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有一家神奇的公司。知道它名字的人並不多，但有上千萬人都在用他的產品。它在過去近20年總是全球首先研發出病毒測試。如2003年的Sars、2006年的禽流感(H5N1)、豬流感(H1N1) 、2012年的MERS以及2020年的新冠狀病毒。這家公司叫什麼？它的創始人，既這位“病毒獵人“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30多年前，柏林自由大學晶體學研究所有一位23歲生物學博士生。他在業餘時間專門為其他科學家提供免費基因片段，比如用它來檢測繼承植物功能。
後來他想想，為什麼不賣給他們呢？
“在沒有商業計劃書的前提下，我跟一位大學同學購買了一臺屬於我們自己的DNS合成器，“他這樣回憶道。
這套設備價值3,5萬馬克。兩位博士生當時沒那麼多錢。通過跟賣方協商，雙方很快達成一致: 他們可以先使用，三個月後再付。於是，他們拼了命地幹活，賺到1,5萬馬克。依然不夠，只能向家長借。
當時柏林牆剛倒不久。
好景不長，他的合夥人，也是一位博士生，幾乎把公司的全部資金都耗盡了。沒辦法，他只能從對方手裡把公司另一半也買了下來。“這是血一般的經驗，“他這樣回憶。1994年，公司從零點開始。至今為止，他都沒有時間完成博士論文。這位年輕創始人叫Olfert Landt。他是TIB Molbiol的創始人，一位“病毒獵人“。
Olfert Landt
公司總部坐落於柏林Schöneberg區的工業園。辦公樓是一個擁有一百多年曆史的磚砌建築。目前約有30多名員工，在美國、波蘭、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設有分公司。
TIB Molbiol官方網站
Landt從一開始就沒有制訂公司成長目標或戰略目標。他從來不打廣告，也不做宣傳，但全球醫學實驗室對這家小公司的名氣卻如雷貫耳。業內人士都知道，在一般情況下都是TIB Molbiol首先研發出病毒試劑盒。
TIB Molbiol自己並沒有擁有獨家專利。世上很多公司都能生產病毒試劑盒，唯一顯著的區別是: 沒它這麼快，沒這麼徹底。
為什麼這家不為人知的小公司的產品總是領先所有其它規模更大，資金更雄厚的競爭對手？„我們跟很多病毒學家合作。“ Landt這樣表示。
根據所報告的疾病症狀，他們很早就推測出是感染了冠狀病毒。當他們獲悉基因序列後，在短短几天內就開發出用於人工陽性的測試。最後在實驗室生產病毒試劑盒。再接下來是如何進一步優化測試。
„我們必須要時刻關注病毒異變，然後再必須提供升級版測試。這是一場與病毒的持續鬥爭。“ Landt這樣說道。此次病毒的檢測、設計和研發都來自柏林Charité醫院病毒研究所，所長是Drosten教授。“我們只是立即把它做成試劑盒的形狀。“ 為什麼這家公司的速度每次都最快，還有兩個因素。
1. 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他們一開始就做出了正確的判斷(包括Drosten提供的意見)，這是一種新冠病毒。然後立即投入針對新病毒試劑盒的生產。
2. 在過去30載，他們年年如一日反覆只做同一件事。“當你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時，是一種樂於接受的挑戰。“ Landt這樣說道。
Charité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僅速度快，而且準確度 -無論是從特異性或靈敏度的角度而言– 高到驚人的“遠遠超過99%“。
當他被問起，如何看待其它生產病毒試劑盒的競爭對手時，Landt回覆說: „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這家小公司根本不可能單獨為全世界生產試劑盒。有更多公司生產試劑盒還有另外一個優勢: 能更及時地捕捉到病毒異變。“
TIB Molbiol很有可能是柏林當下最熱門的公司。自今年一月份起，這家不為大眾所知的企業已經向全世界60多個國家生產了上千萬個試劑盒。每週150萬，甚至更多。銷售量從今年二月份起增加了三倍，營業額從150萬歐元上漲到450萬歐元。按照以往經驗，每當出現新病毒，該公司銷售額會立馬上漲兩倍，並且會持續一段時間，然後逐漸迴歸均值。
„對於我而言，金錢不是動力，而是客戶的好評。在過去30年，公司一直都處於盈利狀態。我早已實現財務自由。我認為自己需要承擔社會責任，而且知道可以幫助他人的感覺也特別好。“
Landt: “總是想著必須要成長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疾病，只有腫瘤才這樣“
TIB Molbiol的病毒試劑盒銷售價只要2,5歐，但以半價賣給世衛組。如果貧窮國家向他訂購適當數量，Landt甚至會免費贈送。疫情在非洲爆發是讓他最擔心的事，因為那裡並沒有運作良好的衛生系統。
這位企業家對德國政府的疫情應對方式和速度持有批判性態度。„慢慢地將風險上調會有致命的後果。最晚當我們看到意大利的慘烈狀況後，我們應該將其視為嚴重風險。總之，疫情被低估了，所以反應的比較慢，“ Landt這樣認為。
他不僅僅限制於獨自擔憂，而是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相關人士，比如聯邦衛生部部長。據他接受《南德意志日報》的採訪中說道：„早在2月9日我就對聯邦衛生部長說過我的擔憂。那是在菩提樹下大街國家歌劇院，《玫瑰騎士》("Rosenkavalier")的首場演出時的第一個中場休息時，我說:斯潘先生，請原諒我冒昧打擾，我叫Landt，我們生產新冠病毒測試劑。請您告訴公眾實情，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病毒。他反問，我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我說，十分之三的感染者是重症，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標誌。但他說，這個從統計學上來說並不可靠。我又說，難道不是很奇怪嗎，我們一個小公司在一個月裡就已經賣了一百萬份試劑，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他估計，等到市面上有疫苗最少還需要再過半年至一年時間。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遏制病毒蔓延。假如病毒找不到繼續傳播的受害者，它就會死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建議停止所有體育活動，關閉歌劇院和電影院。最早要到七月份。他本人與妻子都是歌劇熱愛者，今後的人生規劃之一是看更多歌劇作品，但當下願意放棄。他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此期間出現在柏林俱樂部裡。
對公司員工，他也有一套應對風險措施。 „當柏林疫情患者數量超過1000人時，我給所有員工租車。它比公共交通更安全。“在他看來，原因很簡單，只要有一位員工被感染，公司就必須關閉，否則他們提供的病毒試劑盒會被汙染，測試結果也是錯的。
公司倉庫裡還儲存著很多其它病毒試劑盒，比如流行性感冒、沙門氏菌、諾如病毒、細菌與腦部炎症等等。走廊上還掛著禽流感(2006)、非典(2006)、豬流感(2012)和MERS的圖片。
這位德國企業家也準備提供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國家試劑盒，比如伊朗、巴基斯坦，緬甸和俄羅斯。由於歐盟(德國)正對他們進行經濟制裁，因此他被禁出口。理論上講，只要德國政府給他提供“有罪不罰“的保證書就可以出口他的試劑盒到以上被制裁國家。此舉或許能拯救很多人的性命。
但現實總比人們想象的要更復雜。所有來自這些國家的購買意願都只能被他謝絕。“曾經被政客們制訂的法律(指經濟制裁)最起碼可以在特殊時間內暫時失效，“ 他這樣評論道。“伊朗正處於水生火熱之中。“
德國的官僚主義也是Landt批評的對象之一。原本他可以更早向中國發送試劑盒，但由於德國官方對他試劑盒使用的審批程序的低效率，他不得已又多等了一段時間。„據說在審批期間有一位工作人員生病了，但又沒有人替代他。“ 他這樣抱怨道。同一時間，一個又一個疫情患者在中國先後死去。那是在今年一月份。
當德國關閉幼兒園和學校後，TIB Molbiol很多員工不能如常上班，因為他們要在家照顧孩子。他們同樣也在為抗疫做出貢獻，但官方只提供醫院工作人員的孩子們相關幼兒園位置。幸好，TIB Molbiol總部隔壁一家名叫New Wave的創意公司(主要負責舉辦或組織各種派對活動)老闆對他說，因為疫情，所有派對被取消，他的員工反正也沒事，可以提供相關人力援助。對此，Landt表示無限感激。
三月中旬，特朗普在推特上轉發了一篇《businessweek》的報道
„這家德國公司自疫情爆發後生產出了四百萬份病毒試劑盒。“
當Landt被媒體問起，貴公司目前很熱門，特朗普發推特、Bloomberg也做了報道。你們之前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型企業，您怎麼看待這種突如其來的曝光率？ Landt有點不屑地回覆說: „還有《CNN》、《華盛頓郵報》也都報道過。我覺得比較煩人。“
更難以想象的是，德國政府或柏林市政府居然沒有一個人聯繫過這家公司。Landt帶有一種諷刺的語氣說道: „對他們而言，我們是不存在的。顯然，我們還沒有被列入系統性有關的公司。“
以前，他本人常常在實驗室工作到凌晨一點或兩點，有時候還通宵。當他被問起的時候，他回覆說: „病毒是不休息的。“
現在他會試著正常睡眠。"假如大量減少睡眠時間，人體免疫功能會受影響，這在當下可不是明智之舉。"
圖文摘自新華二代在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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