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从隋唐开始实行，直至清朝光绪帝三十一年（1905年）才寿终正寝，历1300多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进行科举考试之时，有一个国家也通过学习隋唐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类似的科举制度。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最早实施科举制的国家。但与中国延绵不绝、存续千年的科举制不同，日本的科举制——或者称之为“贡举制”也是最早结束的。
那么为什么日本“遣唐使”从唐朝潜心学来的制度却在本土短暂存在就“早夭”了？
日本贡举制的制度设计存在哪里不合理之处，这些不合理之处又为日本发展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今天我们就从日本贡举制的继承和贵族化中，来看日本式的科举制为何最早建立、却也最早终结的深层次原因。
一、本土化的日本科举制
日本的科举制，现代学者称之为贡举制。所谓贡，即是“贡人”，这些人是从日本的地方教育机构——国学推荐的优秀考生；所谓举，即为“举人”，这些人是从中央设立的教学机构——大学推荐的优秀考生。所以，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我们称它为“贡举制”。
在日本古籍《令义解》中有这样的记载：“贡者，依令，诸国贡人。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者。”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到日本贡举制的名称来源。
但是，日本在进行“大化改新”之时，密集派遣“遣唐使”从唐朝学习而来的先进制度，却不得不在本土实践的过程中做出必要的改变，其原因有主要以下三点：
- 1. 日本在唐朝时期还处在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而中华大唐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期。
- 2. 日本的社会文化相对而言比较落后，大多数平民并不识字，学校教育还是贵族的“特权”
- 3. 作为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集权国家，日本整体的行政能力还非常有限，难以管控到乡村一级。
因此，在政治、文化、生活、经济等等方面都不如唐朝的情况下，显然照搬而来的科举制必须根据自身国情做出必要的改变，从而致使日本的科举制度也有了它自己的特色。
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日本还未能达到实行科举制的阶段，强行实行科举制，就必须要做出调整。
那么日本的贡举制改变或者特色在哪里呢？
二、贵族化的贡举制
从上文我们得知，能够参与贡举考试的人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地方官办教育国学推荐而来的考生，叫做“贡人”；第二类是从中央官办教育大学推荐而来的考生，叫做“举人”。
那为什么说它是贵族化的制度呢？其中奥秘就在这些能够入学者的身份上。
日本著名研究学者宫崎市定曾说：“日本制定律令的时期，虽然在绝对年代上与唐朝处于同一时代，但就社会发展水平而言，决不能说处于相同的时代。”
日本在隋唐时期处在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过程中，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自然会偏向于旧的贵族阶级。比如在入学资格上。
第一，大学的入学资格
在《律令·职员令》中，对大学的入学资格进行的规定：“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
这句话中有“五位”、“东西史部”、“八位”等名词我们不知。但在《令义解》中，对此又有详细的解释。
“称贵者，皆据三位以上。其五位以上者，即为通贵。”
原来，日本在改革的过程中，将官员从上到下分为30阶。第一位到第三位属于高级贵族，也就是“称贵者”；第四位和第五位称之为“中下级贵族”，也就“通贵”。
而“东西史部”则是外来移民的统称 ，这些人大多有技能、会文书，居住在“皇城左右”，属于“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子孙也在参与贡举之内的范围内。
那什么叫做“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呢？
就是那些官阶在五位以下、八位以上的官员，他们不属于贵族，但是如果他们的子孙有参加入学的愿望，也可以考虑的。
第二，国学的入学资格。
日本国学的入学资格有一定的限制比例。根据《律令·职员令》中的规定，日本的国学学生，“大国50人，上国40人，中国30人，下国20人。”并且，学生的身份首先选择“郡司子弟”。
也就是说，不仅中央对地方的入学名额有着明确的规定，而且还规定了学生首先选择当地官员的子孙。
在入学名额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官员子弟都不一定能够有学上，普通的平民百姓更是只能作为“替补上场”，而且机会微乎其微。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能感受到日本贡举制明显的贵族化倾向。首先能够参加贡举的名额很少，其次又只对部分特权官员开放，这种制度，与其说是日本的科举制，不如说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古代日本的统治阶层早在设计制度之初，就将平民排除在考试的大门之外。贡举的参与者是按照特权大小排队进入的，是以贵族官员为核心的科举制度，这与隋唐的科举制有着明显的区别。
科举制设计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打破门阀垄断官员问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对日本统治者来说，他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也进行过努力。
如在公元728年，日本就开始招募文章生20人和明法生10人，对这些人的身份也不做过多要求。
据《令集解·职员令》中记载：“简取杂任及白丁聪慧，不须限年多少者。”
这些“杂任”，指的就是卫兵、卫士等官府中的低级职员，白丁，指的就是普通百姓。这种制度安排，就是为了让底层职员、平明百姓有入学参加贡举的机会。虽然从实践的效果上来看，日本并未有多少“杂任”、“白丁”进入官办教育中学习，而且主要的学科均由贵族把控，难以突破。
在贡举制并未解除门阀垄断官员的问题时，它的存在也如滔天洪水中的小小白莲，很快就被新的制度所替代而崩溃。
三、荫位制度加剧了贡举制走向覆灭
日本不仅从唐朝学习了“科举制”，还向唐朝学习了“荫位制度”。荫位制度的设计本意，其实是实行科举制中间的一个过渡制度。这个制度是为了让那些可以依据父祖官位的人员循例入仕，从而保证新的制度安全落地的一种妥协。
在唐朝，荫位制度随着科举制的兴盛而逐渐走向没落，天下人才均选择积极应考、通过正当考试入仕，而这在日后成为了一种大势，并在南宋焕发出夺目光彩。
但在日本，荫位制度与贡举制度定位重叠，作用却相反。本已勉强将贵族子弟“消化”的贡举制，在荫位制度的冲击之下，变得不再重要，甚至不必存在。
日本的贵族子弟只要年满二十一，便可根据父辈祖辈的恩荫而获得官位，
那么有如此之途，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考试而入仕呢？下图是日本荫位制度的详细划分。
古代日本荫位制度
由此而来，这种荫位制度促使“五位以上子孙，历代相袭，冠盖相望。”
显然，为了源源不断将可造之材输之国家的贡举制度，与近乎世袭的荫位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变成了门第取官。在这种制度的刺激下，“高级贵族”的子弟不再想着通过数年的寒窗苦读入仕，而是寄希望于祖辈父辈的荫护拥有官位。
而且，这些高级贵族的子弟，他们21岁就能够走到其他普通贵族子弟20-30年都无法走到的位置，难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又让那些低级贵族受挫，出现了“无意果业”的现象。
最终，在门阀化和家族化的制度设计下，贡举制很快就走向了终结。
四、总结
在古代，科举制是通过考试竞争来平等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先进制度，甚至影响了现代的选拔人才设计。但是日本在实施过程中却背离了这一初衷，将贡举的参加者拘囿于贵族范围之内，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身份限制，抛弃了“平等”的原则，让这种制度成为了“鸡肋”。
同时，在荫位制度的刺激之下，又让贡举制出现了进一步的畸形。让那些能够参加贡举的人员不再选择贡举制作为入仕之途，而是仰靠父辈的荫护，从而白白浪费了低级职员和平明百姓一生都得不到的机会。
日本的贡举制度，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国内的贵族制度，它没有起到“网罗天下人才”的目的，而是加剧贵族的门阀化和家族化，最终随着贵族的衰落而走向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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