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5日，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的创举，为中国现代登山运动揭开了光辉的一页。自此，中国登山队跨入了世界强队行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了国家任务而登山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登山进入了更加自主和开放的时代，而珠穆朗玛峰依旧雄伟地屹立在那里，敞开胸怀迎接来自四面八方、心怀不同梦想的攀登者。再度重温半个多世纪前那段开创性的历史，一个个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瞬间经过岁月的沉淀，将感动与震撼留存在你我心间......
1960年5月25日，以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为代表的中国登山队登顶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人首次站在世界之巅，也是人类首次实现从北坡登顶珠峰。
从“埃非勒士”到“珠穆朗玛”
19世纪中叶，英国人开始测量喜马拉雅山，由于他们是在印度平原遥测的，并未进入西藏和尼泊尔，从而对这些高峰的名称也一概不知。当时他们只是采用罗马数字的排列方法，从东到西，排列号数。珠穆朗玛峰位列第十五。
1858年，经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批准，将他们不知道名字的珠穆朗玛峰定名为“埃非勒士峰”（或“额菲尔士”、“埃佛勒斯”，均为英文Everest音译），以纪念他们测量此峰时的印度测量局局长、英国人埃非勒士上校。
殊不知，西方人对珠峰的测量，比中国已经晚了130多年。公元1714年—1715年，清政府从北京派出曾在钦天监学过数学的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专程进入西藏地区测绘地图。
当时，他们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直接深入到珠穆朗玛峰下，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珠峰的位置和高度进行了初步的测量。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间完成的《黄舆全览图》上，便明确地标上了珠峰的位置，并定名为“朱母郎马阿林”。
这份地图1719年被制成满文铜版，1721年被制成汉文木版，1733年又在欧洲制成法文地图。在这些地图上，珠穆朗玛峰以满、汉、法等不同文字的出现确定了它的名称，这份地图可以说是关于珠峰最早的历史文献。
此后，在《大清一统志》等文献中多次载有“朱母拉马山”、“朱母郎马”等名称，1822年的《皇朝地理图》和1844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上都标名为“珠穆朗玛”。
然而，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地图均沿用“埃非勒士峰”这一名称，甚至在解放初期，我国编撰的地志舆图也因袭这个名称。1952年5月8日，我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就珠穆朗玛峰名称等问题发出通报，指出“‘埃非勒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
逼上珠峰又遭意外变化
近代对珠穆朗玛峰的探险与攀登最早始于1893年，但这一次以及1904年、1913年英国军队组织的3次探险活动均因当地藏族人民的反对而未能真正开展。直到1921年，英军登山队才第一次进入西藏进行攀登活动，习惯上都把这一次当做珠峰的第一次登山活动。
从1921年至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之前，珠峰的正式登山活动一共进行过15次，其中成功的仅有两次，并且都是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进行的，分别是1953年5月29日11时30分，英国登山队的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峰，他们发表的山峰高度为8882米；1956年5月23日上午10时，瑞士探险队的史密特、玛尔敏特、列依斯、贡钦4人登顶，他们发表的珠峰高度是8848米。
1958年初，苏联登山运动协会致函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请求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共同攀登珠峰。鉴于中苏两国特殊的友邻关系，以及中国队计划在1958年至1960年3年内从北坡登上珠峰的考虑，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其实，攀登珠峰不仅仅是学习苏联发展登山运动那么简单，在这背后有着更加深远的政治意义。
据王富洲回忆，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着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1953年登顶珠峰的尼泊尔向导丹增成为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人可谓是“逼上珠峰”。
按照中苏双方的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5月正式攀登。然而，此后不久西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联合攀登活动被迫暂时中止。
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撤回了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体委做出了仍按原定3年内登珠峰的决定，于1960年春天单独组队从北坡攀登珠峰。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跃进”带来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抹去，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又笼罩的天空。
国家体委和中国登山协会组织了100多人的强大登山队，力图以人力的优势从珠峰北坡登顶成功。同时，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拨专款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购买了所需登山装备和器材，并且在一年之内修筑了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长达380多公里的公路。
1960年，共有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新西兰、尼泊尔、南斯拉夫、伊朗10个国家的12支队伍在喜马拉雅山区活动，其中绝大多数登山队的目标直指珠峰。
此时，中国登山队也开到了珠峰脚下。
01
第一次行军
抵达6940米“珠穆朗玛冰胡同”
1958年11月，登山队侦察组进至珠峰实地侦察。侦察组发现了从北坡攀登的3条可能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中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由东上）北坳—东北山脊—顶峰；第二条路线是：中绒布冰川—（由西上）北坳—东北山脊—顶峰；第三条路线是：中绒布冰川—西山脊—顶峰。经过反复比较研究，攀登珠峰行动计划选择了第一条路线。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正式组成，队长兼党委书记史占春、副队长许竞、副书记王凤桐。全队共有队员214人，来自全国各地和不同的工作岗位，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科研工作者。其中女队员11人，藏族队员占1/3左右，全队平均年龄24岁。
3月中旬，登山队进驻珠峰，在海拔5120米、5400米、5900米和6400米分别建立了大本营和一、二、三号营地。
3月27日早晨，副队长许竞率领北坳侦察组从三号营地出发，前往北坳探路，队员还有王凤祥、刘连满、刘大义、彭淑力和王振华。他们的任务是为大队通过北坳寻找、开辟一条能往返经过数百人次的安全路线。
没有向导、没有精确的地图，北坳的地形在1958年的侦察之后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任务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侦察组选择了避开裂缝及冰崩雪崩区的路线前进，但同时面临着坡度大、容易发生滑坠的危险。
几个人轮番开路，在冰坡上上升到海拔6860米处，被一道高20米、近乎直立的冰崖挡住了去路。冰崖上有一道垂直的冰裂缝，宽约1米。许竞同队员们研究后，决定沿着这条被他们成为“珠穆朗玛冰胡同”的裂缝攀登上去，刘大义先上，王凤祥保护。
由于冰雪不太坚实，冰锥无法打牢，王凤祥便用冰镐凿出了几个窝状的台阶，然后刘大义叉开两腿、蹬在两侧冰壁的台阶上，利用这几点支撑身体，一下一下向上挪动。
随后许竞发现，“冰胡同”的上部，冰的透明度较大，估计冰层较硬，便建议刘大义打冰锥试试。一试，果然打牢了。于是，他便打一个冰锥跨上一步，登到了“冰胡同”顶部固定好了软梯。
他与随后上来的彭淑力一起，对“冰胡同”进行了侦察，发现由这往上是一个坡度为30度的雪坡，积雪很深，长有200米左右。这段雪坡可以作为大队的临时宿营地。
雪坡尽头是一道又高又陡的冰雪陡坡，高约50米，陡坡下的高度是6950米。他们估计从这个陡坡上去，便是北坳的顶部了。
02
第二次行军：抵达7200米
修通北坳“登山公路”
4月11日，修路组全体队员从三号营地向北坳出发，当晚队伍宿营在“冰胡同”顶部6950米处。
12日，在侦察组没有登上的北坳最后一个冰雪陡坡下，史占春、张俊岩、屈银华、陈荣昌开始了修路工作。
队员用冰镐代替冰锥，把3把冰镐成“品”字形打入冰雪里，只让镐头露在外面，然后把软梯的上端固定在牢固的镐头上，软梯的下端下垂到坡下的雪堆上。于是，这段20多米高的冰雪陡坡终于也成了通途。
此后，按结组的顺序，登山队依次登上了已经挂好软梯的冰雪陡坡。左拐斜插了一段之后，走在最前面的史占春感到有一股奇寒的风从上方猛扑下来，他紧走几步，便已站在了北坳顶部。
北坳这条山坳顶上只有20多米宽，窄的地方还不及10米，全部覆盖了厚厚的积雪。在北坳顶部，张俊岩带领绝大多数队员开始挖雪洞，储存第三次行军所用的物资，并且搭抗风性试验帐篷。
随后，史占春带领侦察组沿北山脊继续向上，不到3个小时便到达了海拔7200米高度的一个雪坡。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北山脊和8100米附近的路线，向下则可以一览无余地俯视北坳营地和6400米营地。
海拔7200米以上还有一段雪坡，雪坡之上紧连着碎石坡，很多风化破碎的巨大石块突出地立在小沟槽里，摇摇欲坠。再高一些，山脊更为狭窄，坡度也增大了，到“第一台阶”才变缓了一点。
在他们所在的位置总也看不出“第一台阶”有“台阶”的特点，他们估计是角度的原因，不过初步判断从北山脊上达8100米高度的路线不会有多大问题，“第一台阶”可以绕着上去，关键问题在“第二台阶”。
此次行军有40人史无前例地通过北坳，而且从北坳底部到北坳顶端的行军路线上，90%的地段进行了整修，并设置了安全保护设施，建成了世界登山史上少有的“登山公路”。
这条“公路”大大节约了行军时间，缩短了距离顶峰的路程，成为第二次行军的最大成果。
03
第三次行军
抵达8659米几欲突破“第二台阶”
此后，由于天气不利于8000米以上活动，大队在大本营休整了11天。4月25日，登山队离开大本营开始了第三次行军。
29日下午1时，队伍达到北坳顶部。此后从北坳沿北山脊向南进发时，天气突变，队员们只能紧伏在地忍受暴虐的高空风，才能不被刮走，风小时也只能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前进中高空风更加猛烈，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冻伤相继发生。
傍晚，队伍终于走到了冰坡的尽头，在海拔7400米冰雪岩石交接的地区宿营。此时负责运输的队伍才到达7200米，只能就地挖雪洞过夜，第二天中午才与大队汇合。
由于极度疲劳、冻伤和严重的高反，原来30多人的运输队严重减员，只有12人上到了7400米，主力队员陈荣昌、王振华也因严重冻伤不得不下撤接受治疗。
5月1日，天气晴朗，登山队向着新高度出发。此时，运输队只剩下8名队员。主力队员王富洲走到7500米时突然倒下了，他从1958年参加登山以来一向以体力好和高山适应能力强而闻名全队，此时倒下让大家十分纳闷。
直到王凤桐打开他的背包、想帮他减负时才找到答案：原来王富洲的背包里竟装了3个大氧气瓶。史占春把自己的氧气面罩给王富洲戴上，王富洲终于渐渐苏醒了。
5月2日，在从7600米到7800米一直负责开路的刘连满由于劳累过度，出现了严重的高反而昏迷，而且苏醒后怎么也站不起来。3名队员留下来负责陪护他并接应运输队，史占春、许竞、拉巴才仁和米马4人继续前进，于深夜11点到达8100米目的地。
3日凌晨1时，石竞和贡布赶到8100米营地，3时王凤桐和返回接应的拉巴才仁也赶到了。他们喝了几口热水，吃完了最后的一点点炒面，拟定出天亮后侦察“第二台阶”的方案。
5月3日10点，6名队员从8100米营地出发。在8200米的“黄色走廊地带”，队员们发现“走廊”是东高西低，而攀登路线是由东向西，东低西高。
因此，随便沿着黄褐色岩层的哪一层攀登，都只能是越走越下降。要想上升，必须随时注意选择台阶翻越“走廊”的每一层。越过“黄色走廊”，就接近珠峰东北山脊了。
在8300米处，副队长许竞由于体力消耗过大而累倒了，由石竞和贡布护送回8100米营地。
下午5点多，队员接近8500米的东北山脊顶部，史占春和王凤桐继续向上侦察“第二台阶”。
他们从“第二台阶”的侧面迂回上攀，晚上9点多，他们抵达了一个峭壁角落，借着角落里未被风刮走的积雪，他们挖了一个雪洞，在此过夜。由于所带氧气所剩不多，为了第二天继续侦察“第二台阶”并防备万一，两人决定无氧过夜。
5月4日，当两人钻出雪洞时吃惊地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攀到了仅差4米的崖壁便是“第二台阶”顶部的地方，高耸云端的珠峰顶峰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第三次行军成果空前，但代价甚大。队员邵子庆在7300米附近因严重高反而牺牲，全队共25人不同程度冻伤，其中包括史占春、王凤桐等体力技术上极有希望登顶的主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突击顶峰的实力。
04
第四次行军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
5月17日，一、二线队员在“突击顶峰誓师大会”后出发，当晚抵达6400米营地。
5月23日下午，4名主力队员和10名运输队员抵达8500米营地。
24日，由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屈银华组成的突击小组从8500米营地出发。
除了随身携带的氧气、睡袋以及技术装备，王富洲还带了一架5.5斤重的电影摄影机，贡布多背了一个用红旗包起来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和100英尺35毫米的电影胶片，刘连满的背包里多装了一把铁锤。他们4个人的平均负重是14公斤左右。
中午12点，他们到了“第二台阶”的裂缝下。两个小时后，他们上到了裂缝尽头的一块大岩石上，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桐挖雪洞过夜的地方。
在他们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笔直的4米多高的岩壁。岩壁表面没有支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岩壁上的裂缝只有拇指那么宽，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在1.5米左右，很不利于攀登。
刘连满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没想到，他在攀登时却连续三次摔了下来，贡布和屈银华也尝试了两次，都摔了下来。最后，刘连满做“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的肩上，在岩壁上又打下几个钢锥。一个多小时后，屈银华才攀到“第二台阶”顶部。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块4米多高的岩壁花了他们3个小时。由于长时间在前面开路，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反更加严重，一连摔倒了好几次。
在海拔8700米处，他又一次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了。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把他安置在一个弧形凹槽中休息，准备回程时再把他接上。
走到8750米时，太阳的余晖已经消失殆尽，三个人只好根据在下面测定的大致路线和过去的登山经验，在隐约的星光和雪面反射下摸索前进。
摸黑行军的困难不言而喻，他们无法判断路线的好坏，只能在屡攀不上、此路不通时再另找别的路。
跌跌撞撞到达8800米左右时，他们携带的氧气基本用完了。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每人的氧气原本就所剩无几，吸与不吸也没什么两样，索性不吸了。
在这样的高度，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拼搏，他们仅仅依靠空气中微弱含量的氧气维持生命。“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凭着共同的信念，他们完成了最后的路程，由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三个人完全是爬着前进的。
5月25日4点20分，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主席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于顶峰。由于是夜间，无法拍照，他们在顶峰停留15分钟后开始下撤。
6点左右，在回到8800米左右时，三个人将仅剩的一点氧气分着吸完了。此时天渐渐亮了，他们回头看见了自己攀登顶峰留下的足迹，屈银华取出一直随身携带的电影摄影机，把珍贵的画面摄入镜头。
在8700米处，等待他们的是昏睡过后、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的刘连满，以及一张用红铅笔写下的短信：“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气，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重逢时，刘连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赶快吸那瓶留下的氧气，三个人感动得落下泪来。
活着回去，才算完成任务
当他们下到“第二台阶”时，天空中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由于在突击顶峰途中，报话机摔坏，此时的他们已经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
抵达8500米营地后，他们决定分批下山，由体力好的贡布和刘连满赶下山去送胜利的消息并求援，两人只在途中8100米营地吃了一点东西，就直接赶到了北坳。
王富洲和冻伤严重的屈银华结组走在后面，漫天的飞雪越下越大，岩石上覆盖了一层新雪。走到8100米左右时，屈银华突然脚下一滑，大叫一声“哎哟”，走在后面的王富洲赶紧反身将冰镐插入雪里，但软雪下面是坚硬的岩石，根本插不进去。
“这下完了！”一闪念间，迅速滚下山的王富洲已经超过了摔倒在前面的屈银华，紧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王富洲在屈银华的呼喊声中苏醒过来。原来是一块大岩石正巧挂住了结组绳，这才保住了两个人的命，大难不死。回头看看，这一摔，竟然滚下了100多米！
王富洲起身刚要抬腿，突然发现左腿麻木得根本动弹不得。大约缓了半个多小时，两个人才互相搀扶着继续往下走。
雪一直在下，为了避免再次摔倒和迷路，他们找了一块大石头，把睡袋铺在雪地上、两人呈“丁字型”睡了一夜。
27日，屈银华和王富洲下撤到7600米，碰上了上来接应他们的队友。此时，他的喉咙已经发炎，完全说不出话来。
原来，在8000米左右露宿当晚，又饿又渴的他狠命地抓了几把雪塞进了嘴里。“绝对不能吃冰、吃雪，这是纪律，我知道。可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只要能活着下去，嗓子发炎也不算什么！”后来王富洲回忆说。
回到北坳营地已经是27日半夜了，很多队友在那里等着他们，还煮好了热腾腾的面片汤。可王富洲只喝了点汤，一个面片都咽不下去。
不过，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在漫天的飞雪中，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在珠穆朗玛巨大的山体中艰难下撤时，心里从未想过放弃。“登完山不活着下去，怎么能算完成任务？”朴素而简单的心思激励着他们，一直安全返回了大本营。
（本文原载于《山野》杂志，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登山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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