除了秦国的史书和专业书籍如医学，农业等保留了下来，其他尽皆销毁，民间私藏图书便以死罪论处。
③法家思想造就了秦国同样也毁灭了秦国
法家是一种不断汲取的文化，它不在乎人民的生活，只希望通过变法使得国家强盛。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百姓深受其害，而变法者最终也是身死国灭。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可谓风光无限，但楚悼王一死，对他满怀怨恨的楚国贵族就将其射死在楚悼王的墓前；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把所有人当成成功路上的棋子，结果最终车裂而死；韩非子劝解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人都是自私和贪婪的，秦王采纳了他的思想，认为韩非子有可能也是间隙，将其毒死。
秦国的变法使得秦国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还没有统一天下前，秦国百姓就已经开始独自承担着繁重的赋税，在连坐和告奸的变法约束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而六国对于秦法也是非常恐惧的，从韩国上党宁愿加入赵国也不愿加入秦国就可以看出来。“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随着秦国他们一统天下，焚书坑儒后，法家思想继续作为统治思想后，原本的六国百姓的生活一下子就改变了。
“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在繁重的徭役，苛刻的法律面前，人人自危。由此秦末农民起义频发，而大多数的口号则是“天下苦秦久矣”。而汉高祖刘邦在攻占咸阳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商鞅之法，实行约法三章。
可以说，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拥有高效的汲取能力上，能够快速高效地发挥出百姓的潜力，从抵抗六国侵略变成灭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在建国后，焚书坑儒，法家独大，使得没有了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汲取过度，超出了百姓的承受力，百姓开始纷纷反抗。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
“以史为鉴，方知兴衰”，这句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口中的话，不管在什么时候都适用。汉朝初期，汉朝君臣开始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便是秦国不断的汲取民力，导致民不聊生，其二便是秦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有问题。法家思想是一个只能做不能说的思想学派，公开依靠法家思想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应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也就是只能暗中使用法家思想。
①汉朝早期实行的“黄老之术”与汉武帝的思想不符
基于对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朝初年开始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大幅度地降低赋税，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到景帝时已经达到了“三十赋一”，百姓渐渐富裕起来。同时改革法律，废除了秦朝时连坐是和告奸的法律，汉朝进入了“文景之治”。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可以说不同于汉景帝的无为而治，汉武帝更像是秦始皇，是一个性格强悍，希望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在位时期拼命地扩张，不断地吸取民力，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并且大力地造宫殿和陵墓。此时的汉朝已经不在适合用汉初的“无为而治”来治理国家。
②汉武帝结合法家思想开始独尊儒术
为了解决今后的思想问题，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开始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随后董仲舒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 ”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巩固了中央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处理国家和百姓的关系。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当时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型的重大举措，在十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使得儒家经学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的正统思想。
三、独尊儒术是焚书坑儒的延续
无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自身的统治。而且汉武帝时期的儒术已经经过战国和汉初的洗礼和当初的孔孟之道有了区别。可以说汉武帝采用的儒家思想已经是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思想—外儒内法。
①独尊儒术中的儒术已经被法家化
现在我们提到“三纲五常”都会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其实，这个词最早是法家提出来的。韩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这显然适合儒家思想不符，因为儒家思想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权责对应的关系，而不是“”三纲五常”那种单向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现在三纲就便是我们熟悉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了呢？
主要就是因为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独尊儒术时，将孔孟之道与法家思想连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在对儒学的改造过程中保留了儒家天命的思想，要求皇帝重视“上天”的想法，通过上天来对皇帝进行警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与此同时董仲舒有将皇帝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指出皇帝的权利大于一切，并指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的三横一竖就是指的帝王将天，地，人连接在一起。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
所以百姓应无条件的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大臣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这要比法家更加注重皇帝的权利。
②汉武帝时的儒家继承了法家韩非子势的思想
除了君权的强化，董仲舒还继承了韩非子法家势的思想，强调要树立皇帝的权威。“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这里的“威便是韩非子的“势”，都是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
除了树立皇帝的权威，董仲舒还主张愚民，要求百姓“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只要听从上级命令就行这也与法家的愚民相呼应。
③独尊儒术为皇权披上了仁义的外衣
汉武帝独尊儒术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对皇权进行了部分约束，但并没有妨碍皇权的实际运行。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
经过汉朝之后几代皇帝的发展，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熟，达到了外儒内法的地步——表面越来越像儒家，内在越来越像法家。
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家治国思想加以利用，逐渐形成了一个皇权至高无上，但又相对有利于百姓的思想。新时期的儒家思想打破了法家一直以来无限汲取百姓的弊端，开始有节制的汲取百姓的力量，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发展。
结语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稳定国家，但在采取的方法上虽然有差别，但目的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