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復，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每讀起這段感人肺腑的《出師表》，不禁熱淚盈眶，慨嘆諸葛亮之志，姜維之膽。北伐是以失敗告終，北伐的失敗不僅在於未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更在於後人對北伐的誤解。英雄的一腔熱血和赤誠，卻換來史家的批評和詆譭，這才是最大的悲劇。 讓我們再來回顧這段歷史吧。
蜀漢自失荊州，敗夷陵後，元氣大傷，興復漢室的事業幾乎毀於一旦。同盟破裂，曹魏坐收漁人之利，形成了蜀弱，吳孤，魏強的形勢。為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公元223年諸葛亮遣鄧芝使吳，用唇齒相依的道理說服孫權絕魏聯蜀，公元229年孫權稱帝，諸葛亮又遣陳震使吳，慶賀孫權稱尊號，重申盟好，中分天下。在重修吳蜀盟好的同時，諸葛亮加強了內政的治理，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調整統治集團內部關係。政治穩定後，大力獎勵耕戰，務農殖穀，治戎講武。公元225年諸葛亮進兵南中平叛，鞏固了後方。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蜀國出現了“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富強局面，還訓練了一支近二十萬人的軍隊。此時北伐萬事具備，只欠“天下有變”這一東風。公元227年3月諸葛亮調整軍事部署，留護軍陳到駐永安以防孫吳，調前將軍李嚴移屯江州為後援，自己親率大軍北駐漢中。臨行，發表了著名的《出師表》。
公元228年正月，第一次北伐。諸葛亮進軍的部署是聲東擊西，揚言由斜谷取眉，而實際西出祁山，奪取隴右。諸葛亮只派出趙雲，鄧芝率領少量人馬據守褒斜道中段的岔口箕谷作為掩護大軍的側翼。曹魏“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於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但是諸葛亮攻佔祁山後，蜀軍受到阻滯。隴西太守遊楚堅守，雍州刺史郭淮保據上圭。當蜀軍攻下上圭時，曹魏援軍已諸道上隴。諸葛亮坐鎮西縣為後援，命馬謖督率諸軍渡過渭水，據守街亭戰略要地。馬謖違亮節度，“依阻南山，不下據城”，張合“絕其汲道，擊，大破之”。據守箕谷的趙雲，鄧芝因兵少亦被魏將曹真擊敗。第一次北伐失敗。
同年12月，第二次北伐，北出散關，圍陳倉。這是一次倉促出征，因8月東吳陸遜大破魏軍於石亭，魏軍東下，關中空虛，諸葛亮趁勢出兵。但魏將郝昭早有準備，據城堅守，以千餘精兵抵抗數萬蜀軍進攻，諸葛亮圍城二十餘日不能拔，糧盡而還，斬魏追將王雙。
229年春，第三次北伐，派將軍陳式西出陽平關攻取魏武都，陰平二郡。曹魏這兩個邊郡突入在蜀漢境內，正擋在益州通往漢中的大道之側，諸葛亮全力以爭，奪取二郡屏蔽漢中，益州。219年曹操退出漢中時就預知二郡不能守，遷其民氐人五萬餘落於扶風，天水界。所以諸葛亮這次出征是一小勝。
230年，魏大司馬曹真建言數道並伐蜀。9月，司馬懿沿漢水向西城，張合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郭淮出建威，匯聚漢中。諸葛亮命李嚴從江州率軍兩萬入援漢中，命魏延西入羌中截擊郭淮，自己親率大軍屯成固迎敵。會下大雨三十餘日，阻滯了魏軍的行進。9月魏明帝下令退軍。
231年，第四次北伐。魏明帝命司馬懿代曹真為大將軍，督張合，郭淮等迎擊蜀軍。兩軍相持於上圭，蜀軍運糧不繼，退還漢中，張合追擊，在木門中伏斃命。
諸葛亮鑑於連年出師無功，決心進行更加充分的準備，然後大舉北伐。“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屯駐漢中的士兵實行“十二更下，在者八萬”的輪換制度，兼顧兵農。諸葛亮還改革了陣圖，戰法，創連弩，木牛，流馬。又在斜谷建立邸閣預先屯糧，用木牛流馬運。經過近三年的準備，於234年2月率十萬眾由斜谷大入，直指雍眉，約吳同攻。4月，蜀軍至眉，軍於渭水之南原。司馬懿已先期渡渭，也在南原背水為壘，堅壁不出，以待蜀軍糧盡退還時追擊。諸葛亮也下定決心持久相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魏蜀兩軍相持百餘日，8月，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軍退還。諸葛亮的北伐於此結束。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兩人均放棄北伐，轉為守土保民的政策。再後，姜維執掌軍政大權。姜維感諸葛亮的知遇之恩，竭盡忠誠繼承諸葛亮的遺志主持北伐，大的用兵有九次：
第一次247年，姜維率軍討汶山平康夷，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將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維“迎逆安撫，居之於繁縣”。
第二次249年，姜維出攻雍州，進圍洮城，魏將鄧艾先自據城，不克而還。
第三次250年，姜維出西平，欲誘羌胡以為羽翼，隔斷隴西，不克而還。
第四次253年，姜維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第五次254年，姜維出隴西，魏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破徐質軍，乘勝“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
第六次255年，姜維復出隴西狄道，大破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
第七次256年，姜維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圭，濟失期不至，維被魏將鄧艾大破於段谷，蜀軍“星散流離，死者數眾”。
第八次257年，姜維聞魏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乘魏關中兵東調之機，率數萬徑出駱谷，魏將鄧艾，司馬望合兵相拒，堅壁不出，諸葛誕兵敗，維引還。
第九次263年，姜維出漢，侯和，進取秦州，為鄧艾所破，還屯沓中。
諸葛亮六出祁山，實際上是五次攻魏，一次防禦，單從戰術上說，除街亭失敗外，其餘幾次均有收穫。姜維九伐中原，兩次大勝，一次小勝，一次大敗，一次小敗，相拒不克四次，亦是勝略佔優勢。但他二人的北伐最終都歸於失敗，不但未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反而弄得蜀國兵疲民困，國力消耗，加速了滅亡，因此北伐不可取。這是學術界很多人對北伐所持的論調，究竟該怎樣看待北伐呢？
我們首先來分析北伐的地理形勢。北伐出師地漢中是一個地形險要的盆地，進可攻，退可守。早在法正勸劉備奪取漢中時就已制定了攻守策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塞，為持久之計。”漢中在關中的正南，中間隔著一道秦嶺。從漢中北出秦嶺，兵下秦川可奪取關中，這是漢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出兵方向。從漢中西出經武興，向西北迂迴祁山可斷隴右。從漢中東出可直向宛洛，或循漢水南下攻襄陽，或迂迴武關取長安。但從漢中東出被廣袤的豫鄂山地所阻，道路險遠，必須佔領西城，上庸，房陵等漢水中上游的重鎮作為前進基地。由於蜀漢喪失了上庸基地，故北伐從漢中東出的道路即被阻塞。從漢中北入關中，跨越秦嶺，主要有三條穀道，由西向東為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東道子午道最為險遠，有660裡的高山險谷，南段叫午谷，北段叫子谷，子谷谷口在長安之南，所以東道雖然險遠，但可出其不意，直插長安。中道儻駱谷最近，谷長420裡，蜀軍出中道可陳兵武功，對長安的威脅也很大。西道褒斜道較寬坦，有470裡的山谷，南段叫褒谷，谷起褒城，在漢中郡治南鄭北面，北段叫斜谷，谷口在陝西眉縣西南三十里。褒斜道中段有一條西出折向北的支道叫箕谷，往北經散關即達陳倉。蜀軍出褒斜道，前據雍眉，可屏斷隴右。從總的地理形勢來看，關中有八百里秦川，陳倉在川原之西，長安在川原之東，東西距離五百餘里，迴旋餘地大，而漢中只是一個狹小的盆地，三條通道如車輻之聚於車轂。因此，由北向南攻，可諸道並進，居高臨下會於漢中，反之由漢中北伐，三條通道呈輻射狀，若諸道並進，出谷後因分散在秦川東西川原上不易集中，且北伐的東道全線在魏境。因此蜀軍北出秦嶺只能用兵一個方向，走中道或西道。
這就是諸葛亮北伐為什麼用的是中策“蠶食雍涼，廣拓境土”而沒采取上策“傾覆寇敵，尊獎王室”（直取長安）的原因。法正定漢中攻守策略是針對當時形勢蜀國尚有荊州，上庸等地提出的，如今形勢已變，荊州，上庸俱已淪陷，無側翼掩護分散敵人兵勢，主力深入險地於重圍之勢，事若不濟，必遭滅頂之災。諸葛亮一生謹慎，當然不肯弄險。中策雖緩，但若蜀取隴右就在地理形勢上打破了曹魏對蜀漢的包圍，而可以居高臨下虎視關中，反之，曹魏固守隴右，不僅鞏固了關中形勢，還從側翼包圍漢中，並可出奇兵直插蜀中腹地，鄧艾滅蜀正是以隴右為基地。隴右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諸葛亮北伐第一步奪取涼州，第二步再取關中。姜維繼承諸葛亮的遺志，北伐的重心也在隴右，姜維自以為“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因此不惜一切代價與魏反覆爭奪，使曹魏一度朝野震動。
但是中策亦非萬全之計。既然要蠶食魏境，必然是場持久戰。蜀漢與曹魏反覆爭奪隴右，從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到263年蜀亡的35年間有15年是在連年征戰，形成了小國與大國拼消耗的局面，這在戰略上是得不償失的。曹魏佔據中原，地大物博，三分天下有其二，況中原是正統文化所在，歷來南北對抗都是北方統一南方。政治上曹魏具有高度政治集權，經曹操，曹丕，曹睿三明主經營轉入勃興的司馬氏集團，人才濟濟，有帶甲五十餘萬。反觀蜀漢，偏據一州四塞之地，諸葛亮慘淡經營才養成了一支不到二十萬人的軍隊，又要留守後方，又要東防孫吳，還要維持運輸糧餉，所以每次用兵不過十餘萬人，投入一線的兵力只有數萬，因此只能集中使用於一個方向，不能數道並出，也難怪魏延請兵萬人異道，諸葛亮都不允許，真是捉襟見肘。政治上劉禪昏庸無能，諸葛亮北伐時尚有蔣琬，費禕，董允，郭攸之等維持內政，到了姜維北伐時，國無良輔，致使宦官專權，民不聊生。人才更新換代上更不及曹魏，由於劉備和諸葛亮執政時一直偏重荊州和東川集團，忽視對益州本地人才的開發，且其所用皆二三流人才，導致北伐後期“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總而言之，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軍事，曹魏都佔據壓倒性的優勢，北伐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蜀弱魏強，差距太大。
但是單從強弱之勢論成敗也是片面的。曹劉孫三方最初都是以弱勝強，力挫群雄爭得了三分，何以北伐就不能以弱勝強呢？其實北伐是有一線成功希望的，這希望就在諸葛亮第一次出師，當時曹魏方面全力伐吳，認為劉備死後，蜀漢“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關中，隴右防務空虛，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諸葛亮出師，“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兵力集中，聲勢浩大，曹魏“朝野恐懼”，隴右三郡叛魏應亮。蜀將魏延提出大軍出斜谷直趨秦川，自己率精兵萬人從子午谷下長安，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諸葛亮認為此計懸危，若曹魏方有人識破此計，于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魏延一路受害，亦大喪銳氣，“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魏延計。從事後來看，魏延此計可行。弱國對抗強國，絕不能拼消耗，必須出奇制勝。出奇難免要弄險，關鍵在於權衡弄險的得失利弊，是否值得弄險，況曹魏統帥夏侯懋乃膏粱子弟，怯而無謀，未必識破此計。為諸葛亮計，可派魏延出子午谷取長安，自己由斜谷而進，倘若獲勝，則一舉攻克關中，扼守潼關，平定隴右，東向以爭天下，若失敗也只覆沒一路偏師，主力尚存。只可惜諸葛亮一生謹慎，不敢弄險，機會喪失實在可惜。
當然，這是事後諸葛亮了，史家也正是基於事後分析來批評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大為失策，設身處地站在諸葛亮當時的境地想，他的顧慮也是有道理的。諸葛亮的失誤主要並不在於是否採納魏延之計，關鍵在於街亭之敗。街亭是古代通往關中，天水，安定，金城的總路口，蜀軍據守街亭可以阻斷魏軍入隴西，如果失去街亭就不能在渭水北立腳。戰略位置如此重要，諸葛亮卻違眾用馬謖，馬謖乃一書生，只知紙上談兵，短於臨陣決計，豈是久經沙場的張合的對手。一著失誤，全盤皆輸。魏軍在克平三郡後對叛魏者血腥鎮壓，大加封賞隴西吏民，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後遺症，此後北伐，無有應者，更重要的是曹魏加強了關隴的防務，此後北伐的難度更艱鉅了，勝利的希望很渺茫。
於是乎，各種對北伐的批評和非難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最早持反對意見的是蜀漢光祿大夫譙周，他作《仇國論》，譏諷姜維“極武黷徵”，造成蜀漢“土崩勢生”。陳壽師事譙周，襲用譙周觀點說姜維“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北宋葉適更是激烈批評姜維“勤兵無名”，導致“隙開於內，釁起於外”，甚至把“國被覆滅之禍”也加在姜維頭上。現代的部分學者更將矛頭追溯到諸葛亮，提出北伐是違背歷史發展趨勢，拖得蜀漢兵疲民竭，國力空虛，加速了滅亡，應持否定，主張閉關息民，守土保境。
誠然，如果採取該方針，蜀漢不會這麼早滅亡，但要看到你在休養生息，敵人也在休養生息，曹魏佔據天下大半疆土，而蜀漢只據邊陲之一州，同樣時間的休養生息，曹魏蓄積的國力將是蜀漢的數倍乃至數十倍。況中原人口眾多，技術先進，恢復被戰亂破壞的經濟比起南方開發經濟要迅速得多。政治上蜀漢日益腐敗，諸葛亮死後蜀中無人，僅姜維一人苦撐大局，而曹魏的司馬氏集團事業蒸蒸日上，人才輩出。一旦曹魏得到充分的時間恢復和調整足以幾線開戰時，那麼蜀漢的末日也就來臨了。因此閉關息民，守土保境政策只可作為“天下未變”一時的權宜之計，不可作為基本國策執行，否則無異於等死。
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尋求一切可能機會爭取一線生機。關於這一點諸葛亮早已認識到，並在《後出師表》中提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願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後出師表》情調有些低沉，這是因為第一次北伐失敗，形勢起了變化，北伐難度增加。但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諸葛亮明知“民窮兵疲”，但“事不可息”，所以抱著“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的耿耿忠心來行事了。而姜維深得諸葛亮真傳，感其恩而繼承其遺志，是蜀漢後期的中流砥柱，至死都不忘興復漢室，北定中原。《
三國演義》中加了一筆：姜維殉國後，魏兵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魏將衛灌說：“蜀國之滅，非將軍之罪，實是後主無道所致也”，由此可看出民間對姜維北伐的肯定。嗚呼！英雄的壯志和無奈，豈是那些滿口“順天而行”的“宿命論者”所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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