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網上對外國人永居條例討論正熱時，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微博上表示：
如果一定要降低（外國人永居的）門檻，我們建議優先引進外國年輕單身女性，解決中國性別失衡問題。
而昨天，他在公眾號上發佈了2020年的《中國生育報告》。報告中指出，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再創新低，而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卻達12.6%。
面對嚴峻的人口問題，讓人忍不住好奇任澤平又會有什麼“建設性”的建議。
在經濟學家和治理者眼中，生育率下降是“危機”，失去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當然是巨大的打擊，最直接的影響是，現收現付的養老金體系很快就會出現支付能力不足的問題。
最終勞動力不足、以及基於此對產業帶來的結構性影響，會轉化成經濟壓力分攤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從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看，2017年有6省養老金入不敷出，養老金撫養比（在職人數/退休人數）降至2.65，有7個省的養老金撫養比已降至2以下。
或許只有這樣，每個人都切實感受經濟上的切膚之痛，才能讓國家真正意識到，生育這件事巨大的公共價值。
多年來，千萬、上億女性在生育這件事上創造的價值、付出的代價一直是被無視的。
是時候重新為女性的“生育”工作定價了
生孩子、帶孩子，實際是被劃分到無報酬且無地位的“私領域”工作——比不上“賺錢養家”來得重要。
於是，女性付出的生理代價、時間、精力、情感勞動、孩子對母親自我的吞噬、職場歧視、專業發展機會、社會地位……一直被視而不見，彷彿空氣和水一樣理所當然。
圖/《坡道上的家》
大多女性只能自己揹負一切，靠對母職“偉大”“愛”的信仰、以及對孤獨終老的恐懼，來說服自己忍耐、付出和承擔。
社會則習慣於享受她們的勞動成果，卻沒意識到她們也會有厭倦、罷工的一天。
當這種厭倦、委屈和拒絕積壓成勢，全國人口低生育率已經積重難返。
沒有廉價的工人，就留不住大規模的製造業工廠；沒有廉價的“母親”，也就留不住中國經濟的“人口紅利”。
都是一樣的道理。
中國女性承擔了數代的“廉價母職”，如今只是默默地“罷工”、乃至“辭職”了。
如果不是今天生育率之低，對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損傷，國家這個龐大的機器、以及多年來受惠於人口紅利的經濟體和精英個體，毫無疑問會繼續無視“生育”的價值，以及背後千萬普通女性所承受的不公正待遇。
圖/《82年的金智英》
人口負增長、生育率下跌、老齡化速度前所有……在個人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的今天，呼籲“為國生娃”是有點可笑的，就好像老闆讓員工為公司奮鬥，但是不發工資只談理想一樣流氓。
只要父親在養育中繼續缺位，女性要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企業要為女性員工生育承擔更多的成本、職場性別不平等無法緩解，那麼生孩子對女人來說就永遠是一件“不划算”的事，願意做“虧本生意”的人只會越來越少。
圖/《坡道上的家》
是時候重新審視“生育”這份工作的公共價值、並重新思考分配製度了。畢竟，發展是為了人，而不該讓人犧牲個體幸福來成全發展，那是本末倒置。
拋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單一邏輯，生育率下降並非洪水猛獸，而是文化進步的必然結果。
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一種治理者思維。
人口下降似乎已經成為“危機”，但是低生育率數字的背後，同時存在著令人期待的豐富性。
80後、90後、00後們旺盛的生命力、個體意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都是不可逆轉的現代性的一部分。
從一線城市到縣城小鎮，千千萬萬人的婚姻觀、生育觀念正在發生紛繁複雜的變化，其中蘊含著多元生活方式的可能。
報告中也提到，晚婚晚育、單身丁克削弱了生育基礎。
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其中，2030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2018年減少29%，其中25-30歲生育高峰期婦女將減少41%
要知道，2015年中國的單身女性已經600萬了，這個數字還在持續增加。
也就是說，不僅主力育齡女性人數變少了，她們中間還有一大批人根本不想結婚。
而中國的生育是以結婚為前提的，即使結婚，又有相當一部分不想生育——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1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
當然，和單身社會趨勢緊密相連的另一個問題是單身女性的生育權。這也是提高生育率的一個可操作、有意義的方向。
△建議使用“單身女性”，而不是用“剩女”一詞。
應該說，從隨波逐流地繁殖後代，到懷疑、反思、做出不一樣的決定，這是思想更成熟的一代人。
他們不是迷茫、原子化的“人口”，而是有個體意識、懂得優化自我選擇的公民，就像經濟的“增速換擋”一樣，不管主動被動，我們的人口看樣子也在“轉型升級”了，只不過陣痛過於劇烈，讓人一時不適。
該考慮女性的權利與需求了
國家當然很著急，且已有所行動，開始催婚催生。
圖/《82年的金智英》
“單身稅”、全面二胎、離婚冷靜期……不過所有試圖促進生育的措施，最終還是要靠女性的子宮來落實。
而生不生，這個決策權正越來越多地回到女性自己的手中。
也就是說，哪怕我們是男權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為了緩解人口壓力，也必須考慮女性的權利和需求了。
作為一位25-30歲之間、單身、也不怎麼想生育的育齡女性，我看到“國家人口出現負增長”這條熱搜，說實話第一反應是忍不住笑出聲。
想想曾經覆蓋全國一半人口的“一孩半政策”（編者注：指的是從1984年起採取的在大多數農村第一孩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為女孩的農戶在間隔4到5年後允許生育第二孩的彈性計劃生育政策。），女性曾經在法律上公開被當作半個人來對待。
而今天，這“半個人”組成的群體，卻成為備受關注、寄予厚望的“主力育齡女性”，承擔著緩解老齡化、盤活經濟的重任。
圖/《82年的金智英》
看到國家今天突然如此需要我們，不惜蓋上“為國生娃”的勳章，幾乎升起一小股暗搓搓的幸災樂禍——作為一個連延續自己DNA都不太在乎的小小個體，我們哪裡還會被“為國生娃”這種宏大話語所打動呢？
想讓人們“為國生娃”，還是得靠雙贏的舉措，尤其是對女性權益的保護。
減輕她們的成本，增加她們的收益，投入產出比合適了，自然就會有所緩解。
比如，法國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通過包括完善細緻的津貼體系、多樣化的托幼服務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等來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僅不到10%，總和生育率接近2。
而在傳統性別分工激化工作與家庭矛盾的日本，總和生育率只停留在1.4左右。
老齡化與負增長，可能是一場難以避免的自食其果。
如果治理者真的關心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個體需求和生存狀態上，來考慮政策的制定。
P.S. 本文觀點僅代表特約作者個人觀點，部分圖片來源網絡。
閱讀更多 百事見聞6799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