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的华为，正是外部强敌环伺，内部派别林立的大混乱、大发展的关键阶段。仅仅凭借一款横杀四方的C&C08新一代自研数字程控交换机和新开发的万门机，华为就狠狠地咬入了当时正是兴旺发展的国内公话市场。
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任总之所以能带领华为将士横冲直突，从一家名不见经传，专门做代理生意的小作坊，快速成长为一家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国内十强电子企业，其中最大的原因，一个是对市场契机的准确预判和把握，另一个就是在科研实力上不遗余力的进行投入和发展。这才有了后续华为创造更多“中华有为”的行业奇迹的底蕴基础。
但超高速的发展，也对这家在当时成立不过10年的民营企业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就是来自于外部行业龙头企业的围堵和压制。当时的中国通信市场，七国八制，真的是“大争鸣、大迁越”的关键时期。整个市场基本被上海贝尔、阿尔卡特、AT&T等国际一线厂商以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和不计成本的市场投入而垄断。剩下的一点份额，还要与包括中兴、巨龙等有国资背景的国内厂商同场竞争，作为后起之秀，又是民营起家的华为，真是不占任何优势。
其次，好不容易从外部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华为，又面临着来自于内部管理和组织上的巨大压力。由于早期任正非采取的管理策略就是大力放权，让“英雄儿女们上前线”去大有作为，这确实给予了区域各市场团队的极大的权力与灵活性去积极的拓展市场、发展业务，但后期各办事处负责人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派系和功臣队伍，听调不听宣，对于当时华为机关（总部）对于全国市场和业务团队的管理都造成了极大的滞障。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了孙亚芳带领全国市场负责人集体大辞职的主要背景。就是要打破这种管理和组织上的僵局，为后续的华为腾飞做好机动准备。
但毕竟所谓的“诸侯割据”毕竟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真正让任正非感到有如烫手山芋的却是身边最为看重的研发团队，确切的说，是华为的两个“宝宝”之间的“一哥之争”。这两宝正是郑宝用和李一男。说起来这二位之所以不太平，其实根本问题还就是出在任正非这里。那会他为了防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搞得就是一个“均衡之道”，一提一压、一打一报，想的就是要用二人彼此制衡、互为羁绊，但没想到弄巧成拙，最终导致了李一男的出走。
要不按理说，李一男是郑宝用的师弟，系出同门，又是前后脚加入了华为，原本感情应该一直不错。但随着李一男被任正非坐火箭式的升了上来后，没过两年，已经与大他七八岁的郑宝用快平起平坐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宝”郑宝用可就坐不住了。开始利用自己资历深、职级又高一级的优势，处处压制李一男的发展。而李一男这位天之骄子一路也是横着过来的，自然不甘心次次吃瘪，也拉帮结伙的开始跟郑宝用对着干。凡是你提议要做的事情，我就一律反对，非得跟你拧着来，时间长了，华为上下都知道这两位不对付，也都等着看，任总又会怎么办。
终于，任正非眼瞅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开始出来想做“和事老”，曾当众指着这二位语重心长的对在场人们说，“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盖茨”。毕竟这两个“宝宝”都是华为的心肝之宝，折损了哪个都得疼得受不了。后来还干脆将李一男保护性的调离了研发中心，但已为时已晚，这场“比尔斗盖茨”的一哥之争，终于还是以李一男的离职出走告终，华为也因此元气大伤，两败俱损。事后任正非公开回忆，也认为是由于自己的管理失误，没有处理好郑宝用和李一男的关西，导致了最终以一方“出走创业”的收场，实在是他三十余年企业管理中最大败笔之一，可见任总对此事的反思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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