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強化國家統一意識，封建王朝十分重視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控制，積極推廣儒家文化。同時，地方土司也為了維護其自身地位，也順應朝廷政策，積極推廣儒化教育。
設立社學是其主要手段之一。明代最早在朱元璋時代就命全天下立社學，“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癢, 故民無不習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 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 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所謂社學，它最初創立於元代，《元典章》規定五十家為一社，“每社立學校一， 擇通曉經書者為學師,，農隙使子弟入學。如學文有成者，申覆官司照。”一社一學，所以稱為社學，社學中的學生稱為社生或者社童。社學在西南分佈很廣，以廣西為例，廣西全省各處州府縣均設社學。據萬曆年間的《廣西通志》記載：“今社學之建，廣西郡邑處處有之，大縣十餘所，小縣一所。”明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廣泛設立了社學，但是分佈並不是特別均衡。
起初朝廷本著自願入學的態度，令有司不得干預，對於貧困家庭也並不強迫。不過對此一些土司採取了非常抵制的態度，有土司禁止部落中子民讀書習字，犯罪者族誅。如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就嚴禁領內百姓子弟不得讀書。這種政策起初只是部分地區強令適齡兒童就學讀書，違者懲罰其父兄。但到後來就和現在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一樣屬於強制性的政策。而後弘治十年，明廷再一次強令天下各府州縣設立社學；弘治十七年，明廷規定十五歲以下幼童必須入社學讀書，且入學幼童不分貴賤貧富。從這些方面來看，明代的教育政策和當今現行的義務教育制度還是有所類似。
這種“義務教育政策”不僅僅是對土司領內百姓有此要求，對土司子弟亦是如此。成化十七年，朝廷令“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弘治五年也規定土官襲職後，先要學習禮儀三個月，然後方能回任管事。嘉靖二十六年，又命歸順土官子孫照例送學，食廩讀書。
不過土司子弟還有機會進入國子監讀書，讓他們直接學習京師的漢文化，吸取先進文華知識。“洪武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並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帝敕國子監官善訓導之。”
萬曆十六年，廣西巡撫劉繼文奏稱：“官男自幼不學，耳目聞見不過殺戮之事、淫亂之行，故爭鬥易生。宜令各土司生子報道官府，固定嫡庶長幼之序焉。稍長，送入府學。讀書習禮。凡三年得依序承襲。”劉繼文的這份奏疏很好的說明了朝廷不遺餘力推廣儒家文化的原因。通過不遺餘力的對少數民族進行漢化教育，使得讓他們產生對大明、對國家的認同感，憑此真正一勞永逸的解決反覆無常的土司問題。
比如湖廣永順宣慰司的土司彭元錦年輕時期就在酉陽求學。當他繼任土司後，還在當地創立“若雲書院”，並延請名師前來講學。永樂年間，思明土府創立明江書院，相傳被貶的解縉曾在此講學。當然最有明的當屬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後，陽明先生在貴州當地講學一事了。據陽明先生所述，當時貴州社學之興是“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
在興辦學校的基礎上，明廷也把土司地區納入全國性科舉考試範圍。在實施開科取士的政策時，明廷也對當地給予一些優惠政策，比如增加雲南、貴州兩省鄉試解額；實施南北中榜，保證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有一定學子能考中進士。；縮短土司地區儒學生員員貢期的時間；對於考上科舉的土司們給予獎勵、升調或添俸。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大大減小了儒家文化在土司地區的傳播所受到的阻力。
天啟元年，廣西泗城州土官第十二代世襲土官岑雲漢在州城南翠屏山，親筆書寫摩崖題聯道：“四山高聳，一水中流，是為泗中形勝；百粵推尊，兩江上郡，長承天上恩波。”還有恩城土州趙素養，“幼習詩書……善能右軍楷書，更優文詞”。由此可見明代的這種同化少數民族的教育政策算是卓有成效的。
《明史》
《明實錄》
龔蔭《中國土司制度史》
藍武《從設土到改流——元明時期廣西土司制度研究》
彭壽清《論明代土司地區的儒學教育》
張羽瓊《論明代貴州社學的興起》
顧霞《明代滇東北土司區的儒學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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