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考”，歐洲緣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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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考”，歐洲緣何失敗？

作者：大衛·M·赫森霍恩（David M. Herszenhorn）、莎拉·惠頓（Sarah Wheaton）

法意導言

作為新冠病毒全球感染最嚴重地區之一，歐洲疫情大規模爆發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有著慘痛疫情歷史的歐洲為何沒能吸取經驗教訓應對好此次早已敲響警鐘的危機？美國主流政治新聞網站政治網（POLITICO.）駐歐盟首席記者大衛·M·赫森霍恩（David M. Herszenhorn）與駐歐洲負責衛生事務報道記者莎拉·惠頓（Sarah Wheaton）根據全球多篇媒體報道並採訪多位歐洲高級官員、專家等撰寫此文，通過梳理歐洲抗疫時間線，還原歐洲抗疫歷程，尋獲答案，認為這是一場由集體自滿和過度自信所致的災難。

他們本應預見並有所防備，但對各種警告建議充耳不聞。

4月初的歐洲仍是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震中。在這裡，疫情不受控制地演變成災難。近50,000人死亡，超過60萬人被感染。這場災難遠未結束。

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癱瘓了。這個星球上最開放的社會在恐懼中停滯不前，而歐洲大陸視為珍寶的自由被指責加速了100多年來最惡性傳染病的蔓延，使人類遭受苦難。

這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危機，一場歐洲最高領導人未能預見的危機。

他們沒有聽信有關遏制將被證明無效的警告，也沒有聽取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對抗這種病毒的專家意見；他們亦沒有注意到，世界上最先進的衛生保健系統面臨著不堪重負的嚴重風險；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在意大利（歐盟“零號病人”出現國）瘋狂地實施旅行限制、阻礙歐洲領導人出行之前，有必要採取嚴厲措施。

“之所以哭，是因為我知道海嘯就在眼前。”——法國前衛生部長阿涅斯•布贊

歐洲為何再次成為傳染病的殺戮場，就像14世紀的黑死病和一個世紀前的大流感一樣。與其問責某些個人，不如說這是由集體自滿和過度自信所致。為了防止公眾恐慌，政客們打消了不採取行動的疑慮。在中國爆發疫情後的兩個月裡，他們既沒有建立快速檢測能力，也沒有儲備醫療用品。

儘管各歐盟國承諾要建立一個日益緊密的聯盟，可一旦現實危機來臨，各成員國的反應自私且混亂：衛生部長們（其中四人在危機期間辭職或被解僱）爭吵不休；各國政府在準備工作上也誤導了歐盟總部；疫情爆發後才開始囤積必要設備，隨意關閉邊境，擾亂商業活動，導致公民滯留。

在衛生事務上權力有限的歐盟委員會於1月已嗅到危險氣息，但直到3月才傳達出真正的緊迫性。儘管一場規模大得多的危機已開始在意大利北部上演，數十名歐盟公民因此罹難，但歐盟領導人此時更專注於防止土耳其邊境再次爆發難民危機，錯失防控關鍵的一週(或許更久)。

歐盟之外，英美兩國（曾是應對全球緊急情況的可靠領導）採取的措施帶來了更多的困惑和不可預測性。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試圖表明英國將開闢自己的抗疫道路，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先是否認新冠病毒的危險性，隨即卻出其不意的對歐盟實施旅行禁令，讓歐盟措手不及。

領導者們堅持認為，沒有人能夠預測疫情的範圍或所需的大規模應對，總有一天我們會吸取教訓。今年1月,當歐洲還沒有人死於新冠病毒時仍有機會聽取警告，並回憶往昔疫情爆發教訓, 包括2015年在韓國爆發的MERS(由另一種致命的冠狀病毒引起)，那次疫情導致186例病例和38人死亡，有限的兩週隔離估計造成了85億美元的損失。

這篇記敘基於歐洲、英國和美國的政治新聞記者的報道所撰寫，講述了人們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沒有吸取經驗教訓。文章包括對歐盟和各國高級官員、部長、外交官、議員、公共衛生當局及危機管理人員的採訪。

“晴空中的烏雲”

1月22日，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三。在意大利首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出現前一個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會場發表了有關氣候變化和數字化的演講。

上任還不到兩個月的馮•德•萊恩以歐盟為結束利比亞內戰所付努力為例，簡要提及歐洲人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睦鄰”關係。但即便在她宣稱“我們已認識到要加大對長期穩定和風險防範投資的重要性”時，她對中國爆發的疫情隻字未提。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在同一座國會大廳裡，曾出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政府白宮防疫事務高級官員的理查德•哈切特直言不諱發出警告。他說:“中國很不幸，是疫情最先爆發之地，但現在它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哈切特致力於研究近20年來幾乎所有重大流行疾病——尼帕病毒、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徵、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的應對措施。他現在是流行病防疫創新聯盟（CEPI）的負責人，一個旨在針對新興傳染病研發疫苗的國際組織。

當天，哈切特在達沃斯論壇發出預警，他認為儘管當政者和公眾已注意到過去多年來個別疫情的爆發，但未能掌握其規律，仍未做好必要準備。

他說: “我想各國政府非常清楚需要採取哪些措施。問題是各國是否有這樣做的政治意願，以及是否會選擇分配所需資源。”“疫情當前各國無法獨善其身，必須集中資源，共同努力。”

就在當晚，中國政府宣佈武漢（被認為是病毒發源地）封城，切斷了這座1100萬人口城市的所有進出交通。與此同時，在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緊急會議，但會議無果而終。第二天，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宣佈，其專家還沒有準備好將冠狀病毒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對於布魯塞爾和整個歐洲而言，冠狀病毒只是一個遙遠的威脅。

歐盟危機管理專員萊納契奇（Janez Lenarčič）在採訪中告訴本網記者。“必須承認，沒有人預料到這次疫情在歐洲擴散範圍如此之大。”“為什麼?因為此前的一些經驗如非典、中東呼吸綜合症，甚至是埃博拉病毒，這些病毒要麼只在局部地區，要麼就是像這次擴散到世界各地之前就已消失了。這些經驗可能會讓人們輕信，疫情不會大規模爆發。”

1月24日，在馮•德•萊恩達沃斯發表講話兩天後，法國確診了歐洲的三例冠狀病毒病例，兩例在巴黎，一例在波爾多，都有近期中國旅行史。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表示相信歐盟國家已做好充分準備進行病例檢測及治療患者。

現在一些專家說有理由相信病毒已經開始在歐洲傳播。事實上，一些公共衛生專家早已發出過緊急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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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在馮·德·萊恩和哈切特達沃斯講話四天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主任湯姆·英格爾斯比（Tom Ingelsby）在推特上力勸世界各國領導人做好最壞打算。他寫道:“即使我們一直在努力將疫情遏制在中國及其他相關地區，但世界和各國領導人也應為疫情失控做好準備。”

除了“緊急疫苗研發”，英格爾斯比還呼籲啟動“緊急血清檢測項目”以查明有多少人曾接觸過冠狀病毒併產生了抗體。他建議“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大規模擴大診斷研發能力”，“迅速開展抗病毒藥物臨床試驗”，“大規模增加衛生保健工作者的個人防護裝備”。但他的呼籲並沒有引起公共衛生官員們多少關注。

1月27日，德國國家疾控中心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所長洛薩·維勒(Lothar Wieler)在接受德國ZDF電視臺採訪時表示，他認為冠狀病毒的“危險性很低”，“預計不同國家可能會確診零星病例，但個案擴散的概率不大。”

“零號病人”

1月29日，萊納契奇和歐盟衛生專員斯特拉·基里亞基德斯（Stella Kyriakides）召開了一場新聞發佈會，宣佈歐盟委員會已啟動內部危機應對機制，可沒有引起多少關注。

萊納契奇在採訪中回憶道，“新聞發佈會幾乎空無一人，記者室來人寥寥無幾。”“所有媒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英國駐歐盟議員們最後一次參加歐洲議會的會議上。當然，我理解那是一個高度情緒化的時刻。在那樣一個歷史性時刻，很少人會對我們所說的話感興趣。”

鑑於委員會有限的權力和信息，萊納契奇認為已發揮其主動性。“雖然沒有人能說能夠預測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我認為歐盟委員會是清醒的，而且確實意識到了危險。”“有些聲音指責歐盟委員會睡著了，沒有及早、快速地做出反應，這是不對的，我們很早就採取了相關措施。”他補充道。

在另一個採訪中，衛生專員基里亞基德斯附和了他的看法:“正在處理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採取的每一步行動都是基於當時的證據以及很多很好的科學建議。”

“病毒在我們眼皮底下傳播，可我們卻沒有意識到。”——比利時微生物學家赫爾曼·古森斯

有時，行政官員們面對大量前後不一致的專業分析時很難辨別，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歐盟自己的疾控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做出的相關評估（這些評估由柏林和巴黎等地的國家公共衛生當局通報）。

儘管歐洲疾控中心（ECDC）在1月22日就發佈了一份令人安心的評估報告，稱病毒在歐洲傳播的可能性“很低”，但與此同時也做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預警。ECDC主任安德里亞·阿蒙（Andrea Ammon）提出:“迫切需要更多的流行病學數據來更好地瞭解這種病毒。”

一位具有豐富危機處理經驗的歐盟外交官表示:“這期間充斥著大量的來自各方的各種分析，我無法評論（歐盟）為什麼沒有太多緊迫感，可能每個人都認為這僅僅是在世界某個地區發生的地方事件，不想傳播恐慌。而且我很清楚最糟糕的情況是什麼，幸運的是，目前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負責協理理事會主席流行病事務的克羅地亞駐歐盟大使伊麗娜•安德拉西(Irena Andrassy)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的結論之一是需要更清晰的數據。“即使世界衛生組織宣佈這是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但很多人認為缺乏相關數據。應對這種疾病的關鍵是什麼時候能得到正確的數據，在某種程度上它是被隱藏的。”

同時，還存在本應集中精力應對疫情，官員們卻心不在焉的情況。

1月28日, 現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克羅地亞，其總理安德烈·普連科維奇（Andrej Plenković）,解僱了他的衛生部長米蘭·庫俊季奇(Milan Kujundžić) ——捲入了房地產醜聞。

普連科維奇宣佈解僱決定時說“身為歐盟理事會和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與他人一起,做好抵禦冠狀病毒廣泛流行的準備,這需要衛生部長全心全意關注相關議題。”

庫俊季奇是在危機期間辭職或被解僱的四位歐盟衛生部長之一，另外三位其中包括法國備受推崇的阿格涅斯·布贊（Agnès Buzyn），她於今年2月辭職，在總統馬克龍的支持下，競逐巴黎市長。

1月31日，意大利禁止了中國航班入境，其他歐盟國家或航空公司緊隨其後，紛紛效仿。

然而，意大利的疫情現在被認為已於1月25日或26日在申根區爆發，一名在意大利旅行的德國商人前一週在慕尼黑感染了病毒，他被專家認為是真正的意大利“零號病人”。

比利時微生物學家、歐盟歐洲防疫平臺協調員赫爾曼·古森斯（Herman Goossens）說：“病毒在我們眼皮底下傳播，可我們卻沒有意識到。”。“我確信，病毒在1月下旬已在意大利開始傳播，後來在其他國家，但根本沒有進行檢測。”

毫無防備的應對

事後看來，萊納契奇和其他人承認，歐洲各國的防備工作存在較大差距，而歐盟總部幾乎對各國政府防備情況一無所知。歐盟和歐洲疾控制中心都沒有各國醫療設備及相關儲備的統計數據。更糟的是，許多歐盟國家自己也不清不楚。

在世衛組織宣佈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第二天，來自歐盟各國政府和歐盟機構的技術官員召開了衛生安全委員會會議，商討應對這一危機。會上只有四個國家報告說，可能在緊急情況下缺乏個人防護物資。

同樣，中國在2月4日啟用的，不到兩週時間建成，擁有1000張床位，應對過多重症監護患者的臨時醫院，似乎也沒讓歐盟領導人意識到問題所在。

意大利政府防疫顧問、公共衛生專家沃爾特·裡卡迪(Walter Ricciardi)表示:“當我們看到中國建設有1000個床位的臨時醫院畫面時，並未意識到這是一項需要儘快採取的重要組織措施。”“當看到重症監護病房裡的病人們和不堪重負的醫生們時，才知道為時已晚。”

歐盟委員會提出援助各國應急物資，但各國政府官員卻對本國已有物資及物資需求不甚瞭解。

歐盟委員會衛生和食品安全部下屬公共衛生和危機管理司主任約翰·瑞安（John Ryan）表示：“事實上，歐盟從來沒有清晰的國家層面圖景，各成員國應該都沒有這些數據。”“直到危機爆發才幡然醒悟。”“較小的成員國可能對本國物資儲備情況掌握稍好一些，知道國內有多少重症監護病床，有多少工作人員，有多少設備等等。”

一些大國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統計挑戰，尤其是那些公共衛生保健系統被限權在區一級的國家。在接受採訪時，瑞安非常謹慎地避免提及特定國家，但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權力過於分散的衛生系統顯然使得這些國家對冠狀病毒的應對複雜化。

“病毒傳播速度很快，必須採取措施。”——萊納契奇（2020年2月10日）

問題主要出現在政治層面。瑞安認為，只要經歷過非典和豬流感的職業公務員“或多或少都知道如何應對。現有挑戰是，部長們的更換比較頻繁。雖然專家們認識到對重症監護床位及呼吸機儲備等收益不明顯投資的必要性，但政客們卻肩負需在短期內展示其工作成果的壓力。”

2月10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展示歐盟協調危機應對中心的新聞發佈會上，萊納契奇呼籲各國政府認真對待病毒威脅。

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這對公眾健康構成嚴重威脅。正如你所知，病毒傳播速度很快，必須採取措施。”

歐盟各成員國並沒有及時領會這一信息。三天後即2月13日，歐盟各國衛生部長齊聚布魯塞爾召開首次緊急會議，他們對採取協調行動的牴觸情緒充分顯現出來。

衛生部長的更替

這次會議是在意大利和法國等少數幾個國家施壓下，耗費一些時日取得共識才得以召開。會議由2020年上半年歐盟理事會主席國克羅地亞組織和主持。

1月29日，歐盟衛生專員基里亞基德斯（Kyriakides）就呼籲克羅地亞儘快組織這場會議，但克羅地亞總理普林科維奇剛剛解僱了他的衛生部長庫俊季奇。新部長維利·貝羅什（Vili Beroš）到任並安排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時已過去整整兩週時間。庫俊季奇是第一位在危機中被卸任的衛生部長，而參加2月13日會議的歐盟27國衛生部長中，有3人今天也已卸任。

會議召開三天後，馬克龍此前支持的巴黎市長候選人因性短信醜聞退出競選，法國衛生部長布讚辭職，轉而競選巴黎市長。而在幾周前，布贊曾以準備抗擊冠狀病毒為由，拒絕競選一個較低級別的地方職位。

前法國衛生部長阿涅斯·布贊

在接受《世界報》採訪時，布贊回憶起她離開衛生部時的情景：“我當時哭了，之所以哭，是因為我知道海嘯就在眼前。”

3月19日，荷蘭衛生部長布魯諾·布魯因斯(Bruno Bruins)宣佈辭職。就在前一天，他在議會接受關於冠狀病毒的質詢時突然昏倒。

3月26日，羅馬尼亞衛生部長維克多·科斯塔奇(Victor Costache)在上任僅6個月後辭職，原因是他與該國總理盧多維奇·奧爾班(Ludovic Orban)在檢測政策上存在重大分歧。據當地媒體報道，科斯塔奇此前承諾在布加勒斯特提供挨家挨戶的檢測服務，儘管沒有跡象表明該國有能力實施這一計劃。

2月13日，在部長會議上，歐洲疾控中心主任安德里亞·阿蒙(Andrea Ammon)認為，歐洲完全有能力進行病毒檢測並且歐盟採取的防控策略正在逐步顯效。各國部長們均對歐洲檢測冠狀病毒的能力表示放心，畢竟這是控制疫情爆發的關鍵所在。而且他們從世界衛生組織緊急事務負責人麥克·瑞安（Mike Ryan）那裡得知，真正的問題在非洲。非洲人口是歐洲三倍，但整個非洲大陸只有兩個實驗機構具備檢測能力。

在隨後一次採訪中，阿蒙說，她當時的判斷僅僅針對歐洲各機構是否具備檢測能力而言，並沒有考慮到幾周後需求激增測試供應短缺的問題。她說：“必須從中吸取一些教訓。其中之一就是要研究如何應對這種激增的需求。”

一週以來，歐洲各國都在關注意大利採取的在當時看來非常極端的措施，試圖阻止歐洲大陸其它地區感染，但最終徒勞無功。

阿蒙當時確實也提醒了衛生部長們，他們需要確保有足夠的防護設備和重症監護病房(ICU)床位。畢竟，當時正值流感季節，歐洲醫院正是最忙的時候，很難區分呼吸系統疾病。

歐洲疾控中心於2003年非典爆發後成立，旨在幫助歐盟更好地應對這類危機。但當被問及事後諸國是否沒有注意到本可以避免當前局勢的相關預警時，阿蒙回答說:“我不確定是否真有什麼先前措施可以阻止現有情形發生。”

就在衛生部長們對檢測能力感到放心的時候，這種病毒已悄無聲息地走向了它的致命之路。2月13日，會議當天，一名前不久去過尼泊爾旅行的69歲男子在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地區死於肺炎。

西班牙當局花了近三週時間才查明他死亡的根本原因。3月3日，這名男子在死後接受檢測，被確認為該國首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

“雪崩的嘉年華周”

在中國，武漢封城措施在中國農曆新年前兩天才實施，表明政府官員非常擔心假期遊客出行導致病毒擴散傳播。

但歐洲政府官員們卻沒有類似的擔憂，儘管一個月後，歐洲各地的學校會在2月21日(週五)的狂歡節期間停課，許多家庭每年都去滑雪度假。回想起來，這就是傳染“雪崩”的開始，人傳人，遍及整個大陸。

意大利北部出現首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就在星期五晚上，第二天便出現第二起。與此同時，在整個歐盟，航班爆滿，高速公路上堵滿了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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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大量冠狀病毒聚集病例在滑雪勝地引爆，譬如位於達沃斯提洛爾阿爾卑斯山脈正上方的奧地利伊施格爾小鎮。

一週以來，歐洲各國都在關注意大利採取的在當時看來非常極端的措施，試圖阻止歐洲大陸其它地區感染，但最終徒勞無功。

2月23日，星期日，意大利倫巴第大區11個城鎮出現多起感染病例而被封城。臨時旅行限制措施開始實施: 當晚，為調查兩起疑似病例，奧地利當局攔下了一列從威尼斯開往慕尼黑的列車；週一，在一名來自米蘭的客車司機出現疑似症狀後，警方封鎖了里昂的汽車站。

2月24日，星期一，在歐盟總部大廈，萊納契奇和基里亞基德斯被關於意大利疫情和申根區能否倖免的各種問題狂轟濫炸，以至於他們原打算在會上宣佈向世界衛生組織捐款1.14億歐元，向非洲檢測機構捐款1500萬歐元，都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

按照慣例，委員會助理通常會在記者招待會之後，匿名詳細闡述和轉述領導言論。在這次會後，

2月25日，來自奧地利、意大利、法國、斯洛文尼亞、瑞士、德國和克羅地亞的衛生部長抵達羅馬。他們一致認為，關閉邊境“在此時是不合時宜且無效的”，重大活動不應該取消。

出席會議的意大利政府顧問裡卡迪 (Ricciardi)回憶說，他當時強烈感覺到，起初除了德國和法國等一些國家外，其他國家都認為“問題出在意大利（政府），而不是病毒”。

而阿蒙2月26日訪問羅馬時，在與意大利衛生部長羅伯特•斯佩蘭扎（Roberto Speranza）和世衛組織歐洲區主任漢斯•克魯格（Hans Kluge）共同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說，“這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會上，基里亞基德斯稱此次疫情是“對現有全球應急機制以及歐盟內部團結合作的一次考驗。”

克魯格則認為“沒有必要恐慌。首先，各國對待病毒和疫情形勢非常認真嚴肅；其次，五分之四的病人都是輕症患者，並且已經康復。”他強調，“手部衛生非常重要”，提醒人們咳嗽時用胳膊肘遮擋住口鼻。

會議結束時，官員們站起來與記者和其他人握手。

一如既往的地緣政治

當衛生官員們在羅馬發表講話時，馮·德·萊恩正準備率領她的大部分委員前往亞的斯亞貝巴，與非盟高層會面——這是她推動領導一個更加“地緣政治”委員會的首要任務。

2月26日，啟程前，委員會主席在一週委員會會議上通報了關於冠狀病毒的最新情況。此時，衛生專員基里亞基德斯正在羅馬，而萊納契奇在布基納法索。

馮·德·萊恩報告稱，歐洲的感染風險仍然是“低到中等”，當前歐洲只有275例確診病例，8例死亡病例，而且其中大多數是老年人。主要值得擔憂的是委員會工作人員在狂歡節假期可能去過意大利的高風險地區，返回布魯塞爾後需進行遠程工作。

在萊納契奇缺席會議情況下，委員會秘書長、高級公務員伊爾澤·朱漢松（Ilze Juhansone）向委員團通報了危機應對工作情況。

會議紀要顯示，應對措施主要集中在歐盟以外，“向第三國提供援助，應中國當局呼籲運送防護物資，協調各成員國的準備工作及規劃歐洲工業的應急舉措。”

歐洲更為擔憂中國經濟因疫情放緩帶來的副作用。經濟事務專員保羅·根蒂羅尼（Paolo Gentiloni）指出，2002年非典爆發期間，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比率為4%，但現在已增長到19%。

“2月底意大利求援，給歐盟委員會敲響最大警鐘。”——歐盟危機管理專員萊納契奇

這種擔憂在意大利尤為嚴重，意大利擔心其他國家會像意大利對待中國那樣還施彼身:限制意大利航班進出，扼殺其旅遊業。

著名精神病專家保羅·克雷佩特（Paolo Crepet）在接受意大利LA7電視臺採訪時擔憂稱：“如果政客們繼續助長危言聳聽的情緒，譬如美國決定停止飛往意大利的航班，最終將導致一場經濟災難。”

當歐盟委員們在埃塞俄比亞與非盟委員們會面時，又一場緊急危機爆發了。30多名土耳其士兵在敘利亞喪生，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佈，他將不再阻止試圖進入歐盟的難民。安卡拉很快允許數千名難民在土耳其與希臘接壤邊境聚集。

2月28日，星期五，委員們回到布魯塞爾。儘管此時意大利北部的醫院已不堪重負，官員們也開始擔心物資供應短缺，但對難民危機再次爆發的擔憂還是蓋過了意大利北部不斷惡化的局勢。

同一天，羅馬啟動歐盟“公民保護機制”，要求歐盟向其提供口罩和其他個人防護物資。該機制由歐盟委員會出面協調，主要依靠歐盟其他國家自願提供幫助。

對於監管危機應對的官員來說，意大利主動承認陷入困境令人不安。然而，更可怕的是來自其他26個歐盟國家的沉默。由於歐盟各國政府已恐慌於“泥菩薩過江”，沒有一個國家挺身而出願意提供幫助。

萊納契奇受訪稱“2月底意大利求援，給歐盟委員會敲響最大警鐘。” “警鐘長鳴，卻沒有懸崖勒馬。爾後我們才意識到，整個歐洲，個人防護物資普遍短缺。”“這是歐洲發現難以應對挑戰的關鍵時刻。”

儘管如此，歐洲反應依然遲緩。談到狂歡節假期及隨後一星期時，這位高級專員說，“那兩週才讓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個流行病的嚴重性及對健康的威脅。” “但在疫情變得更加明顯之前，又過了一個星期，人們才開始有所忌憚。”

現在看來，官員們普遍認為，3月初的嘉年華假期 “是歐洲病毒的培養皿”。阿蒙稱，“必須放棄可以遏制病毒的想法，現在必須採取措施，支援醫療體系應對疫情。”

決戰打響

3月2日，星期一，歐盟委員會緊急協調中心召開新聞發佈會。會上，馮·德·萊恩宣佈成立一個冠狀病毒應急小組。在團隊簇擁下，她花了半個多小時回答相關問題，冷靜且權威。

同一天，輪值主席國克羅地亞將理事會綜合政治危機應對機制提升至全面啟動模式，這意味著歐盟國家之間進入最高級別的緊急合作狀態。

可在公開場合，歐洲不少領導人仍在暗示這種病毒主要對外部構成威脅。例如，法國、德國和英國宣佈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向伊朗提供500萬歐元檢測設備及防護物資的援助。

然而私底下，隨著歐洲各國領導人目睹意大利醫院如何淪陷，本國亦將難以倖免，恐慌情緒逐步滋長。

這種緊迫感似乎沒有傳達到布魯塞爾，歐盟高層——馮•德•萊恩、歐盟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和歐盟議會主席戴維•薩索利(David Sassoli)——更關注土耳其邊境。

他們有更充分的理由擔心那裡的局勢。2015年，難民危機引發了歐洲民族主義的強勢反彈，歐洲一體懷疑論四處散播，遠比非典或埃博拉疫情對歐盟帶來的創傷嚴重。而歐盟一直未能就庇護規則（即所謂的都柏林規則）的修訂達成一致，這或許是前任領導班子最引人矚目的未竟事業。

3月3日，星期二，歐盟三位主席乘坐包機與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會面，視察邊境並展開聯合軍演。返程途中，馮•德•萊恩和米歇爾又去視察了保加利亞邊境。隨後，馮·德萊恩回到布魯塞爾，米歇爾則前往安卡拉會見埃爾多安。

此外，還有其他制度性因素促使布魯塞爾方面認為邊境問題比在意大利肆虐的疫情更重要。

儘管歐盟在協調申根旅遊區管理及通過“歐洲邊境和海岸警衛局”（Frontex）進行歐盟外部邊境管控方面發揮著直接作用，但民眾健康問題主要是各國政府的應有之責。

歐盟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土耳其邊境局勢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每個人都在關注這件事，所以我們必須做出選擇。”

就在主席們希臘會晤時，這種不分國界的冠狀病毒正在歐洲悄無聲息地蔓延，將給歐盟團結帶來更大考驗。

3月3日，法國政府率先宣佈，政府將管控個人防護用品生產，徵用口罩，並限制消毒凝膠價格。此番舉措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德國立即跟上，擴大防護物資出口禁令，甚至禁止向其他歐盟國家銷售防護用品。

隨著歐盟兩個最大、最富有的成員國發出計劃單幹的信號，其他國家很快也紛紛效仿。

三天後，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上，歐盟各國衛生部長就防護物資獲取公開爭吵，其中，德國出口禁令成為主要炮轟對象。

德國衛生部長延斯·斯潘(Jens Spahn)為德國舉措進行辯白，指出德國、意大利和法國是歐洲感染最多的國家。同時，斯潘指責歐盟整體行動不夠迅速，其他部長對此也充滿怨言，稱他們都是從媒體上了解到其他成員國的政策變化。

“若想盡快恢復正常，我們需要團結協作，否則，猛藥難除頑疾。”——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

在爭吵中，有幾條建設性提議，如阿蒙第一個建議就是各國衛生系統應儘快提升醫療能力，如增加醫院床位數量，以應對預期的病例激增。

3月2日，歐洲疾控中心發佈的評估報告首次認真分析了疫情失控將帶來的影響，並將衛生系統面臨的風險等級提升為“中級至高級”。

警告至此，但冠狀病毒已入侵歐盟理事會內部。一名理事會職員檢測呈現陽性後，克羅地亞大使安德拉西（Andrassy）被隔離。相關工作停擺脫節，情勢變得更糟。

（理事會官員認為比利時自身都缺乏準備的證據之一，便是據信有感染風險的歐盟職員無法接受檢測。一位已被確診的外交官曾被醫生告知從普通門診轉去急診——建議並不合常規。在普通門診，儘管她已有COVID-19相關反應，但因沒有呼吸系統症狀，醫院拒絕對她進行檢測。）

歐盟自我保護機制

在歐洲，各國政府仍不願中斷本國經濟或文化活動，以抗擊這種病毒。

3月8日，星期天，西班牙各地女權人士走上街頭，舉行婦女節大遊行活動。除呼籲民眾如出現症狀不要參加遊行外，西班牙左翼政府並沒有明令禁止活動舉行。備受矚目的與會者包括副總理卡門·卡爾沃(Carmen Calvo)、平等部長艾琳·蒙特羅(Irene Montero)和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的妻子貝戈納·戈麥斯(Begona Gomez)，這三人後來都被檢測呈陽性。

布魯塞爾也沒有及時發出警報。

3月9日，星期一，馮•德•萊恩上任的第100天，召開了一場新聞發佈會，重點仍是土耳其邊境局勢。事實上，當時她正計劃在一週內返回希臘，當然她已被迫取消危險行程，非因邊境暴力，而是因為病毒。

在對本網的書面回覆中，馮•德•萊恩指出，她在3月2日創建冠狀病毒應急小組就表明，歐盟的反應速度比各成員國都要快，甚至比許多媒體都更早關注這個問題。

歐盟領導層更關注土耳其邊境局勢

她具體回覆：“當時，對冠狀病毒的關注在許多成員國只是停留在官僚層面。我還記得，記者們在這一天大多數圍繞希臘和土耳其邊境局勢提問，而不是關於冠狀病毒。”

如果說馮•德•萊恩和米歇爾更關注難民議題，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老闆——歐盟27個國家及政府首腦，更關心難民問題。

一位歐盟高級官員表示:“所有領導人在難民問題上都非常苛刻，非常支持主席在邊境採取積極行動。”“沒有一句你為什麼要去那裡的質疑?”

3月9日晚，在新聞發佈會結束後，埃爾多安訪問布魯塞爾，與馮·德萊恩和米歇爾舉行會晤。雙方同意重新審議2016年歐盟-土耳其協議，至少暫時緩解了邊境緊張局勢。

同時，本網率先披露的其他歐盟國家不願援助意大利的消息，開始引起布魯塞爾的關注。3月10日，意大利大使毛裡齊奧·馬薩里(Maurizio Massari)在本網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專欄文章，呼籲應強化團結協作。

那天上午，馮·德·萊恩主持了緊急應對小組會議，並去電意大利總理孔特詢問出訪羅馬事宜。可意大利嚴格的旅行禁令使得訪問難以成行。她在書面回覆中寫道:“由於對羅馬的限制也收緊了，他對此很是顧慮。”

3月10日，各國衛生部長之間的明爭暗鬥導致米歇爾罕見地召開了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的視頻會議。在下午的遠程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同意圍繞米歇爾提出的四項緊急任務開展工作:一是儘量遏制病毒傳播;二是確保歐盟國家擁有足夠的醫療設備;三是解決疫情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後果;四是支持醫藥和疫苗研發工作。

圖為文章網站配圖

遠程會議使得米歇爾處於一個異常自信的狀態，這種會議模式不需要事先就正式結論進行談判，也不需要像線下會議那樣，就具體措辭爭論不休。各國領導人欣然承諾支持他的提議。為幫助各國應對危機，會議還通過了馮•德•萊恩提出的75億歐元歐盟結構基金重新分配計劃。

米歇爾在會上說:“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強化合作，並迅速採取行動。”但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隨著疫情升級，團結一致被證明不過是說說而已。

各國均實施了邊境限制措施，使得歐盟共同旅遊區變得毫無意義。歐盟事實領導人德國再一次成為邊境限制措施煽動者，不僅加強了自身對德國南部邊境的管理，並認為其他歐盟各國都應該強化邊境管制。

3月11日，馮·德·萊恩取消了返回希臘計劃。她對此書面回覆道，“週三晚上，希臘政府將整個希臘警戒級別升級為‘高級’，意大利政府也宣佈關閉所有商店。” “這就是我們決定推遲前往希臘的原因，這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3月12日，星期四，歐盟領導人一覺醒來發現“天下大亂”。特朗普上任伊始，其飄忽不定的領導風格就讓他們頗為惱火。他竟連夜宣佈，美國將在30天內禁止來自歐盟的旅客入境，引發了歐洲機場的混亂。更令人困惑的是，此項禁令莫名其妙地把愛爾蘭和英國排除在外。

一位歐盟高級官員表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將針對歐洲實施旅行禁令。”“而且起初也沒有人理解為什麼愛爾蘭和英國可以倖免。完全不符常理。”

歐盟領導人隨即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譴責美國未進行磋商的單邊行為。但損害已經造成，歐洲領導人進入止損模式，但他們並未就行動達成一致。

歐洲疾控中心宣佈，控制病毒“不再可行”，並敦促歐洲效仿意大利:保持社交距離、關閉學校和取消公眾活動。該機構指出，來自中國的模型研究表明，如果早幾周採取這些措施，本可以進一步減少病毒傳播。

幾小時後，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佈只採取疾控中心建議的部分措施，他堅稱法國並沒有放棄遏制冠狀病毒。

他宣佈，託兒所、學校和大學將在下週一關閉，老年人應該儘可能呆在家裡，政府鼓勵企業允許員工遠程工作，但週日的地方選舉將繼續進行。

繼續選舉違反了馬克龍本人支持的主要候選人、前衛生部長布讚的建議。布贊在投票後便暫停了她的競選活動，並非是她在巴黎的競選表現不盡人意，而是因為她不想進一步傳播病毒。

據《世界報》報道，她說“從始至終，我就只想到一件事:冠狀病毒。我們應該阻止一切，這是一場假面舞會。”“每次開會我都很害怕，並始終遊離在這場競選之中。”

布贊接受該報採訪稱，在她同意參選前兩週多便建議馬克龍取消1月30日的選舉，結果被包括總理埃杜阿爾·菲利普在內的其他政府官員以對病毒沒有足夠的科學認識予以否決。

真實原因是，馬克龍的團隊擔心總統推遲投票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民調預測他的政黨在投票中會表現不佳。

一名政府助理表示，當時理由是“去投票不會比去買牛角麵包更危險，如果連麵包店都不關閉，為什麼要推遲選舉呢?”。

在布魯塞爾，就在馬克龍對法國實施部分封鎖的當天晚上，比利時首相索菲·威爾梅斯（Sophie Wilmès）剛剛結束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場爭吵不休的會議。

佛蘭芒語黨團的政客們一直抵制關閉學校，但是法語黨團議員們最終說服比利時跟隨法國腳步，甚至更進一步從週六開始關閉餐館和酒吧。事後看來，這一延遲已讓病毒在上週五晚上通過“層層封鎖”廣泛傳播。

週末轉折

在歐盟總部半關閉的那個週末，馮•德•萊恩和她的核心團隊在她位於第13層的辦公室裡連續商議28個小時。他們需要最終確定管理內部邊界的指導方針，以及制定至少30天內禁止來自歐盟以外的非必要旅客入境計劃。

他們希望這一外部禁令將有助於說服各成員國政府解除限制，並自願遵循歐盟委員會的建議，避免包括食品和藥品在內的商品流通出現問題。

餐館關門，團隊飲食由馮•德•萊恩一位顧問的配偶負責製作並運送。

3月16日，星期一，馮·德·萊恩公佈了指導方針。週二，米歇爾召開視頻會議，歐盟27國領導人迅速通過了歐盟委員會的提議。

面對無法阻止的病毒，歐盟領導人宣佈原定於下週舉行的3月例行峰會取消，改為電話會議。在施加旅行限制,禁止大型集會,要求公民儘量居家和關閉企業的措施後,歐盟領導人自己也要遵守既定規則。

一些領導人個人也面臨風險。西班牙總理桑切斯的妻子被檢測呈陽性後，他被迫隔離。歐盟脫歐談判代表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宣佈自己被感染後，也開始居家工作。

3月18日，比利時從午時開始全面封鎖，布魯塞爾歐盟區變成了一座鬼城。

近兩個月前，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曾在達沃斯建議，這種嚴厲的隔離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他說:“必須理解，當沒有確切的治療方法，沒有疫苗時，採取隔離、遏制、感染防控等非藥物干預措施實際上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恢復正常

3月26日，馮•德•萊恩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會議上發表演說，

“當歐洲真的需要團結一體時，太多人只給了我自顧不暇的回應。”她指的是關閉邊境和禁止出口。“當歐洲真的需要證明這是一個可以風雨同行的聯盟時，太多的國家卻拒絕共享保護傘。”

馮•德•萊恩認為，歐盟委員會的“非常舉措”改善了局面，其中包括威脅提起侵權訴訟從而迫使德國取消出口禁令。她指出，德國醫院開始接收法國病人以及手套和口罩流向意大利，這都是歐洲在公共衛生領域重新團結的跡象。

在當晚的視頻會議上，歐盟各國領導人似乎把馮•德•萊恩的斥責牢記於心，並同意歐盟委員會制定統一戰略，協調走出困境，以免重蹈危機之初的混亂。

“若想盡快恢復正常，我們需要團結協作，否則，猛藥難除頑疾。”馮·德·萊恩在會上說。

可在如何應對迄今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議題上，各國領導人在線上峰會又展開了新一輪激烈爭吵，孔特和桑切斯這兩個受損最為嚴重的國家領導人要求發行一種名為“冠狀病毒債券”(Coronabonds) 的歐洲共同債務債券。德國、荷蘭等國家對此堅決反對。米歇爾提出保留所有計劃選項才挽救了本次會議成果。

抗疫戰鬥還未結束，卻重新引發了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激烈分歧。但這一次，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人們對何時能迴歸正常生活、何時開發出疫苗以及哪些治療方法行之有效的深度焦慮阻止了這場熟悉的金融政策之爭的重演。英國首相在重症監護室的消息傳來，眾人恍然醒悟，領導人和選民們一樣脆弱。

有統計表明，最終受到疫情重創的會是美國，其反應速度甚至比歐洲還慢，而且美國比德國的社會分歧更加嚴重，極大影響團結協作。

但同樣清晰的是，由於歐洲既沒有像中國那樣迅速、有力地採取封城措施，也沒有像韓國那樣積極地進行檢測（他們從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症爆發的慘痛經歷中吸取了教訓），數不清的生命已難以挽回。

歐盟內耗仍在持續，也不清楚他們是否吸取了最初混亂應對的教訓。在歐盟委員會設法展開其“走出困境路線圖”之前，奧地利、丹麥和捷克就已表示他們要走自己的路並公佈了放寬限制的日期。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茲稱之為“復活節後的復活。”

翻譯文章：

David M. Herszenhorn, Sarah Wheaton, How Europe failed the coronavirus test, Politico，April 7, 2020.

網絡鏈接：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oronavirus-europe-failed-the-test/

譯者介紹

劉馨蔓，中山大學法律碩士，湖南省委黨校（行政學院）講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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