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强化国家统一意识，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控制，积极推广儒家文化。同时，地方土司也为了维护其自身地位，也顺应朝廷政策，积极推广儒化教育。
设立社学是其主要手段之一。明代最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命全天下立社学，“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痒, 故民无不习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 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 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所谓社学，它最初创立于元代，《元典章》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 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一社一学，所以称为社学，社学中的学生称为社生或者社童。社学在西南分布很广，以广西为例，广西全省各处州府县均设社学。据万历年间的《广西通志》记载：“今社学之建，广西郡邑处处有之，大县十余所，小县一所。”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设立了社学，但是分布并不是特别均衡。
起初朝廷本着自愿入学的态度，令有司不得干预，对于贫困家庭也并不强迫。不过对此一些土司采取了非常抵制的态度，有土司禁止部落中子民读书习字，犯罪者族诛。如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就严禁领内百姓子弟不得读书。这种政策起初只是部分地区强令适龄儿童就学读书，违者惩罚其父兄。但到后来就和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属于强制性的政策。而后弘治十年，明廷再一次强令天下各府州县设立社学；弘治十七年，明廷规定十五岁以下幼童必须入社学读书，且入学幼童不分贵贱贫富。从这些方面来看，明代的教育政策和当今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还是有所类似。
这种“义务教育政策”不仅仅是对土司领内百姓有此要求，对土司子弟亦是如此。成化十七年，朝廷令“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弘治五年也规定土官袭职后，先要学习礼仪三个月，然后方能回任管事。嘉靖二十六年，又命归顺土官子孙照例送学，食廪读书。
不过土司子弟还有机会进入国子监读书，让他们直接学习京师的汉文化，吸取先进文华知识。“洪武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
万历十六年，广西巡抚刘继文奏称：“官男自幼不学，耳目闻见不过杀戮之事、淫乱之行，故争斗易生。宜令各土司生子报道官府，固定嫡庶长幼之序焉。稍长，送入府学。读书习礼。凡三年得依序承袭。”刘继文的这份奏疏很好的说明了朝廷不遗余力推广儒家文化的原因。通过不遗余力的对少数民族进行汉化教育，使得让他们产生对大明、对国家的认同感，凭此真正一劳永逸的解决反复无常的土司问题。
比如湖广永顺宣慰司的土司彭元锦年轻时期就在酉阳求学。当他继任土司后，还在当地创立“若云书院”，并延请名师前来讲学。永乐年间，思明土府创立明江书院，相传被贬的解缙曾在此讲学。当然最有明的当属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后，阳明先生在贵州当地讲学一事了。据阳明先生所述，当时贵州社学之兴是“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
在兴办学校的基础上，明廷也把土司地区纳入全国性科举考试范围。在实施开科取士的政策时，明廷也对当地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增加云南、贵州两省乡试解额；实施南北中榜，保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有一定学子能考中进士。；缩短土司地区儒学生员员贡期的时间；对于考上科举的土司们给予奖励、升调或添俸。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大减小了儒家文化在土司地区的传播所受到的阻力。
天启元年，广西泗城州土官第十二代世袭土官岑云汉在州城南翠屏山，亲笔书写摩崖题联道：“四山高耸，一水中流，是为泗中形胜；百粤推尊，两江上郡，长承天上恩波。”还有恩城土州赵素养，“幼习诗书……善能右军楷书，更优文词”。由此可见明代的这种同化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算是卓有成效的。
《明史》
《明实录》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
蓝武《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
彭寿清《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张羽琼《论明代贵州社学的兴起》
顾霞《明代滇东北土司区的儒学教育》等
閱讀更多 歷史簡修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