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一个讲究礼乐的朝代，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孔子笔削春秋，褒善贬恶，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的同僚左丘明在为《春秋》做传，提倡西周初年的忠，孝，信，义等礼乐制度，在叙事时强调，讲究这些道德的，就会有好的结果，不遵从这些道德的，迟早会败亡。比如说，在晋楚鄢陵之战中，他记录了晋国下卿韩厥的一番言行。
左丘明为春秋做传，位列儒家十三经之一
韩厥在鄢陵之战中眼看就要追上并俘虏郑国国君，他却说了一句“不可以再辱国君”，停了下来。
所谓不可以再辱国君，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他以前辱过国君，另一个是现在的他，觉得同样的事不能再来一遍了。
以前辱过国君，是指的鞍之战的时候，他立功心切，追逐并逼停了齐倾公的车子，虽然齐倾公和他的司机互换了位置，导致他抓了个假的，但毕竟是辱了。
觉得不能再来一遍，是因为按照当时人的算法，诸侯国的国君是匹配的，也就是说，齐国的国君相当于晋国的国君，郑国的国君，也相当于晋国的国君。
韩厥如果对齐国，郑国的国君不恭敬，就相当于对晋国的国君不恭敬。
尽管韩厥事实上没有对晋国国君不恭敬的行为，但他的竞争对手们，其他卿族的人可以拿这个做文章，去攻击韩厥。
作为政治人物，重要的是没有给别人攻击的弱点。这一点，想必韩厥在鞍之战后已经有所体会。所以在鄢陵之战中才会那样。
左丘明这么写，是想褒扬韩厥，在打仗的时候，还是不忘遵守礼法，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韩家最后在晋国屹立不倒，应该和韩厥的德行有关。话虽这么说，可韩厥毕竟使辱过国君的。
韩厥最高做到晋国执政
与谨慎守礼的韩厥相反，鄢陵之战中也有不管不顾，十分勇猛的将领，比如魏锜，这位老兄在二十余年前的邲之战前未能提拔成卿，对晋国心有怨气，一心拆台，说是去楚军求和，结果故意激怒楚王，导致晋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大败。这次大概是为赎罪，十分的勇猛，搭起一把箭就朝楚王射去，结果射瞎了楚王的一只眼睛。
这岂止是辱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辱君2.0版了。随后魏锜就被楚王手下的神射手，养由基一箭封喉，伏鞍而死。
鄢陵之战后没几年，大概是因为这场战役中的勇猛表现，魏家终于如魏锜所愿，被提拔成了卿，从此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韩厥在晋国的靠山，是赵家。
韩厥是个孤儿，自幼由赵家抚养长大，在赵盾执政的时候，韩厥担任司马，主管军中司法事务。韩司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了赵盾的一个亲信，理由是这名亲信乘坐战车，扰乱了军队的行列。
赵盾在知道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替韩司马撑腰，并大肆宣扬说：“看我多么公正，我举荐的韩司马多么称职，我多么的不结党营私。”“那人是我故意拿出来考验韩厥的，韩厥一定是当执政的料”。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赵盾弑君，被太史董狐看穿一切，记在了史书上，史笔如刀，无可抵赖。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赵氏孤儿赵武，也是韩厥抚养成人，保举力荐。说是投桃报李也好，说是私相授受也罢，总而言之，韩赵同盟一直延续到三家分晋。
赵盾弑君
赵盾弑君应当是辱君3.0版了。
如果说《左传》偏向于记录行，那么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国语》则偏向于记录言了，里面记载了春秋初年，郑国史伯的一番言论。史伯认为，国家的兴盛与否和祖先的德行有关，祝融有德，因此他的后人楚国会兴盛；伯夷有德，所以他的后人齐国会兴盛；武王有德，所以他的后人晋国会兴盛；伯翳有德，所以他的后人秦国会兴盛。。。全中。
左丘失明，阙有国语
国语成于春秋末年，里面的史伯说的话，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国语说这些，难免有先射箭，再画靶的嫌疑，比如虞舜那么后人的人，后人的兴盛他就没预言到。也可能史伯说了很多很多预言，只有这几条被后人记录下来，留在了史书中。不管怎么样，这给我们造成了一个习惯，我们评价一个人事业有成的原因的时候，往往喜欢归结于他祖上积德，祖坟冒青烟，等等。
巧合的是，上述辱君三人组，赵魏韩三家，他们的后人，却凭着祖上辱君的“德行”，成功的挺到了三家分晋，最终成为一方诸侯。
不仅如此，发展到了战国末年，三晋诸侯的实力中，赵国>魏国>韩国，辱君越厉害，国力越强。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说好的仁义道德呢，说好的忠信孝悌呢？为什么这三人，这么不讲礼仪，子孙还都这么兴盛，怎么和国语说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很混乱？
乱就对了。
一百多年后，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说的好听，叫百家争鸣，说的不好听，叫思想混乱。这类问题还常常被拿出来广泛讨论。
道家的庄子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看穿一切，冷眼旁观，明着暗着讽刺这三家，以及齐国那位姓田的君主。
齐国那位姓田的君主，没好意思问孟子自己祖先的所作作为，他拐弯抹角的问过孟子，商汤伐夏桀，武王伐商纣，是臣弑君，可以这样吗？很难说他希望孟子说可以还是说不可以。
还有纵横家，专注拉一派打一派，借力打力，实现自身目的，三家分晋，他们归功于三家一次次的正确站队。
有阴阳家，强调五行变化，宣扬朝代更替，在他们看来，三家分晋是一种自然的循环。
有名家，强调白马非马，把石头坚固和白色的属性分辨开来，照这个逻辑，没有三家也没有晋，没有国君也没有臣，所有概念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有法家，认为国君的法令不够完善，才给了大臣侵占自身权力的空间，所以君王应该用“刑德”，使群臣“见素”。
纷纷扰扰了今两百年，终于在两百多年后的汉朝达到了统一，政治上的统一之后，是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官方还是以孔孟之道作为了统一的解释标准。
孟子当年就直白无误的告诉齐王， 君王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义的标准，损害仁的人叫做‘贼’，损害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是没有资格称君王的。
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才能像臣子，孟子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再解释。
按这个道理来说，齐倾公见晋国使者有点瘸，就安排一个瘸的做他的领路人；另一个使者一只眼睛瞎的，就安排另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做领路人，取笑使者，导致了晋国报复而发动的鞍之战。
楚共王和秦国结盟又不去救援，和晋国弥兵又翻脸争霸，不顾国内的生产时节发动战争。
晋灵公在高台上弹弹子看人群逃跑，又因为熊掌没煮熟就杀了厨师。
说他们三伤害了仁义，所作所为不像君王，以致自取其辱。似乎。。。说得通了。
在离开了齐国后不久，孟子更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国君什么的，最没分量了。换了谁，都一样，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
得，以后就都这么解释了，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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