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到美国演讲他的探险经历，记者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给了一个经典答案：因为山就在那里。
1924年，38岁的马洛里第三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一去不返，遗体于75年后被从山上找到。马洛里是否成功登顶，到现在仍存有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并于几十年后进行了全面模拟测试，以证明马洛里登上珠峰具备极大的可能。
38岁，人到中年，体力大不如前，待在家里岁月静好，但是总有个事还没去做，这件事又大概率有去无回，你敢不敢去冒险？
我不敢。
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从珠穆朗玛南坡登顶成功，创造了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活着回来的历史。
我看着还是一哆嗦，有多少人活着回来我都不敢。
1955年，中国登山队组建，《攀登者》的故事就从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开始。
比起爱国主义宣传片，我觉得叫做一群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可能更贴切。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攀登过珠峰的人都是令人敬佩的理想主义者，尽管能登顶的是极少数，尽管还有那么多人并未成功，生命结束在半路上。
历史上的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成为第一批登顶珠峰的中国人。登顶时间在凌晨四点，没有照明设备，于是也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按照国际登山惯例，登顶者必须有充足的登顶证据才能得到公认：第一，必须在顶峰留下纪念品；第二，必须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
电影基本还原了时间原貌，1960年三人艰难登顶，相机丢了，没有照片。没有照片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被承认，不被承认就会面对无数的尴尬。
预告片里也有这一段，方五洲给学生上课，学生问，登山能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吗？
方五洲说，几亿人民只能想着吃饭这点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希望？
同学们问，老师，中国人真的有登上珠峰这回事吗，那为什么没有照片。
方五洲想起老队长牺牲之前对他说的话，你们要走下去。
右脚被冻伤截肢的队友曲松林，十几年后还揪着领子质问方五洲，当年为什么救自己扔了相机。
方五洲说，换了是我，你会留下相机让我去死吗。
75年再登顶，负责摄影的李国梁被副总指挥曲松林一直不断增加训练难度，急眼了，问你干嘛老是针对我。
曲松林说，当年相机就是从我手里丢的，这次你是拿相机的人。
这些人和这些感情，如果不是看电影，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也可能都没有答案。人与人，与家国，与天地，与理想，有时候并不见得多大无畏，也不一定是不怕死，是一种选择和一种放弃。
我以前非常不理解攀登珠峰是为什么，在看电影之前，这个疑惑已经跟了我很多年了，跟大多数人的疑惑没什么不同，跟我上小学的时候问老师的也没什么不同：
人这么渺小，为什么一定要去战胜大自然，好好活着不行吗。
我的老师没有给我明确的答案，她还让我罚站了后半节课的时间。
看完《攀登者》之后补了两个纪录片，那种大自然扑面而来的感觉会让我觉得，既然人类这么渺小，有机会就去试试能不能跟大自然拼一下，反正人生就这么一次。
但我还是没有勇气。
感觉自己可能就是一辈子活在舒适区的胆小的人。
有理想的人即便在半路中死去，仍然是快乐和光荣的人生，即便这种理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得到认可，即便有理想的人要承受更多的误解和委屈。
有理想的人才会伤心。
有人说李仁港导演的这部明明是爱国主义教育片过于儿女情长，比如第一次登上珠峰的硬核女队员黑牡丹总是惦记着心上人李国梁，时不时偷瞄一眼，好像根本没什么正事似的。
留学归来的优秀气象学家徐缨，一副白月光的痴情样，研究气象学好像不是为了祖国，是为了来保护她的爱人方五洲。
我觉得从头到尾大家都只有一个爱人叫祖国的电影才让人呼吸困难，人要先爱人。
这些爱情故事都是很美好的点缀，让英雄也更像人。
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跟攀登者有关系的故事。
1998年5月23日，美国第一位无氧登顶的女登山者Francys在沿北坡登顶后的下撤途中，与丈夫Sergei和队友走散了。
第二天一早，两位乌兹别克斯坦登山者发现她在路边奄奄一息，于是放弃登顶，在零下30度的低温中，陪了她近一个小时，最后因为氧气耗尽，不得不先行下山。
丈夫Sergei到达营地后，发现走散的妻子Francys一直没回来，在精疲力尽的情况下选择折回山上寻找妻子。
最后他们没有见面，却同时留在了珠峰，丈夫在半路坠崖，妻子在路边等待中死去。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什么都浪漫的爱情故事，像没有等到方五洲登顶归来的徐缨，为了自己认定的事情奋不顾身，真幸福。
我记得电影里吴京还说了一句话，大概是，人类的未来在战胜未知和无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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