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美國被矢口否認與機能失調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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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肆虐，美國被矢口否認與機能失調困擾

作者 | Yasmeen Abutaleb, Josh Dawsey,

Ellen Nakashima and Greg Miller

翻譯 | 田嘉毅

校對 | 李羽睿

法意導言

這篇調查通過對47位美國各類官員的採訪，為我們展示了在疫情爆發後70天內，美國政府在準備應對疫情過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根據作者的調查和判斷，在中國爆發疫情後，美國主要的應對措施集中在防止疫情輸入，但大量撤僑可能已經將病毒攜帶進入國內。公共衛生的考量與保證經濟發展的考量之間存在嚴重矛盾，為應對傳染病暴發的物資和資金也長期不足。特朗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更關心彈劾、競選。而疾控中心這一次也沒有及時研發可用的檢測試劑。所有這些矛盾把美國一步步推向疫情爆發的節點。在翻譯中，為了表達習慣和理解方便，對段落劃分、句子結構等有一定調整。少部分內容與主題關聯較小，沒有譯出，完整內容可以參見原文。本文原載於2020年4月4日華盛頓郵報網站，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從橢圓辦公室到疾控中心，政治和公共機構體系的一系列失敗傾注而下，導致緩和疫情大流行的機會喪失。

本文追蹤了新冠病毒危機發生以來70天的失敗，是基於對47位行政官員、公共衛生專家、情報官和其他涉及疫情抗擊的人員的採訪完成的。其中談到敏感信息和決策時，很多人是匿名的。

1

2019年12月31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瞭解到中國發生的一系列病例情況，並在次日向美國健康與社會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開始撰寫報告。但是，美國官員收到的最明確的預警是在2020年1月3日，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 （Robert Redfield）接到來自中方的電話，被告知一種不明原因的呼吸疾病正在武漢傳播。

之後，雷德菲爾德迅速把這條信息傳遞給健康與社會服務部部長阿列克斯·阿扎（Alex Azar），後者讓他的幕僚長將來自中國的報告與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共享，進而確保白宮對此知悉。

從那時起，政府與病毒就被鎖定在一場時間競速中，預防與病菌誰佔據上風，決定著當後者抵達美國時將有多少人患病或死亡。

此前一週，健康與社會服務部的高級別官員就開始召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組，成員包括雷德菲爾德、阿扎和國家傳染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安託尼·福奇（Anthony S. Fauci）。在此後一週，白宮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的官員零散的召開了一些會議，主要討論是否需要將在中國的美國政府僱員接回國內。

1月中旬，健康與社會服務部一位負責籌備與響應（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的助理部長羅伯特·卡德萊茨（Robert Kadlec）讓下屬開始起草一份實施《國防生產法案》的預案，這將授權政府強制私人企業生產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品和設備。助手們圍繞是否有必要實施這份法案展開爭論，之後的幾周都沒有任何進展。

1月14日，卡德萊茨在他的筆記本上只寫下了一個單詞：“Coronavirus!!!”（“冠狀病毒！”）

儘管如此，直到1月18日，特朗普才被阿紮實質告知（substantially briefed）有關新冠病毒的情況，但在阿扎開口前，特朗普首先斥責了他對一項禁用電子煙的法案的不當處理，從而導致其流產。當時特朗普還在處理彈劾一事，儘管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幾乎肯定將宣判無罪，但他還是全神貫注，並且列出了彈劾結束後他想要懲罰的人員名單。事後回想，一些官員認為阿扎本可以更有力地讓特朗普至少分出一部分注意力，來處理即將到來的威脅，這將對特朗普的執政提出更嚴重的挑戰，並將吞噬美國人的生命和特朗普任期的最後一年。

但是阿扎與特朗普本人和本屆政府不少人員的關係比較緊張，他向特朗普確認，目前有關負責人都已經在著手處理此事。阿扎對一些同事說特朗普認為他危言聳聽，他盡力將特朗普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件事上，甚至向一位心腹尋求幫助。

幾天之內，又敲響了新的警鐘。1月21日，西雅圖一位曾到過武漢的市民被診斷為新冠病毒陽性，成為美國本土的首例確診漢患者。兩天後，中國宣佈武漢“封城”。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官員也開始面對他們此前對病毒反應的失敗。阿扎非常熟悉危機處理的流程，他曾經在健康與社會服務部擔任高級職務，處理過“9·11”恐怖襲擊和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他讓下屬儘快建立全國範圍的監測系統，來追蹤病毒的擴散，這是疾控中心每年追蹤普通流感的系統的升級版本。但是這套系統所需要的關鍵資源是美國官員幾個月都無法獲得的——精準確診患者的檢測、全國範圍的大規模部署以及運行這套系統的資金。

疾控中心在1月8日發佈了有關新冠病毒的第一個公共預警，並在1月17日之前就在監控洛杉磯、舊金山和紐約市的主要機場，那裡每天都有大量來自中國的旅客。

但實際上，情況正在逐漸失去控制。西雅圖出現多個病例，公共輿論出現更多疑問，並且沒有阻止受感染的旅客入境的措施。

特朗普在這段關鍵時期不在國內，前往瑞士達沃斯參加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在此期間，阿扎告訴隨行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白宮已經一片混亂（mayhem），健康與社會服務部的官員不得不在同一天向三群聽眾報告相同的內容。阿扎迫切要求奧布萊恩讓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控制航空旅行可能帶來的影響、移民管理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奧布萊恩似乎瞭解了情況的緊急，讓他的副手馬修·波廷格（Mattew Pottinger）負責協調仍剛開始的應對措施。

但是政府內部的焦慮似乎沒有給特朗普留下印象。1月22日，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第一次被問到有關新冠病毒的問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提問他是否對潛在的爆發感到擔憂，他表示：“對此完全不感到擔心，並且完全在掌控之中。只是有一個來自中國的人……一切都會安然無恙。”

健康與社會服務部部長阿紮在1月31日白宮有關新冠病毒的記者會上（來源：Jabin Botsford, 華盛頓郵報）

2

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反應措施的掌控標誌著一次契機，允許美國重新考量其控制病毒的策略，以及籌備一旦疫情爆發後美國醫院所需要的資源，包括諸如防護面罩和呼吸機在內的基礎設備。但美國官員沒有開始為正在到來的危機而動員，而是專注於後勤方面的問題，比如從中國撤僑。

阿扎、波廷格、福奇和其餘九人組成了後來所說的政府新冠病毒工作組（administration’s coronavirus task force）的核心成員，但工作組一開始聚焦在防止中國的感染患者進入美國，然而同時也從中國撤離上千美國公民。工作組開展的會議沒有嚴肅關注檢測試劑或物資的問題，這在後來成為政府最具挑戰的困難。這一工作組在1月29日正式對外宣佈成立。

參與這些會議的一位高級別官員說：“這個工作組的初衷就是邊境管控和海外撤僑，而不是綜合的、能調動整個政府來解決所有事情的工作組。”根據參與者的描述，國務院的議程支配了工作組早期的討論。官員們開始制定計劃來包下飛機撤離滯留武漢的6000多名美國公民，他們還討論了中國旅行警告中的表述。

1月29日當天，白宮情報室的一場會議中，官員們關於提高旅行限制到第四等級展開辯論，這將意味著美國國務院發佈“不外出旅行”的建議。次日，中國將整個湖北省封鎖。

北京的動作終於讓特朗普政府開始實施相應的行動。1月31日，阿扎宣佈對過去兩週曾到過中國的非美國公民施加限制，禁止其進入美國境內。特朗普一直將與中國有關的限制措施視為他積極和及時應對疫情的證據。這是危機以來的少數幾個介入措施之一，並符合總統的天性——他似乎總是關注把邊境築起高牆（erecting borders）以及禁止外國人進入這個國家。

但到那時為止，此前一個月內已經有30萬人從中國進入美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到1月底，全世界範圍內只有7818個感染病例，但現在看來，那時病毒已經不可控制地開始擴散了。

波廷格那時已經在推動另一項旅行限制措施，針對意大利和其他歐盟國家，這些地方正在快速成為疫情爆發的主要據點。他的建議得到了包括福奇在內的關鍵衛生官員的支持，他們認為阻斷病毒進入美國的一切路徑是至關重要的。

但這次，計劃遭到了來自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和其他一些人的阻力，他們擔心這將衝擊美國的經濟。這是政府內部分裂的一次早期緊張信號，表明政府中致力於公共衛生與致力於保證選舉年經濟和就業增長的兩方存在競爭。支持經濟的一方在總統那裡佔了上風，而這距離美國遲到的歐洲禁飛還有一個多月，其間十數萬人跨越大西洋來到對岸。

3

在爭論是否禁飛的同時，公共衛生官員已經開始擔心包括醫用口罩在內的關鍵醫療設備的短缺，以及購買這些物資所需的大量資金。2月初之前，政府就已經快速用光了用於應對傳染性疾病的1.05億美元的國會基金。對於大部分美國民眾來說，即便不是存粹的假設，新冠病毒對美國似乎也還是遙遠的威脅。

但對於負責蒐集儲備大量物資、用於應對最壞情況的衛生官員來說，災難看起來愈加不可避免。國家儲備的N95口罩、防護服、手套和其他物資在連年的資金短缺下已經非常不足。由於中國疫情爆發導致供應鏈切斷，對這些物資的補充也突然受到威脅。生產這類裝備的企業很早之前就遷移到中國了，而現在由於工人被要求不得外出，這些工廠也只能關閉。與此同時，中國還在大力購買口罩和其他裝備來應對其國內的疫情爆發，這導致價格的上升和物資的獨佔。

1月底2月初，健康與社會服務部的領導向白宮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發出兩封信，要求後者動用轉讓權力（transfer authority）將1.36億美元轉移用來抗擊新冠疫情。阿扎和他的手下也開始向國會提出幾十億美元的籌款需求。但白宮仍然認為，美國僅有幾個病例而動用如此大額的資金是過度緊張。國內政策委員會（Domestic Policy Council）的負責人喬·格羅根（Joe Grogan）與衛生官員們意見不合，他對這筆錢將如何使用不予信任，並詢問後者此前的資金去向。阿紮在2月4日特朗普國情諮文講話期間，轉而尋求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代理局長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的幫助，後者看上去比較靠得住（amenable），讓阿扎提交一份提案。

阿紮在次日就完成了，提出了超過40億美元資金的請求，這引起了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官員和其他人員的震驚。當日，阿扎前往白宮情報室展開激烈交鋒。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一位副局長指責阿扎，在白宮方面不會同意撥付的情況下已經先發制人地在國會遊說。阿扎則激烈反駁，並強調需求的緊迫。但他與白宮官員此前就已經緊張的關係被進一步破壞了。

幾周後，隨著新冠病毒在美國的滋長，白宮官員的態度有所緩和。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將阿扎的提案削減到25億美元，且僅在這一財年有效。但國會直接忽略了這個數字，而是同意撥付80億美元。特朗普在3月6日簽署生效。

又一次，拖延被證明是有代價的。這段時間的爭執讓美國錯過了一個短暫的窗口期，來採購其他國家正在競相購買的呼吸機、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而各州則受夠了聯邦政府的失敗，開始自行籌集物資。

3月下旬，聯邦政府訂購了10000臺呼吸機，但這遠少於公共衛生專家和各州州長所說的需求。並且其中很多直到夏天或秋天才能到貨，而根據模型預測那時疫情已經在減弱。參與審議這項誤期採購的一位官員說，“這其實就是個玩笑”。

3月15日，華盛頓州代頓綜合醫院的N95口罩標籤，貨架已經空了。（來源：Nick Otto，華盛頓郵報）

4

儘管病毒的擴散是不可見的，但公共衛生專家已經開發出複雜的方式來追蹤其軌跡。遏制病毒的爆發或是讓傳播放緩，最終都落在能夠將人群快速分為感染者和未感染者兩部分的能力之上。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準確的檢測試劑來診斷，並快速分發到全國各地的實驗室。美國在這件事上所耗費的時間相比其他缺陷來說代價更為昂貴。

一開始的困境是中國拒絕共享病毒樣本，剝奪了美國研究人員開發藥物和治療方法的可能性。但即便在取得樣本之後，美國方面的努力仍受制於體系機制的問題以及由來已久的自大。代價最為慘重的錯誤之一是，最高衛生官員錯誤評估了疫情的爆發，認為就像數十年來歷次疫情那樣將僅限於美國境內，因而疾控中心可以被信賴獨立研發新冠病毒的檢測試劑。自1940年代為了應對美國南方的瘧疾而設立以來，美國疾控中心一直引領著主要疫情的檢測試劑的研發，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H1N1流感，但疾控中心並不是用來大規模生產試劑的。

但有些人擔心疾控中心是不夠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局長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在2月初征求授權，以便讓他開始聯繫私人診療和製藥公司，求其幫助，但管理局的負責人們展開爭論，不確定哈恩以私人身份聯繫他所管理的公司是否明智。當管理局的人員向健康與社會服務部諮詢時，後者認為這是在讓他們靠邊站。

在那時，健康與社會服務部部長阿扎致力於一項計劃，以便讓他所在的機構位於處置疫情貢獻的中心地位：從疾控中心獲取一份檢測試劑，然後以現有的追蹤普通流感的實驗室網絡為基礎，建立全國範圍的新冠病毒監察系統。在應對新冠病毒工作組會議中，阿扎和雷德菲爾德提出1億美元的資金來支持這項計劃，但因為價格過高而被否決。之後，疾控中心也沒有成功研製檢測試劑，因而工作組將阿扎的整個計劃回絕了。到2月6日，當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內運送25萬隻檢測試劑時，美國疾控中心開始在各州運行的實驗室分發90只試劑。

但幾乎立刻，各州的實驗室遇到問題：在超過半數的各州實驗室的試檢測中，檢測結果是無效的，意味著他們無法據此來診斷病人。疾控中心出臺了應急措施，讓各個實驗室將檢測結果運送到它在亞特蘭大的總部，而這將導致檢測延遲整整幾天。

有效檢測試劑的短缺讓官員們開始限制何時以及如何使用它們。一開始的指導方案非常嚴格，以至於即便病人已經有症狀，各州仍不被鼓勵檢測病人，除非病人曾經去過中國或與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就在這期間，病毒幾乎肯定已經向更廣泛的人口中傳播了。

這些制約讓高層官員很大程度上無法確知疫情爆發的真正規模。

在2月中旬的一次會議中，福奇和雷德菲爾德告訴白宮官員，目前在美國還沒有證據表明需要擔心人傳人的風險。現在看來，那時病毒幾乎肯定已經攻佔了社區。但是當時即便國家的最高專家也幾乎沒有有效的數據來判斷國內疫情的威脅。福奇後來承認，隨著瞭解的增加，他們的判斷也有所改變。

與此同時，儘管官員們已經越來越警惕，特朗普到那時仍然對此漠不關心。2月10日，他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競選集會上說，理論上到四月更溫暖時，病毒就會奇蹟般地（miraculously）消失。這是自阿扎告訴特朗普有關新冠病毒的情況後，特朗普舉行的8場競選集會之一，同一段時間內他還去了6次高爾夫課程。

此前一天，2月9日，福奇和雷德菲爾德與一些州長召開了一次私人會議，傳遞了疫情相關的信息，這讓州長們恐懼，而與總統的反應完全不同。馬里蘭州州長拉里·霍根（Larry Hogan）說，醫生和科學家們當時告訴我們的正是現在所說的這些情況。2月期間，聯邦醫療和公共衛生專家在彼此之間通過郵件交流越來越可怕的局勢，退伍軍人事務部的一位醫療顧問說，“我們正在盲目前進”。

2月下旬，美國一些官員發現疾控中心的實驗室沒有滿足質量控制標準。2月27日的一次會議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一位高級別官員斥責了疾控中心接連不斷的疏忽。管理局放射衛生和設備中心主管傑弗裡·舒恩（Jeffrey Shuren）告訴疾控中心，如果後者是私人運營的實驗室，“我會直接關閉你們”。

2月29日，華盛頓州出現美國首例死亡病例。同一天，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佈指導，標誌著私人實驗室可以自由研發他們自己的檢測試劑。

至此，又有4個星期的時間被揮霍了。

5

一週後，3月6日，特朗普戴著一頂寫有“保持美國偉大”（Keep America Great）的紅色棒球帽參觀疾控中心實驗室，並吹噓他們的檢測試劑近乎完美，並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檢測。這項承諾在幾乎一個月之後也沒能實現。他還聲稱自己有敏銳的醫學頭腦。事實上，美國在抗擊新冠病毒爆發中的很多失敗，都是他的領導的結果，或因此而加劇。

3月6日，特朗普參觀疾控中心實驗室。（來源：Jim Watson，法國新聞社、蓋蒂圖片）

連續幾周，他所發表的有關這場危機的言論，幾乎都是在輕視其嚴峻程度，或是傳遞了錯誤信息。他忽視了情報人員和頂級衛生專家的警告。有時候，他對股票交易市場的走向流露出相比病毒真實得多的關心，嚴厲責罵美聯儲主席等人，其強烈程度從沒有在疫情導致的人民死亡上展現過。

3月，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州宣佈對公民的日常生活加以限制來保護他們，經濟也受到震盪，特朗普對這些封鎖事後批評。3月9日，特朗普在推特說，普通流感每年導致上萬人死亡，“沒有什麼被停止，生活和經濟要繼續”。一天後，他保證病毒“會離開。儘管保持冷靜”。

兩天後，3月11日，他終於確認針對歐洲的旅行禁令，而這項建議已經被提出了幾周。但他在聲明中的說法太拙劣了，讓人誤以為在海外的美國公民也在禁行之列，導致白宮官員花了幾天時間來糾正。

特朗普花了好幾周來梳理政府應對疫情的職責歸屬，一開始讓阿扎負責工作組，後來很短一段時間依靠波廷格，最終在二月底讓副總統彭斯牽頭。危機期間，政府中也出現了很多其他人來糾正美國的應對方案，有時候糾正的是總統的聲明。但即便有福奇、阿扎等這些堅持他們判斷的人，特朗普也還是躲在幕後，轉而尋求其他沒有資質、經驗或有效洞察力的人來應對疫情。

如果說新冠病毒拆穿了這個國家在應對危機時不應有的自信，那麼它同樣揭露了特朗普作為總統能力的侷限——對於事實、科學和經驗的蔑視。經過了幾個月忽視疫情的嚴重程度，拒絕施用嚴格的手段來加以控制，以及把自己裝扮成戰時總統，特朗普似乎終於意識到新冠病毒的現實了。在一場與共和黨人的會議中，總統說他的競選不再重要了，因為再次當選與否取決於他對疫情的應對。3月31日，特朗普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在未來三十天內，美國公民遵循指導絕對是非常重要的，這事關生死。”

翻譯文章：

Yasmeen Abutaleb, Josh Dawsey, Ellen Nakashima and Greg Miller, The U.S. was beset by denial and dysfunction as the coronavirus rag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20.

網站鏈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4/04/coronavirus-government-dysfunction/?arc404=true

譯者介紹

譯者： 田嘉毅，北京大學2017級社會學本科。

校對：李羽睿，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2016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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