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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船噴著黑煙，發出一聲長鳴，這時晚霞開在天邊。到上海了，他提著行李，站在船上，抬頭望灰塵撲撲的黃浦江岸。這個中年人原名葉紹鈞，字秉臣，他的筆名響徹文壇，便是葉聖陶，這位冠蓋京華的現代作家、文學出版家和教育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
他是一位高壽的作家，是一位寫過童話、小說、研究論著的集大成大家。他的童話書到現在依然給孩子們帶來無限童趣，他的教育觀至今依然是教師們學習研究的準則，他在圖書出版的理念依然是出版人的追求的理想……
這位老頑童與上海也有著美妙的“情緣”……
一、做為一個編輯的理想：開明人，開明風
1946年2月9日，葉聖陶一家東歸的船徐徐駛進黃浦江。
船靠碼頭，一家人下船，乘人力車，往霞飛坊三十五號葉聖陶妹妹家駛去。葉聖陶一路望著闊別八年的上海街景，“皆似熟似生，頗有化鶴歸來之感”。到了妹妹家，開門的是王伯祥夫人，葉聖陶見她“神采如舊”，但見到迎下樓來的妹妹時，卻覺得有些心酸：“我妹已望如老太太，牙齒悉去，補以假牙。”想到八年戰亂，八年生離，葉聖陶不禁感慨：“餘此次東歸，最可慰者，即侍母還滬，得與我妹見面，且一路無恙。有此可慰，一切辛勞足以抵償矣。”
葉聖陶一行人洗澡更衣後，兩家十幾口人團坐聚餐，為葉聖陶一家接風洗塵。妹妹葉紹銘端上了精心製作的蘇州名菜，這是葉聖陶闊別八年的鄉味，“今乃一一重嘗之。”
回到上海後，葉聖陶把家安頓在上海市虹口區四川北路新祥裡南邊的一個弄堂裡，就投入了開明書店的編輯工作。
1946年10月10日，是開明書店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日。上午十時，書店全體同人及眷屬在金城大樓餐廳歡聚一堂，舉行紀念儀式。葉聖陶代表同人致辭，範洗人、馬敘倫、吳覺農、沈雁冰等都發表了演說，大家所談的都是開明的作風。
開明書店自建店以來，便以教育家的態度來辦書店，孜孜不倦地從事學問研究，腳踏實地，穩健篤實，一絲不苟，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風格，人們稱之為“開明風”。
而在這“開明風”的樹立中，葉聖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如老作家蕭乾所說：葉老是開明書店的“靈魂”。葉聖陶曾用四句話對“開明風”做過精闢的概括，他說：“講到開明同人的作風，有四句話可作代表：是“有所愛，愛真理，即愛一切公認為正當的道理。反過來是‘有所恨’，因為無恨則愛不堅。恨的是反真理。再則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合乎真理的才做，反乎真理的就不做。一放朋友中間做人是這樣的。雖無標語，但確實以此態度做人，以此態度做出版編書等事。”葉聖陶和開明書店同人始終是以這四個“有所”的精神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的，從而形成了人們所讚賞的“開明人”和“開明風”。
當然，開明書店辦得好，不只是葉聖陶一個人的功勞。1985年在開明書店創建六十週年紀念會上，葉聖陶有個發言，是葉至善事先根據父親的意思擬的稿，其中有一句話：“開明書店還能給讀者留下一點印象，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有我的一份，只是一份而已。”葉聖陶特意將“一份”改成了“一小份”。
他說，開明書店創建之初就有一批好編輯：章錫琛、夏丐尊、趙景深、錢君匋、顧均正先生等，自己和金仲華、徐調孚、王伯祥、周予同、宋雲彬、傅彬然、周振甫等先生是後來陸續參加進去的。這一大串名單上的編輯，“都有編輯經驗，自己又能寫，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因而一個人能 聯繫一大批作者”；因而，“解放前大家都知道，茅盾先生、巴金先生的小說上哪去買？開明書店。朱自清先生、豐子愷先生的散文上哪兒去買？開明書店。夏衍先生、吳祖光先生的劇本上哪幾去買？開明書店。還有顧均正先生講物理化學的書、劉薰宇先生講數學的書、索非先生講醫學的書，賈祖璋先生講生物的書，大家都知道上開明書店去買。”[1]
因此葉至善說：“添上這個‘小’字，也許有人認為我父親是謙虛，其實是實情，跟這一大串名單相比，我父親出的力的確只是一小份。現在大家把開明的成績歸功於他，只因為老前輩們大多過世了，而活著的數他年齡最長而已。”[2]這段話，也可以看成是對嚴謹踏實、認真負責的“開明風”的最好註解。
然面，在建店二十週年之際，開明書店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當年日寇進攻時，炮火燒燬了棧房、廠房和辦公處所，書店損失慘重，大家還是振作起努力再幹的勇氣，咬牙挺了過來。
開明書店
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勝利一年後的今天，出版業面臨比抗戰中更大的困難。由於物價急劇上漲，運輸依然阻滯，生活資料的匱乏使得書籍成了一般人不敢問津的奢侈品。再好的編輯方針和出版計劃，此時也只能束之高閣。
葉聖陶在致辭中說，出版業的出路，與其他各業一樣，便是爭取民主與和平。開明願和大家一起，為這中國惟一的出路貢獻微薄的力量，繼續保持“不馬虎”的特色，以答謝讀者。“慶賀完二十週年之後，開明再也沒有振興之力，儘管有葉聖陶一般人的勉力支撐，也不能不形同強弩之來了。時代在風雨中飄搖，開明的命運，不過是時代的一隻晴雨表。”[3]
直到解放以後，開明書店才得以復甦。儘管後來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合併，“開明書店”這個名稱不存在了，但“開明風”在新中國的出版事業還是得到了繼承和發揚。這正應了葉聖陶當年的話，保有民主與和平，才是出版業惟一的出路。
二、一個作家的追求：暢談、自由的寫作
滬上三年，葉聖陶除主持開明書店店務以外，又回到了上海的文藝界。
從1946年2月9日到1949年1月7日，葉聖陶在上海待了三年。這三年中，他接觸的人最多，演說最多。
葉至善在《新文學史料》中發表了葉老這三年的日記，並增加了一段按語：“當時，我父親在開明書店主持編輯部的工作，又代老舍先生主管文協的總務，跟文藝界、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人士有許多交往；上海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民主運動，我父親大多參加了，在日記上留下了記錄。讀者憑藉這些簡略的記錄，也許可以即證些資料，發現些線索。”
在這題為《在上海的三年》的日記裡，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許多有意思的記載：
1946年2月21日，葉聖陶回到上海不久，就和傅彬然等人到梅龍鎮，祝賀戲劇家吳祖光的婚禮。接著，葉聖陶和魯迅夫人許廣平一起到鄭振鐸家做客，閒談中提到周作人。許廣平說，周作人對魯迅，對魯迅的前夫人朱安和老母親，以及弟弟周建人，都頗為刻薄。又說起他投敵偽後的種種“貧吝卑劣”的表現，且成了“一班文人作奸者”的擋箭牌。葉聖陶聽了，覺得“悵然”，早在1939年他流亡重慶時，他得知周作人在北平遇刺，曾寫信給友人徐調孚說：“知堂被刺未傷，而連累及於朋友與車伕，懊惱差同。此後精神上之痛苦必尤難受。不知彼何以必須為北平寓公也。”後來，當他知道周作人已於1月12日接任偽職，當上了偽北平大學出書館館長和文學院籌備員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又與信給章雪村說：“知堂失節，聞之嘆惋。院長不比一個算學教師物理教師，平日集會，總得向學生說幾句話，不知彼將何辭語學生也。”儘管如此，他出於過去的好感，對周作人還是寬容的：“向謂啟明思想明澈，識見通達，實為少數佳士，即使作奸，情有可原。”然而，“今聞一席話，渠實為言不果行之尤者，殊可鄙矣。”並記道：“啟明今以漢奸名義被拘於北平，尚未發落。”
也就是在這天的晚六時，葉聖陶和鄭振鐸、許廣平、老舍等人一起去愚園路赴趙家壁的宴請，回到家已經是深夜一點了，而夫人胡墨林還未就寢，正在燈下等待他的歸來。
從這一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葉聖陶和文藝界朋友的廣泛交往，看到他的民族正義感，也可看到他們夫婦間那種相依相伴之情。
葉聖陶作為愛國民主派知識分子的進步立場，是與他同共產黨人的密切接觸分不開的。楊剛是在知識界很有聲望的一位共產黨人，還在1944年2月，楊剛在《大公報》編輯《文藝》時，就向葉聖陶約過稿。1948年10月15日，葉聖陶記下了與楊剛初次見面的印象：“下午楊剛女士來訪，尚是初見。女士住美國數年，為《大公報》通信記者，談國際問題，頗為明達。”與馮雪峰、茅盾、胡繩等共產黨人的交往，更是時時見諸筆端。
從其餘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葉聖陶從對國民黨抱有幻想到徹底失望的思想過程。在國民黨當局日益加劇的專制獨裁統治中，富於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紛紛將希望轉向共產黨，是一個歷史的潮流。
三、告別上海：此時的沉默，是為了紀念那時的美
1948年下半年，由於葉聖陶積極參加上海文化界的民本運動，被國民黨當局列人了黑名單，陳白塵將這一消息告訴葉聖陶，勸他出去躲一躲。因此，葉聖陶常以看望母親的名義，住在霞飛路妹妹家，以防國民黨特務在夜間突然搜捕。
淮海戰役前，窮途末路的國民黨大規模逮捕愛國民主人土，上海待不下去了。這時，共產黨地下組織決定，邀請葉聖陶離開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轉道去解放區，準備參加新政協，主持出版方面的工作。
1949年1月7日，傍晚，天已昏暗，陰雨連綿。葉家人會齊，帶著行李，分別乘了三輪車，一同出發，離開了北四川路祥經裡的家。
葉聖陶與居住了三年的上海，相互連個招呼都沒來得及打，只默默望了一眼就算告了別……
文字 | 穀雨
註釋：
[1] 葉至善《辦好出版社的三個條件》
[2] 同上
[3] 劉增人《葉聖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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