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都知道日本是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虽然在战后实际上还是提出了“保留国体”的条件，使得裕仁天皇逃脱了对其战争罪行的清算。），但实际上从日本宣布投降，到清缴顽抗残敌、接收日军装备财产、日军人员撤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在这根时间轴上，我们可以找到几个重要的事件作为刻度。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方式宣布投降，并诏令日军放弃武力对抗。这个时候，虽然日本已经向外界宣布投降，但由于信息传达时效、部分顽固日军蓄意对抗等原因，日军的敌对行为并没有停止。对于已经打了八年的全面抗战来说，这确实不能算真正的胜利标志。
1945年8月22日，冈村宁次委派今井武夫带队前往芷江，向民国政府乞降。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基本停止了敌对行为，芷江乞降算是日军真正在中国战场上承认自己的军事失败。在芷江，今井武夫等人与国民党政府就各地日军受降的执行细节进行了商谈，虽然就这些问题取得了必要的结果，但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此期间借商谈之机谋求吞并敌后抗日根据等龌龊勾当，甚至有国军将领要求日方以书面形式“由投降日军保证自己的安全”。可见，虽然芷江乞降是日军承认了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但是受降一方却颇有些底气不足。
事实上，蒋介石本人对芷江的结果也很不满意，1945年8月28日民国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南京之后，发现南京地区的日军物资和日资产业竟然被国军李本一部捷足先登，提前“劫收”，这更近一步刺激了蒋介石。于是，特地在9月9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又举行了一次受降仪式，颇有“上车补票”的意思。而冈村宁次也正是借此机会被国民党悄悄软禁，成为了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而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从勒石燕然、封狼居胥，再到盟军在柏林阅兵为欧洲战场画上了句号，自古以来，在自家屋里接受敌人的投降都是件窝囊的事。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举行了堪称张扬的受降仪式，日本代表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剑指东京的战舰、400架临空飞过的重型轰炸机、麦克阿瑟将第一支签字过的笔送给了曾经饱受日本战俘营折磨的温莱特中将这一切正式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
大概是国民党自己也觉得芷江和南京的污点过多，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庆祝胜利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定纪念日”）。而9月9日的南京受降，已经鲜有人提及了。
195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我们的胜利节以立法形式被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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