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舉從隋唐開始實行，直至清朝光緒帝三十一年（1905年）才壽終正寢，歷1300多年。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中華大地如火如荼進行科舉考試之時，有一個國家也通過學習隋唐制度，建立了一整套類似的科舉制度。這個國家，就是日本。
日本是中國周邊國家中，最早實施科舉制的國家。但與中國延綿不絕、存續千年的科舉制不同，日本的科舉制——或者稱之為“貢舉制”也是最早結束的。
那麼為什麼日本“遣唐使”從唐朝潛心學來的制度卻在本土短暫存在就“早夭”了？
日本貢舉制的制度設計存在哪裡不合理之處，這些不合理之處又為日本發展埋下了怎樣的伏筆？
今天我們就從日本貢舉制的繼承和貴族化中，來看日本式的科舉制為何最早建立、卻也最早終結的深層次原因。
一、本土化的日本科舉制
日本的科舉制，現代學者稱之為貢舉制。所謂貢，即是“貢人”，這些人是從日本的地方教育機構——國學推薦的優秀考生；所謂舉，即為“舉人”，這些人是從中央設立的教學機構——大學推薦的優秀考生。所以，這種選拔人才的方式，我們稱它為“貢舉制”。
在日本古籍《令義解》中有這樣的記載：“貢者，依令，諸國貢人。舉者，若別敕令舉，及大學送官者為舉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者。”
從這句話中，我們能清楚地瞭解到日本貢舉制的名稱來源。
但是，日本在進行“大化改新”之時，密集派遣“遣唐使”從唐朝學習而來的先進制度，卻不得不在本土實踐的過程中做出必要的改變，其原因有主要以下三點：
- 1. 日本在唐朝時期還處在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的過程中，而中華大唐已經處在封建社會的上升期。
- 2. 日本的社會文化相對而言比較落後，大多數平民並不識字，學校教育還是貴族的“特權”
- 3. 作為剛剛建立起來的封建集權國家，日本整體的行政能力還非常有限，難以管控到鄉村一級。
因此，在政治、文化、生活、經濟等等方面都不如唐朝的情況下，顯然照搬而來的科舉制必須根據自身國情做出必要的改變，從而致使日本的科舉制度也有了它自己的特色。
正如日本學者所言，日本還未能達到實行科舉制的階段，強行實行科舉制，就必須要做出調整。
那麼日本的貢舉制改變或者特色在哪裡呢？
二、貴族化的貢舉制
從上文我們得知，能夠參與貢舉考試的人員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從地方官辦教育國學推薦而來的考生，叫做“貢人”；第二類是從中央官辦教育大學推薦而來的考生，叫做“舉人”。
那為什麼說它是貴族化的制度呢？其中奧秘就在這些能夠入學者的身份上。
日本著名研究學者宮崎市定曾說：“日本製定律令的時期，雖然在絕對年代上與唐朝處於同一時代，但就社會發展水平而言，決不能說處於相同的時代。”
日本在隋唐時期處在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過程中，因此在制度設計上自然會偏向於舊的貴族階級。比如在入學資格上。
第一，大學的入學資格
在《律令·職員令》中，對大學的入學資格進行的規定：“凡大學生取五位以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聽。”
這句話中有“五位”、“東西史部”、“八位”等名詞我們不知。但在《令義解》中，對此又有詳細的解釋。
“稱貴者，皆據三位以上。其五位以上者，即為通貴。”
原來，日本在改革的過程中，將官員從上到下分為30階。第一位到第三位屬於高級貴族，也就是“稱貴者”；第四位和第五位稱之為“中下級貴族”，也就“通貴”。
而“東西史部”則是外來移民的統稱 ，這些人大多有技能、會文書，居住在“皇城左右”，屬於“知識分子”，因此他們的子孫也在參與貢舉之內的範圍內。
那什麼叫做“八位以上子，情願者聽”呢？
就是那些官階在五位以下、八位以上的官員，他們不屬於貴族，但是如果他們的子孫有參加入學的願望，也可以考慮的。
第二，國學的入學資格。
日本國學的入學資格有一定的限制比例。根據《律令·職員令》中的規定，日本的國學學生，“大國50人，上國40人，中國30人，下國20人。”並且，學生的身份首先選擇“郡司子弟”。
也就是說，不僅中央對地方的入學名額有著明確的規定，而且還規定了學生首先選擇當地官員的子孫。
在入學名額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官員子弟都不一定能夠有學上，普通的平民百姓更是隻能作為“替補上場”，而且機會微乎其微。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就能感受到日本貢舉制明顯的貴族化傾向。首先能夠參加貢舉的名額很少，其次又只對部分特權官員開放，這種制度，與其說是日本的科舉制，不如說只是有其名而無其實。
古代日本的統治階層早在設計制度之初，就將平民排除在考試的大門之外。貢舉的參與者是按照特權大小排隊進入的，是以貴族官員為核心的科舉制度，這與隋唐的科舉制有著明顯的區別。
科舉制設計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打破門閥壟斷官員問題，從而使得國家能夠“不拘一格降人才”。對日本統治者來說，他們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並也進行過努力。
如在公元728年，日本就開始招募文章生20人和明法生10人，對這些人的身份也不做過多要求。
據《令集解·職員令》中記載：“簡取雜任及白丁聰慧，不須限年多少者。”
這些“雜任”，指的就是衛兵、衛士等官府中的低級職員，白丁，指的就是普通百姓。這種制度安排，就是為了讓底層職員、平明百姓有入學參加貢舉的機會。雖然從實踐的效果上來看，日本並未有多少“雜任”、“白丁”進入官辦教育中學習，而且主要的學科均由貴族把控，難以突破。
在貢舉制並未解除門閥壟斷官員的問題時，它的存在也如滔天洪水中的小小白蓮，很快就被新的制度所替代而崩潰。
三、蔭位制度加劇了貢舉制走向覆滅
日本不僅從唐朝學習了“科舉制”，還向唐朝學習了“蔭位制度”。蔭位制度的設計本意，其實是實行科舉制中間的一個過渡制度。這個制度是為了讓那些可以依據父祖官位的人員循例入仕，從而保證新的制度安全落地的一種妥協。
在唐朝，蔭位制度隨著科舉制的興盛而逐漸走向沒落，天下人才均選擇積極應考、通過正當考試入仕，而這在日後成為了一種大勢，並在南宋煥發出奪目光彩。
但在日本，蔭位制度與貢舉制度定位重疊，作用卻相反。本已勉強將貴族子弟“消化”的貢舉制，在蔭位制度的衝擊之下，變得不再重要，甚至不必存在。
日本的貴族子弟只要年滿二十一，便可根據父輩祖輩的恩蔭而獲得官位，
那麼有如此之途，他們為什麼要參加考試而入仕呢？下圖是日本蔭位制度的詳細劃分。
古代日本蔭位制度
由此而來，這種蔭位制度促使“五位以上子孫，歷代相襲，冠蓋相望。”
顯然，為了源源不斷將可造之材輸之國家的貢舉制度，與近乎世襲的蔭位制度存在本質上的衝突，變成了門第取官。在這種制度的刺激下，“高級貴族”的子弟不再想著通過數年的寒窗苦讀入仕，而是寄希望於祖輩父輩的蔭護擁有官位。
而且，這些高級貴族的子弟，他們21歲就能夠走到其他普通貴族子弟20-30年都無法走到的位置，難免打擊他們的積極性。這又讓那些低級貴族受挫，出現了“無意果業”的現象。
最終，在門閥化和家族化的制度設計下，貢舉制很快就走向了終結。
四、總結
在古代，科舉制是通過考試競爭來平等選拔優秀人才的一種先進制度，甚至影響了現代的選拔人才設計。但是日本在實施過程中卻背離了這一初衷，將貢舉的參加者拘囿於貴族範圍之內，從一開始就設計了身份限制，拋棄了“平等”的原則，讓這種制度成為了“雞肋”。
同時，在蔭位制度的刺激之下，又讓貢舉製出現了進一步的畸形。讓那些能夠參加貢舉的人員不再選擇貢舉製作為入仕之途，而是仰靠父輩的蔭護，從而白白浪費了低級職員和平明百姓一生都得不到的機會。
日本的貢舉制度，從一開始就是服務於國內的貴族制度，它沒有起到“網羅天下人才”的目的，而是加劇貴族的門閥化和家族化，最終隨著貴族的衰落而走向了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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