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有一家神奇的公司。知道它名字的人并不多，但有上千万人都在用他的产品。它在过去近20年总是全球首先研发出病毒测试。如2003年的Sars、2006年的禽流感(H5N1)、猪流感(H1N1) 、2012年的MERS以及2020年的新冠状病毒。这家公司叫什么？它的创始人，既这位“病毒猎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0多年前，柏林自由大学晶体学研究所有一位23岁生物学博士生。他在业余时间专门为其他科学家提供免费基因片段，比如用它来检测继承植物功能。
后来他想想，为什么不卖给他们呢？
“在没有商业计划书的前提下，我跟一位大学同学购买了一台属于我们自己的DNS合成器，“他这样回忆道。
这套设备价值3,5万马克。两位博士生当时没那么多钱。通过跟卖方协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他们可以先使用，三个月后再付。于是，他们拼了命地干活，赚到1,5万马克。依然不够，只能向家长借。
当时柏林墙刚倒不久。
好景不长，他的合伙人，也是一位博士生，几乎把公司的全部资金都耗尽了。没办法，他只能从对方手里把公司另一半也买了下来。“这是血一般的经验，“他这样回忆。1994年，公司从零点开始。至今为止，他都没有时间完成博士论文。这位年轻创始人叫Olfert Landt。他是TIB Molbiol的创始人，一位“病毒猎人“。
Olfert Landt
公司总部坐落于柏林Schöneberg区的工业园。办公楼是一个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砖砌建筑。目前约有30多名员工，在美国、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设有分公司。
TIB Molbiol官方网站
Landt从一开始就没有制订公司成长目标或战略目标。他从来不打广告，也不做宣传，但全球医学实验室对这家小公司的名气却如雷贯耳。业内人士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都是TIB Molbiol首先研发出病毒试剂盒。
TIB Molbiol自己并没有拥有独家专利。世上很多公司都能生产病毒试剂盒，唯一显著的区别是: 没它这么快，没这么彻底。
为什么这家不为人知的小公司的产品总是领先所有其它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竞争对手？„我们跟很多病毒学家合作。“ Landt这样表示。
根据所报告的疾病症状，他们很早就推测出是感染了冠状病毒。当他们获悉基因序列后，在短短几天内就开发出用于人工阳性的测试。最后在实验室生产病毒试剂盒。再接下来是如何进一步优化测试。
„我们必须要时刻关注病毒异变，然后再必须提供升级版测试。这是一场与病毒的持续斗争。“ Landt这样说道。此次病毒的检测、设计和研发都来自柏林Charité医院病毒研究所，所长是Drosten教授。“我们只是立即把它做成试剂盒的形状。“ 为什么这家公司的速度每次都最快，还有两个因素。
1. 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他们一开始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包括Drosten提供的意见)，这是一种新冠病毒。然后立即投入针对新病毒试剂盒的生产。
2. 在过去30载，他们年年如一日反复只做同一件事。“当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时，是一种乐于接受的挑战。“ Landt这样说道。
Charité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度 -无论是从特异性或灵敏度的角度而言– 高到惊人的“远远超过99%“。
当他被问起，如何看待其它生产病毒试剂盒的竞争对手时，Landt回复说: „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这家小公司根本不可能单独为全世界生产试剂盒。有更多公司生产试剂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能更及时地捕捉到病毒异变。“
TIB Molbiol很有可能是柏林当下最热门的公司。自今年一月份起，这家不为大众所知的企业已经向全世界60多个国家生产了上千万个试剂盒。每周150万，甚至更多。销售量从今年二月份起增加了三倍，营业额从150万欧元上涨到450万欧元。按照以往经验，每当出现新病毒，该公司销售额会立马上涨两倍，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逐渐回归均值。
„对于我而言，金钱不是动力，而是客户的好评。在过去30年，公司一直都处于盈利状态。我早已实现财务自由。我认为自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而且知道可以帮助他人的感觉也特别好。“
Landt: “总是想着必须要成长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疾病，只有肿瘤才这样“
TIB Molbiol的病毒试剂盒销售价只要2,5欧，但以半价卖给世卫组。如果贫穷国家向他订购适当数量，Landt甚至会免费赠送。疫情在非洲爆发是让他最担心的事，因为那里并没有运作良好的卫生系统。
这位企业家对德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方式和速度持有批判性态度。„慢慢地将风险上调会有致命的后果。最晚当我们看到意大利的惨烈状况后，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严重风险。总之，疫情被低估了，所以反应的比较慢，“ Landt这样认为。
他不仅仅限制于独自担忧，而是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相关人士，比如联邦卫生部部长。据他接受《南德意志日报》的采访中说道：„早在2月9日我就对联邦卫生部长说过我的担忧。那是在菩提树下大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的首场演出时的第一个中场休息时，我说:斯潘先生，请原谅我冒昧打扰，我叫Landt，我们生产新冠病毒测试剂。请您告诉公众实情，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毒。他反问，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说，十分之三的感染者是重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标志。但他说，这个从统计学上来说并不可靠。我又说，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我们一个小公司在一个月里就已经卖了一百万份试剂，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估计，等到市面上有疫苗最少还需要再过半年至一年时间。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遏制病毒蔓延。假如病毒找不到继续传播的受害者，它就会死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停止所有体育活动，关闭歌剧院和电影院。最早要到七月份。他本人与妻子都是歌剧热爱者，今后的人生规划之一是看更多歌剧作品，但当下愿意放弃。他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此期间出现在柏林俱乐部里。
对公司员工，他也有一套应对风险措施。 „当柏林疫情患者数量超过1000人时，我给所有员工租车。它比公共交通更安全。“在他看来，原因很简单，只要有一位员工被感染，公司就必须关闭，否则他们提供的病毒试剂盒会被污染，测试结果也是错的。
公司仓库里还储存着很多其它病毒试剂盒，比如流行性感冒、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细菌与脑部炎症等等。走廊上还挂着禽流感(2006)、非典(2006)、猪流感(2012)和MERS的图片。
这位德国企业家也准备提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试剂盒，比如伊朗、巴基斯坦，缅甸和俄罗斯。由于欧盟(德国)正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因此他被禁出口。理论上讲，只要德国政府给他提供“有罪不罚“的保证书就可以出口他的试剂盒到以上被制裁国家。此举或许能拯救很多人的性命。
但现实总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复杂。所有来自这些国家的购买意愿都只能被他谢绝。“曾经被政客们制订的法律(指经济制裁)最起码可以在特殊时间内暂时失效，“ 他这样评论道。“伊朗正处于水生火热之中。“
德国的官僚主义也是Landt批评的对象之一。原本他可以更早向中国发送试剂盒，但由于德国官方对他试剂盒使用的审批程序的低效率，他不得已又多等了一段时间。„据说在审批期间有一位工作人员生病了，但又没有人替代他。“ 他这样抱怨道。同一时间，一个又一个疫情患者在中国先后死去。那是在今年一月份。
当德国关闭幼儿园和学校后，TIB Molbiol很多员工不能如常上班，因为他们要在家照顾孩子。他们同样也在为抗疫做出贡献，但官方只提供医院工作人员的孩子们相关幼儿园位置。幸好，TIB Molbiol总部隔壁一家名叫New Wave的创意公司(主要负责举办或组织各种派对活动)老板对他说，因为疫情，所有派对被取消，他的员工反正也没事，可以提供相关人力援助。对此，Landt表示无限感激。
三月中旬，特朗普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businessweek》的报道
„这家德国公司自疫情爆发后生产出了四百万份病毒试剂盒。“
当Landt被媒体问起，贵公司目前很热门，特朗普发推特、Bloomberg也做了报道。你们之前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型企业，您怎么看待这种突如其来的曝光率？ Landt有点不屑地回复说: „还有《CNN》、《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过。我觉得比较烦人。“
更难以想象的是，德国政府或柏林市政府居然没有一个人联系过这家公司。Landt带有一种讽刺的语气说道: „对他们而言，我们是不存在的。显然，我们还没有被列入系统性有关的公司。“
以前，他本人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一点或两点，有时候还通宵。当他被问起的时候，他回复说: „病毒是不休息的。“
现在他会试着正常睡眠。"假如大量减少睡眠时间，人体免疫功能会受影响，这在当下可不是明智之举。"
图文摘自新华二代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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