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歷時14年撰寫的《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這部書曾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由此也可以看出《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那麼，這本書是如何寫成的呢？
1. 司馬遷的家世和家庭。司馬遷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太史公自序》中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週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司馬遷這段對家世的自序，表現了司馬遷對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史官家庭的自豪感，也加強了他以修史為己任的責任感。他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曾做太史令。另外，司馬談任太史令時，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便利條件，修著一部記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但卻未能如願，臨死時，他就把這一未能實現的學術理想留給了司馬遷，他在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當時司馬遷含著淚對父親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太史公自序》)司馬談死後3年，司馬遷繼父職為太史令，就開始蒐集材料，做寫作上的準備。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即著手起草《史記》。可見司馬遷在學術思想上、事業理想上的抱負是與他的家庭環境和父親的影響有著密切關係的。
2. 青、中年時代的漫遊。司馬遷寫作《史記》，不僅與他博覽群書、整理過大量歷史文獻有關，而且與他漫遊祖國各地，廣泛地訪問遺聞舊事，考察各地社會狀況和了解風土人情有密切關係。司馬遷在青、中年時代，他就曾出遊到了長江中、下游和山東、河南等許多地方。再後來他到過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地區，併到屈原自沉的汨羅江上做了憑弔。
3. 遭李陵之禍。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發生了李陵出擊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馬遷根據平時對李陵的瞭解，認為李陵並非真心投降，而是想找機會報答漢朝。武帝認為他是在有意為李陵辯護，因此，把他下獄治罪。他因"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報任安書》)於天漢三年（前98 年），遭到殘酷的宮刑。這樁極不幸的遭遇，對司馬遷的思想影響很大。司馬遷最初開始修史時，是出於和父親同樣的動機和目的。把修史看作是 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太史公自序》），是為了頌揚聖君賢臣的德行功績，潤色鴻業。經歷李陵之禍後，他的心態也發生變化，一方面他對封建統治者的殘酷性和上層社會的世態炎涼有了痛苦而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為了雪清恥辱，更加發憤著書，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完成《史記》的寫作。
4. 從社會發展來看，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發展的一個高峰。司馬遷生當西漢帝國建立以後的武帝之世，這正是周秦以來第一個統一大帝國昌盛的時代。在這樣穩定的社會大環境之下，統治者有了更多的精力來豐富精神生活，而文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同時這種穩定的社會局面也為當時的讀書人著書立說提供了一個較為安定的環境。
由此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史記》的成書過程是非常艱辛的，而身為作者的司馬遷更是飽嘗心酸苦楚。正是驗證了那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古今成大事者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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