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學思潮，大體上有三代學人。第一代學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屬於一個“文化共同體”。在郭齊勇先生的新著《儒者的智慧》（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系列之一）中，專闢一章講述三先生的學術與人生，他們之間的聯繫以及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跡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異、風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長在北京。他並未接受過舊式教育，他的父親很開明，讓他在新式學堂裡接受了小學、中學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學習佛學的心得《究元決疑論》，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長的賞識，蔡校長即與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定聘梁先生為印度哲學課程的特約講師。在此前，梁先生曾經報考過北大，沒有被錄取。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梁漱溟沒有考取北大當學生，卻當上了北大的講師。梁先生是二十世紀面對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國文化價值的文化人。其實他是非常主張科學與民主的，而且積極參與了民主建國的政治活動。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氣節的人，他的骨頭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經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訪他，深深地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決不趨炎附勢。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務，創辦《光明報》。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坐小船回來，非常危險，但他若無其事，心地坦然。他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他說，孔孟之學的意蘊，中國文化在人類的地位，只有我能闡發，我還有三本書要寫，我怎麼能死呢？天怎麼會讓我死呢？梁先生就是這樣自信，這樣有擔當意識的人。這很有一點像孔子。如孔子所說的“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那樣。新中國成立前夕，他代表民主團體到昆明調查聞一多、李公樸遇害案，在群眾大會上痛斥國民黨特務。他說，民主知識分子是殺不絕的，你們有膽量就朝我開槍，我不怕死。
抗戰時與抗戰後，他曾經兩度去延安，曾經與毛澤東多次交談，乃至在窯洞同榻而眠。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多次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但拒絕了毛主席讓他在政府中任職的建議，又多次對內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見，終於釀成1953年與毛主席直接衝突的“面折”局面。梁公然以農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試一試毛澤東的“雅量”。1974年，他發表《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林彪與孔子相提並論，為劉少奇、彭德懷鳴冤叫屈。梁先生的哲學主要是文化哲學、生命哲學、人生哲學。他的哲學已經與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與梁先生一樣，也參加過辛亥革命。湖北黃岡熊子真先生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只讀過半年私塾，從沒有受過任何新式教育，要說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長在貧瘠鄉間的一個貧苦農家，幼時為人牧牛。他十三四歲時，父母相繼病亡。日後他只是在父親的朋友何檉木先生處讀了半年鄉塾。十六七歲時遊學鄉間。
不久，他與同縣何自新、浠水王漢共遊江漢，受到維新派影響，讀孟子、王船山、顧亭林書，萌發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傑，共圖天下事。為“運動軍隊”，熊氏投武昌新軍第三十一標當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小學堂為學兵，宣傳革命，聯絡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會，併發起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主持該社的革命活動。
由於熊氏在軍學界圖謀舉事，奔走甚力，遂被鄂軍首領張彪所通緝，幸為友人掩護，秘密出逃。武昌起義後，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參謀。民國元年，他參與編輯日知會志。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讀、教書。
1917年至1918年，他曾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他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軍閥官僚貪鄙、淫侈、殘忍、猜妒、詐騙、卑屈、苟且、偽善，黨禍至烈，士習偷靡，民生凋敝，人道滅絕，痛惜“黨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嘆“由這樣一群無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轉折。他曾自謂：“決志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餘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學的“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意識。他是自學成才的，特別有天賦，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個怪才，他從他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那裡走出來，批評佛教唯識學，創立了融會儒佛的“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佛學界對他有不少批評。他在北大講課，或與友人交談，談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振堂宇。學生們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後一排，他就從最後一排敲起。朋友們與他談話，也不敢靠近他。據說張東蓀教授與他交談時也被他拍過巴掌。他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抗戰時期，熊十力入川，顛沛流離，生活拮据。他憑著對國家、民族、人民和傳統文化執著的愛，自甘寂寞，樂以忘憂，勉力著述講學。熊氏哲學體系之充實、發展、完善並在國內哲學界產生一定影響，亦是在抗戰期間。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和《讀經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體系完成的標誌。
孔子被拘囚於匡地時，心地坦然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當公伯寮向季孫進讒，毀謗子路時，夫子坦然地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孔子基於上天不會喪掉斯文的信念，自覺身系斯文之傳的使命和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託命之人。熊十力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居住時，曾自題堂聯：“道之將廢矣，文不在茲乎？”熊先生以“上天將斯文屬餘”的氣魄承擔著中華文化的慧命。
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隱者，大儒，理學大師，又是著名的詩人與書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遊學，第一部《資本論》就是他帶回中國的。他是紹興人，長年隱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長請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八個字回絕。抗戰軍興，才出山講學，他隨浙大遷居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講學的內容後來編成《泰和會語》《宜山會語》。1939年，馬先生到四川樂山辦復性書院，有《復性書院講錄》6卷。馬先生認為，六經可以統攝一切學術。馬先生的儒釋道的學養特別深厚，佛學造詣頗深，對宋明理學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戰時在後方，蔣介石常常召見一些學者去談話，馮友蘭先生、賀麟先生等都分別去見過蔣。據說這都是陳布雷的安排。我曾在賀麟先生家親耳聽賀先生對我說過，蔣委員長會見他們這些哲學、人文學教授之前，還確實讀過他們寫的一兩種書，在上面圈圈點點，見面時還針對著作問一兩個問題。馬先生見蔣是在抗戰初，辦復性書院之前。特別有意思的是，據說馬向蔣講兩個字：“誠”“恕”。他希望蔣“恕以接人，誠以開務，以國家復興為懷，以萬民憂樂為念”，強調“誠即為內聖外王之始基”。據說蔣對這種勸誡甚為不快。事後，友人問馬先生對蔣的印象，馬的評價很有趣，他說蔣“英武過人而器宇褊狹，缺乏博大氣象”。他說蔣“舉止過莊重，雜有矯糅”。他評價蔣是“偏霸之才，偏安有餘，中興不足。比之古人，不過是劉裕、陳霸先之流人物”。這個評價是很確當的。大家都知道，劉裕是南朝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雖代晉稱帝，但沒有統一中原。陳霸先是南朝陳的建立者，即陳武帝。這兩個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沒有完成統一大業。大概從心胸、氣度和霸業上看，蔣不過是宋武帝、陳武帝之類人物，後來的歷史果然驗證了馬先生的判斷。
天津南開大學舊址
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執教於天津南開學校，教國文。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寫信給時任北京大學講師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說：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已經拜讀，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談。
梁先生1916年發表的《究元決疑論》的第三部分，對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發表的《健庵隨筆》批評佛學“了盡空無，使人流蕩失守，未能解縛，先自逾閒，其害不可勝言”等提出批評，認為熊氏不瞭解佛學的真義恰恰是使人有所依歸，不致流蕩失守。
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廣濟寺內，與梁先生討論佛學。兩人一見面就暢談起來，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說服對方。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見，此後梁、熊二先生交遊了近半個世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梁先生此時勸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學。1919年他已讀過《唯識述記》。
梁漱溟二十四歲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引起了學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學擔任講席，也是緣於此文。經範靜生先生的介紹，梁攜帶此文去拜訪蔡元培校長。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賞識，便與文科學長陳獨秀相商，聘梁講印度哲學。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時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次年，他的《唯識述義》（第一冊）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訪學支那內學院（籌備處），求教於歐陽竟無大師，並介紹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學。暑假過後，熊先生沒有再去南開教書，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內學院學習佛法。從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歐陽竟無先生門下學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學講授佛教唯識學的梁漱溟先生顧慮自己學養不足，恐怕有無知妄談之處，徵得蔡元培校長的同意，代表北大專程去南京內學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請呂澂先生來北大講佛學，但歐陽大師不放，遂改計邀熊十力先生北上。由於蔡校長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與才氣，熊先生這位既無學歷又無文憑的人，被北京大學聘為主講佛教唯識學的特約講師。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要說學歷，熊先生只讀過半年私塾，再就是在南京學佛兩年，他真正是所謂自學成才。）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們有過交往。1918年，蔡先生為熊先生的處女作《心書》寫過序。
在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學術環境中，熊十力如魚得水，獲得了與學術界精英砥礪學問的機會。正因為有了這一機緣，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學講授法相唯識之學，邊寫講義邊講。原寫講義基本上依據佛家本義，忠實於內院所學。熊先生從唐代著名佛學理論家玄奘、窺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學宗師無著、世親、護法，清理唯識學系統的脈絡，揭示其理論綱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創造性衝動的人。這一年，忽然懷疑舊學，對過去所相信和撰寫的東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寫稿毀掉，而開始草創《新唯識論》。也就是說，在他的《唯識學概論》剛剛印出不久，他已決心自創新說，揚棄舊稿。
1924年熊先生為自己更名“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論》中讚揚佛祖釋迦牟尼的話，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廣大的神通和無邊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辭去北大教席，應邀到山東曹州創辦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暫停北大教職，隨同前往。同行的還有他們在北大的學生陳亞三、黃艮庸，四川的王平叔、鍾伯良、張俶知及北師大的徐名鴻等。他們共同辦學、讀書、講學。熊先生參與其事，任導師。梁、熊諸先生對當時學校教育只注意知識傳授而不顧指引學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滿，嚮往傳統的書院制，師生共同切磋道德學問。梁先生來曹州辦學，本意是辦曲阜大學，以曹州高中為預科，可惜曲阜大學沒有辦成，又擬恢復重華書院，亦未實現。但梁先生實踐自己提出的“辦學應是親師取友”的原則，不獨造就學生，還要造就自己，這種精神深獲熊先生之心。梁、熊諸先生與弟子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此時熊先生深感民國以來，唾棄固有學術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馬一浮先生
1930年，熊十力知道在杭州有一位馬一浮先生是當代國學大師、詩人、書法家，隱居不仕。聽說了馬先生的頗具傳奇色彩的經歷，特別是得知馬先生的佛學造詣很深，熊先生極想與馬先生晤談。熊十力請原北大同事、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單不庵先生介紹。單先生感到很為難，因為馬先生是不輕易見客的。從前蔡元培校長電邀馬先生去北大任教，馬先生曾以《禮記·曲禮》中的“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八個字回絕。熊聽說後思慕益切，於是將自己在原唯識論講義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刪改成的《新唯識論》稿郵寄給馬先生，並附函請教。郵寄後數星期沒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慮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訪，一位身著長衫、個子不高、頭圓額廣、長鬚拂胸的學者自報姓名：馬一浮。熊十力大喜過望，一見面就埋怨馬先生，說我的信寄了這麼久，你都不來。馬先生說，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馬上就會來，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細細拜讀完了，才能拜訪呀！說後二人哈哈大笑起來。此後，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後來修訂《新唯識論》（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馬先生的許多意見，在對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學範疇的解釋上，受到馬先生的影響。1930年11月，馬、熊二先生往復通信數通。北京大學研究院院長陳大齊（字百年）先生聘請馬先生為研究院導師，馬先生推舉熊先生去做導師。他們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誼甚為深厚。熊先生讓李笑春給馬先生送去《尊聞錄》，馬先生閱後，特舉“成能”“明智”二義加以討論。
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熊十力老友沔陽張難先（號義痴）主政浙江。張難先、嚴重（又名嚴立三）、石瑛（字蘅青）為湖北三怪，生活清苦，砥礪廉潔，在政界頗屬難得。杭州下雪，張難先率員工到街上剷雪。他說：“我別號‘六其’居士，區區剷雪掃路，何足道哉？”“六其”之號，源於《孟子》“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云云。張不願憑地位借住別墅，其眷屬只得花錢租居。張在任上兩袖清風，離任時尚虧欠九百餘元，由自己帶來的屬下歸還了事。張上任時即薦石瑛任他的建設廳長。石瑛與張同時離任，去蘇州古寺隱居，臨走仍是一卷鋪蓋、一舊皮箱。熊十力與這幾位湖北老鄉時常談心，相交甚歡。
三先生的晚年及其文化共同體的消解
梁、熊、馬三先生之間有密切交往，他們的弟子間也有密切交往，成為一個學術群落。他們三人的為人風格不同。馬先生圓融，極有修養。熊先生孤傲，脾氣急躁。梁先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熊先生求真，忌俗，一生鞭笞奴隸性格，主張不集一途，不尚眾寵，空諸依傍，獨立不苟。他嘗說：
清季迄今，學人盡棄固有寶藏，不屑探究，而於西學亦不窮其根柢，徒以涉獵所得若干膚泛知解，妄自矜炫，憑其淺衷而逞臆想，何關理道；集其浮詞而名著作，有甚意義？以此率天下而同為無本之學，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獨立，生心害政，而欲國之不依於人，種之不奴於人，奚可得哉？天積眾剛以自強，世界積無量強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於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惡可得乎？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依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為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惟自救而已哉？
熊先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再向毛澤東、董必武、徐特立等中共高層上書，對當時的文教方針提出意見與建議，希望恢復民間自由講學的書院，至少應恢復梁先生的勉仁書院、馬先生的復性書院，請呂澂先生恢復支那內學院，他自己想辦中國哲學研究所。同時，熊先生希望當局尊重中國文化，至少不要鼓勵批判中國文化，提出“馬列主義宜中國化”。他又著《與友人論張江陵》，批判明代張居政當宰相時禁講學、毀書院的錯誤做法。這顯然是在借古諷今。
熊先生晚年很寂寞。在1958年出版的《體用論》中，熊先生有詩云：
萬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志業半不就，天地留虧虛。虧虛復何為，豈不待後人？後顧亦茫茫，嗟爾獨自傷。待之以無待，悠悠任天常。噫予猶御風，伊芒我亦芒。
這裡借用《莊子》表達了一種無奈的感喟，表達了道廢學絕的悲情和對精神自由的嚮往。熊十力在1963年寫作的《存齋隨筆》中慨嘆：
餘年七十，始來海上，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逾十祀，絕無問字之青年，亦鮮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於孤。五年以前，餘猶積義以自富，積健以自強，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來，年日衰，病日雜，餘興趣悉盡矣。
他們都沒有逃過“文化大革命”劫難，都被紅衛兵抄家、羞辱。熊、馬二先生均死於“文化大革命”。
熊先生辭世的頭一年，1967年6月2日，馬一浮先生在杭州病逝，終年八十五歲。馬先生與熊先生、梁先生一樣，未能逃過“文化大革命”劫難。1966年，馬先生的家被抄。抄家的頭一天，一園林工人獲悉紅衛兵將去蔣莊“掃四舊”，即連夜報信，馬先生內侄女湯淑方小姐與省委統戰部聯絡，次晨將馬先生轉移他處。紅衛兵擬焚燒馬家古書字畫，幸浙江省立圖書館來人搶救文物。馬先生從此未回蔣莊。梁先生在北京亦遭紅衛兵抄家、焚燒書畫、掃地出門之災。北京一二三中學的紅衛兵還勒令梁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絲瓜。梁先生為夫人說話，紅衛兵喝令梁也跪下。馬先生避居安吉路一處陋屋時，尚在關心友生，當聽說李叔同弟子潘天壽教授在美術學院遭非人待遇時，馬先生連聲嘆道：“斯文掃地，斯文掃地！”從此不再開口，一病不起。馬先生自知不能再起，寫下了絕筆詩《擬告別親友》。這首絕筆詩，是親友在安吉路陋室整理遺物時在書桌上發現的。
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莊子的超脫。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漚海之喻，意蘊頗深。“漚”就是一個小水泡。其實一人一物，不過只是小小的浮漚水泡，但也是整個大海的顯現。漚生漚滅，生死變幻，最終要歸於宇宙無盡的大海之中。莊子講生死不過是氣的聚散，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生死也如晝夜的變化，我們不必悅生惡死，就像不必喜歡白天，厭惡夜晚一樣。有限的人生與無限的宇宙不就是漚與海的關係嗎？生與死，不過是平常事而已。
按莊子的說法，真人能破死生之惑，不執著生，不厭惡死，一切聽其自然，視生與死為一來一往，來時不欣喜，去時不抗拒。馬先生以楚辭形式所寫的《自題碑文》更表現了他們這一代文化人的心境：
孰宴息兮此山陬，
古之逸民兮今莫與儔。
驅日月兮行九幽，
安煢獨兮揹人流；
枯槁不捨兮阨窮不憂，
雖日寡聞兮庶歿齒而無怨尤；
道不可為苟悅兮生不可以幸求，
世各從其所好兮吾獨違乎迷之郵；
志不可得終遂兮自今其歸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
蟬蛻於茲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莫餘知其何憾兮任千載之悠悠！
熊、馬、梁諸先生的確是獨行孤往、敢揹人流的文化巨人，雖窮阨一生，但從不苟且。儘管復興國學的志向因時勢所限不可終遂，但他們盡了自己的責任，也就可以乘化而去，迴歸自然，而沒有什麼遺憾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靜下心來寫《儒佛異同論》。在批林批孔的淫威下，梁先生竟然寫《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辯論，聲明：“你們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家圍攻他，他擲地有聲：“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這是何等的氣節操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後，華人知識界頗有一些震盪和回應，從哀悼梁先生的若干幅輓聯中可以略見一斑：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馮友蘭敬輓
熊、馬、梁三先生被弟子們稱為“三聖”。弟子們自稱“聖人之徒”。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很長一段時間，熊先生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纓子衚衕十六號，或在萬壽山大有莊、山東鄒平等地與梁先生師弟合住，共同修養心性，砥礪品行，相互批評幫助，把學問與修養結合起來。1930年，熊先生始與馬先生交遊，而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抗戰時期，熊先後到馬、梁所辦書院講學。1949年以後，三先生相互關心，密切聯絡，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他們的朋友、學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動的。如伍庸伯、張俶知等，原是梁先生朋友，賀昌群、鍾泰（號鐘山）等原是馬先生朋友，後來都成了熊先生朋友。張立民（家鼎）原是熊先生弟子，在危難時受到熊先生保護，曾隨侍熊先生，幫助整理文稿，但後來成為馬一浮先生的得力助手，隨侍馬先生數十年。黃良庸、王平叔、陳亞三、李淵庭等原是梁先生弟子，後也成了熊先生弟子。雲頌天、劉錫嘏（公純）、李笑春等原是熊先生弟子，後也成了梁、馬的弟子。王培德（星賢）、袁心粲、王伯尹、張德鈞等，大約是先從馬先生，後又與熊先生友善，以師事之。此外，高贊非、謝石麟、周通旦等，無不併尊三先生為師。
以後，熊、馬、梁身邊的弟子們，相互流動，或以他們辦的民間書院（如後來梁先生的勉仁書院、馬先生的復性書院）為依託，或謹以信義相維繫。三聖及其弟子，構成了某種“文化共同體”，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以弘揚中國文化為職志。這確實很有一點兒宋明儒的味道了。道義在師生的激勵、踐履中，在艱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紮下根來。在這種團體（哪怕是鬆散的）中，在師友關係中，人們所獲得的，不僅是知識、學問，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們是保留我國傳統人文教育特徵的文化殿軍。此後，在洋化的現代教育中，很少能找到這種師生關係了，很少有把學問與德行，做人與為文密切聯繫起來的文化共同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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