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晉祠之銘並序》碑是山西省太原市晉祠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現存於山西省太原市晉祠博物館內貞觀寶翰亭，是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寫的一篇政治抱負與抒情相結合，溶史學、文學，書法藝術於一體的豐碑巨碣，其政治思想主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是唐太宗李世民創新治國理念的集中體現，代表了唐朝文明的核心價值觀。
發掘和闡述文物背後的歷史文化，宣傳和弘揚古文物背後所蘊含的核心價值和時代內涵，是廣大歷史研究者應該重點思考的一個問題。“讓深藏在禁宮裡的文物活起來；讓陳列在廣袤大地上的地上文物古蹟，書寫在古籍裡的歷史文化活起來；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正能量的精神食糧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讓文物活起來，其實質就是讓文物內涵中的價值活起來。傳統意義上我們談到文物的價值，首先想到的是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技術價值，也稱之為文物的“三大價值”，但是文物更高層次以及更重要的價值是超越傳統三大價值的內在價值即蘊含在古文物背後的核心價值及時代文明，它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晉祠博物館內現存有歷代碑碣400餘通，這些碑碣自北齊到近代，歷代相續，記錄著晉陽大地的歷史文化脈絡，其中《晉祠之銘並序》碑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晚年的得意之作。鐫刻完成以後，其拓片即作為國家珍貴的禮品贈於各國來賓或使者。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淵父子從晉陽起兵三個月後攻入長安，從晉陽出發前，李淵帶著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劉文靜，裴寂，武士彠等曾經跪在唐叔虞祠門前祈求唐叔虞能護佑他們李家旗開得勝 ，馬到成功，且助他們李家一臂之力。結果征戰過程比予料的要理想的多。能建立大唐王朝，李世民視晉陽為宗祖之地“王業所基，國之根本。”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對晉陽高度和準確的定位。並且先後在晉陽設“北都”、“北京”，歷史進一步說明中國古代最早的北京城是晉陽古城，所以晉陽古城成為當時全國的三大都城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晉陽度過了其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也是最幸福的時期，因為唐太宗李世民在這裡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晉陽古城也成為李唐王朝的發跡之地。同時也被古人稱之為“龍潛之地”！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戎馬，身經百戰而且是大獲全勝，為大唐盛世的穩定立下了赫赫戰功，晚年還帶兵四徵高句麗族，為古代中國東北地區的安全穩定消除了極大的隱患。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京城長安的途中故地重遊，而且是征討高句麗族大獲全勝的前提下感慨萬千，在當時的唐叔虞祠（也就是現在的晉祠）內寫下了該流芳千古的《晉祠之銘並序》。
《晉祠之銘並序》是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御製御書於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二十六，同年上石立碑。貞觀十九年冬月唐太宗李世民重歸闊別二十多年的古唐國發跡之地，也就是晉陽古城，那是感慨萬千，內心裡有很多話想對晉祠抒懷，親率文武群臣重新拜謁唐叔虞祠，次年正月親自撰文，並且丹書於唐叔虞祠內堂上，留下了他晚年政治思想與文學及書法藝術成就的豐碑巨碣，行文襙美姘麗，行筆遒徑有致，單單一個“了”就30多種變化，行書技法以及特點了然紙上，書寫的背後蘊含著唐太宗李世民強烈的政治抱負和歷史使命系唐代文明的集中體現，其文學、歷史、書法藝術價值被譽為僅次於東晉大書法家王義之《蘭亭集序》後的又一文筆俊逸的行書傑作。
《晉祠之銘並序》碑身高1.95米，寬1.2米，厚27釐米。序文1003字為姘麗體，銘文200字，共計1203字，28行，每行44字或50字不等。行文“朗朗上口，鏗鏘有力，縱橫自如，文學盤古，修辭考究，用典豐盈，氣勢恢宏！”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責任感、節奏感、和韻律感，顯示出一代英明帝王的智慧胸襟和博大胸懷和氣概！
《晉祠之銘並序》的主題思想是通過宗周政治制度和晉侯唐叔虞建古唐國的歷史軌跡，表明了滅隋建唐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合法行，以達到宣揚唐朝之文治武功，努力去鞏固政權之目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序文中用160個字總結了周王朝國祚長久，以仁義之師，道德之師治國為主，以分封世襲祿位為輔，從武王建國到赧王滅國曆經37代，國祚791年，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享國最長的一個王朝。
首先，唐太宗李世民在文章中開篇就將周王朝國祚長久的根本原因歸納為：“資?親以作輔，分圭賜社，實茂德之汐居。”他認為之所以周朝執行了分封世襲制度，才使得周朝國運綿長。
其次，唐太宗李世民認為周朝國運長久的根本原因是實行了周公制定的“敬德保民”的政治綱領。在序文中唐太宗李世民提出“經仁緯義，履順居貞”的觀點，他強調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要給老百姓物質利益，要讓老百姓有“活頭”，依法治國與以仁治國方略要相互結合，當政者行為做事要遵守道德，謹慎小心，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須做到表率以儆效尤，“順”即解釋為小心謹慎的“慎”。
唐太宗李世民在文章中強調了周王朝分封世襲制度，這也是唐太宗執政期間的一貫主張，他的分封思想從他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已經產生。根據《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以國運長久與分封世襲制度等問題邀請一批重要大臣進行討論，以魏徵為主的部分大臣持堅決反對態度，但是支持該觀點的人還是大多數，因此唐太宗在貞觀七年正月正式頒佈旨意，加封、分封異母兄弟和自己的兒子為某某王爺或爵位，而無封地，直到貞觀十三年再次頒旨，宗室群臣襲封刺史，進一步完善了分封世襲制度。”這樣的只有爵位，而沒有實際封地的做法歷史上堪稱一絕！”形成“籓鎮割據”的基礎是有了自己的地盤，而沒有地盤“籓鎮割據”就沒有了基礎。
唐太宗李世民分封不僅限於宗室子弟，也包括元老功臣比如說長孫無己、蕭楀、李績、馬周等七大功臣都在分封之列。但長孫無己、馬周深知位高權重，即使小心謹慎也難免樹敵而招來殺身之禍，也始終反對分封世襲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素以“從諫如流”而稱世，所以這場曠日已久的爭論最終以皇帝“詔停讓步”而結束。
唐太宗李世民所執行的分封世襲制度是以唐朝國祚長久為出發點，他認為周王朝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襲分封制度是國祚長久的根本，是維繫周王朝近八百年統治以及君臣關係的紐帶，另一方面唐太宗卻忽略了周王朝後期王室式微，諸侯割據，政局混亂，政令不出宮門的悲劇。這就是“尾大不掉”成語的典故。
分封世襲制度雖然詔停，但是唐太宗作為一個政治家，為達到國祚長久的政治目的，他希望通過分封世襲制度來，一，可以安撫那些有功之臣。二，可以讓他們死心塌地去捍衛國家。三，可以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的局面。這樣“一舉三得”事情誰不願意做呢？為此，唐太宗李世民在《晉祠之銘並序》文中將分封世襲制度做了深刻闡述：“走興邦建國，資?親以作輔，分圭賜社，實茂德之攸居”。唐太宗李世民以周朝的成功經驗為例，概括了周朝首先以分封得益於血緣關係為傳統紐帶，其次得益於以周禮為核心的道德教化體系。足見唐太宗李世民為鞏固大唐的江山社稷長治久安的殫精竭慮。唐太宗所執行的分封世襲制度雖然沒有持續多久，卻成為唐中後期籓鎮割據的誘發因素，因為單封爵位，而沒有封地的做法被後人竄改，也為“安史之亂”埋下了隱患。“尾大不掉”的歷史經驗教訓沒有引起唐高宗等人的足夠重視。關鍵的問題是中央的高度集中權力受到威脅，令行禁止形同虛設，加速李唐王朝從舉世矚目的大唐盛世逐步走向衰敗，進而導致唐王朝走向滅亡之路。
《晉祠之銘並序》見證了唐太宗李世民為江山社稷勵精圖治，嘔心瀝血，通過自己不懈努力開創了“貞觀之治”之經濟繁榮，“四夷賓服，萬邦來朝”之大好局面。同時也告誡後人，一代明君專注於分封世襲制度所形成的“籓鎮割據“隱患的歷史教訓。
唐太宗李世民作為歷史上有名的“太原公子”，其最初的政治活動就處於晉陽大地，他本人對晉祠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有著特殊的感情。隋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李世民跟隨父親李淵來到晉陽古城，李淵任河東撫慰使被隋煬帝派到晉陽來抵禦北突厥侵擾。李世民在晉陽大地廣結天下豪傑，也充分體現出李世民的政治思想、政治抱負和御人之術，尤其是其卓越的軍事天才以及其獨特的用人之道還有他出類拔萃的文學天賦，因此才有了“太原公子”之美稱。
《資治通鑑》中記載：隋朝末年，李世民在晉陽大地分析、瞭解了群雄異起的形勢後，三次上勸父親李淵起義反隋，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因李淵征討突厥失利，隋殃帝準備興師問罪，在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等人設計的“陽謀”之下，李淵迫於當時的形勢，只能聽取勸諫毅然舉起了反隋大旗。因李世民的“晉陽三諫”，李家才會“晉陽起兵”，建立起大唐王朝；才會有二百八十八年的國祚；經過唐太宗李世民的勵精圖治開創了赫赫有名的“貞觀之治”，“太原李公子”不僅足智多謀，而且是知人善任，並且能夠審時度勢把握髮展機遇。在《晉祠之銘並序》中揭發了隋殃帝的殘暴統治，以及勞民傷財才導致人神共憤，各地紛紛出現農民暴動，而只有李家父子為了保護老百姓，開倉濟民，安撫老幼，起兵反隋奪取天下，為自己的正義之舉找到了非常正當的理由。
“太原公子”一詞也因李世民而成為封建皇族中最理想、最有出息皇子的代名詞。至今太原市晉陽古城一帶民間還流傳著李世民在獄中與劉文靜坐論天下大勢，在“晉陽宮”結交宮監裴寂，與劉文靜，裴寂，武士彠等結成戰略統一聯盟，起兵前設計剷除隋殃帝派在李淵身邊的奸細高君雅，王威的傳奇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懷著對晉祠的深厚感情，並且讚歎晉祠的建築：“金闕九層，鄙蓬萊之已陋，玉樓千仞，恥昆周之非奇，落月低於桂筵，流星起於珠樹。晉祠叢山，懸崖百丈，蔽日交徑，絕嶺萬尋，橫天聳翠，碧霧紫煙，鬱古今之色，玄霜絳雪，晈冬夏之光，晉祠泉水，日注不窮，類芳?無絕，年徹不溢，周尚德之誠盈”。文中用浪漫與寫實相結合的描述手法，把晉祠的自然風光賦於了人格化的意境，並借晉祠的山水抒發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情懷。
《晉祠之銘並序》文中並沒有提到周室晉侯唐叔虞的名諱，在縱論周王朝享國長久的歷史經驗時則以“神明”隱喻姬虞，將唐叔虞的形象提升為“神明”之高度：“神理幽而蘼究”，希望藉助神明的護佑以鞏固唐王朝的統治。
唐太宗李世民曾經強調報答神明如果以珍饌交愈，錦緞金玉便極其鄙庸，而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召彼雨師，弘嘉惠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即報答神恩，惠澤於民。
《晉祠之銘並序》是唐太宗李世民執政時期的政治綱領及宣言，文中表達了唐太宗李世民以隋滅亡的歷史教訓為鑑；以人民富足為本；與民修養生息的利國利民之措施及治國理念。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一貫堅持的“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理論的完美詮釋。
“以人為本”是歷朝歷代當政者應該重點關注的實際問題！試想一個國家治理的一塌糊塗，老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麼它的國祚不言而喻！唐太宗李世民在文中借景抒情，用多處華麗的辭藻去描述晉祠的景色，宣揚和抒發了自己的真實情感，文中追搠到古代唐叔虞在“助隆宗室，為春秋五霸之一晉國所奠定的良好基礎之豐功偉績”，讚揚了其“經仁緯義，履順居貞”之美德，說明其“餘風未泯，遺列猶存”的原因是因為推動了“德乃民宗，望惟國範”的政策。以唐叔虞的美德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和政治主張。
“貞觀之治”在唐太宗李世民執政期間為大唐盛世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其鮮明的政治觀點和治國方略為唐王朝的高度文明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意義極其深遠。
《晉祠之銘並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的高度概括與總結，也是一部真實版的“貞觀政要”，一部《晉祠之銘並序》即是唐代文明的理論體系，也代表了唐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國家能夠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是人民生活水平達到溫飽或者是富足，社會才能和諧穩定，經濟發展才能夠繁榮，從而擁有自己超強的軍事實力來保護國家；保護民族；保護人民，從而達到“四海賓服，萬邦來朝”之國家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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