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一個講究禮樂的朝代，春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孔子筆削春秋，褒善貶惡，而亂臣賊子懼。
孔子的同僚左丘明在為《春秋》做傳，提倡西周初年的忠，孝，信，義等禮樂制度，在敘事時強調，講究這些道德的，就會有好的結果，不遵從這些道德的，遲早會敗亡。比如說，在晉楚鄢陵之戰中，他記錄了晉國下卿韓厥的一番言行。
左丘明為春秋做傳，位列儒家十三經之一
韓厥在鄢陵之戰中眼看就要追上並俘虜鄭國國君，他卻說了一句“不可以再辱國君”，停了下來。
所謂不可以再辱國君，有兩層意思，一個是他以前辱過國君，另一個是現在的他，覺得同樣的事不能再來一遍了。
以前辱過國君，是指的鞍之戰的時候，他立功心切，追逐並逼停了齊傾公的車子，雖然齊傾公和他的司機互換了位置，導致他抓了個假的，但畢竟是辱了。
覺得不能再來一遍，是因為按照當時人的算法，諸侯國的國君是匹配的，也就是說，齊國的國君相當於晉國的國君，鄭國的國君，也相當於晉國的國君。
韓厥如果對齊國，鄭國的國君不恭敬，就相當於對晉國的國君不恭敬。
儘管韓厥事實上沒有對晉國國君不恭敬的行為，但他的競爭對手們，其他卿族的人可以拿這個做文章，去攻擊韓厥。
作為政治人物，重要的是沒有給別人攻擊的弱點。這一點，想必韓厥在鞍之戰後已經有所體會。所以在鄢陵之戰中才會那樣。
左丘明這麼寫，是想褒揚韓厥，在打仗的時候，還是不忘遵守禮法，是個彬彬有禮的君子。韓家最後在晉國屹立不倒，應該和韓厥的德行有關。話雖這麼說，可韓厥畢竟使辱過國君的。
韓厥最高做到晉國執政
與謹慎守禮的韓厥相反，鄢陵之戰中也有不管不顧，十分勇猛的將領，比如魏錡，這位老兄在二十餘年前的邲之戰前未能提拔成卿，對晉國心有怨氣，一心拆臺，說是去楚軍求和，結果故意激怒楚王，導致晉軍在無準備的情況下大敗。這次大概是為贖罪，十分的勇猛，搭起一把箭就朝楚王射去，結果射瞎了楚王的一隻眼睛。
這豈止是辱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是辱君2.0版了。隨後魏錡就被楚王手下的神射手，養由基一箭封喉，伏鞍而死。
鄢陵之戰後沒幾年，大概是因為這場戰役中的勇猛表現，魏家終於如魏錡所願，被提拔成了卿，從此走出了一條康莊大道。
韓厥在晉國的靠山，是趙家。
韓厥是個孤兒，自幼由趙家撫養長大，在趙盾執政的時候，韓厥擔任司馬，主管軍中司法事務。韓司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了趙盾的一個親信，理由是這名親信乘坐戰車，擾亂了軍隊的行列。
趙盾在知道後，不僅沒有發怒，反而替韓司馬撐腰，並大肆宣揚說：“看我多麼公正，我舉薦的韓司馬多麼稱職，我多麼的不結黨營私。”“那人是我故意拿出來考驗韓厥的，韓厥一定是當執政的料”。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趙盾弒君，被太史董狐看穿一切，記在了史書上，史筆如刀，無可抵賴。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的趙氏孤兒趙武，也是韓厥撫養成人，保舉力薦。說是投桃報李也好，說是私相授受也罷，總而言之，韓趙同盟一直延續到三家分晉。
趙盾弒君
趙盾弒君應當是辱君3.0版了。
如果說《左傳》偏向於記錄行，那麼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國語》則偏向於記錄言了，裡面記載了春秋初年，鄭國史伯的一番言論。史伯認為，國家的興盛與否和祖先的德行有關，祝融有德，因此他的後人楚國會興盛；伯夷有德，所以他的後人齊國會興盛；武王有德，所以他的後人晉國會興盛；伯翳有德，所以他的後人秦國會興盛。。。全中。
左丘失明，闕有國語
國語成於春秋末年，裡面的史伯說的話，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國語說這些，難免有先射箭，再畫靶的嫌疑，比如虞舜那麼後人的人，後人的興盛他就沒預言到。也可能史伯說了很多很多預言，只有這幾條被後人記錄下來，留在了史書中。不管怎麼樣，這給我們造成了一個習慣，我們評價一個人事業有成的原因的時候，往往喜歡歸結於他祖上積德，祖墳冒青煙，等等。
巧合的是，上述辱君三人組，趙魏韓三家，他們的後人，卻憑著祖上辱君的“德行”，成功的挺到了三家分晉，最終成為一方諸侯。
不僅如此，發展到了戰國末年，三晉諸侯的實力中，趙國>魏國>韓國，辱君越厲害，國力越強。
好像有哪裡不太對勁，說好的仁義道德呢，說好的忠信孝悌呢？為什麼這三人，這麼不講禮儀，子孫還都這麼興盛，怎麼和國語說的不太一樣？
是不是很混亂？
亂就對了。
一百多年後，進入了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說的好聽，叫百家爭鳴，說的不好聽，叫思想混亂。這類問題還常常被拿出來廣泛討論。
道家的莊子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看穿一切，冷眼旁觀，明著暗著諷刺這三家，以及齊國那位姓田的君主。
齊國那位姓田的君主，沒好意思問孟子自己祖先的所作作為，他拐彎抹角的問過孟子，商湯伐夏桀，武王伐商紂，是臣弒君，可以這樣嗎？很難說他希望孟子說可以還是說不可以。
還有縱橫家，專注拉一派打一派，借力打力，實現自身目的，三家分晉，他們歸功於三家一次次的正確站隊。
有陰陽家，強調五行變化，宣揚朝代更替，在他們看來，三家分晉是一種自然的循環。
有名家，強調白馬非馬，把石頭堅固和白色的屬性分辨開來，照這個邏輯，沒有三家也沒有晉，沒有國君也沒有臣，所有概念都不是你想的那個意思。
有法家，認為國君的法令不夠完善，才給了大臣侵佔自身權力的空間，所以君王應該用“刑德”，使群臣“見素”。
紛紛擾擾了今兩百年，終於在兩百多年後的漢朝達到了統一，政治上的統一之後，是思想上的獨尊儒術，官方還是以孔孟之道作為了統一的解釋標準。
孟子當年就直白無誤的告訴齊王， 君王的所作所為要符合仁義的標準，損害仁的人叫做‘賊’，損害義的人叫做‘殘’，殘賊的人，是沒有資格稱君王的。
國君要像個國君，臣子才能像臣子，孟子是對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再解釋。
按這個道理來說，齊傾公見晉國使者有點瘸，就安排一個瘸的做他的領路人；另一個使者一隻眼睛瞎的，就安排另一個瞎了一隻眼的做領路人，取笑使者，導致了晉國報復而發動的鞍之戰。
楚共王和秦國結盟又不去救援，和晉國彌兵又翻臉爭霸，不顧國內的生產時節發動戰爭。
晉靈公在高臺上彈彈子看人群逃跑，又因為熊掌沒煮熟就殺了廚師。
說他們三傷害了仁義，所作所為不像君王，以致自取其辱。似乎。。。說得通了。
在離開了齊國後不久，孟子更是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呼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國君什麼的，最沒分量了。換了誰，都一樣，你不幹，有的是人想幹。
得，以後就都這麼解釋了，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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