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岁末至今，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生、护士、志愿者及各行各业人们的事迹，让处于新冠疫情之下的寒冬也充满了温暖。
有人说：“疫情是一把放大镜，它放大了所有的优点与缺点”。我们心怀感动之时，也为不免为“杂音”所扰——“超国民待遇问题”，先是上海、南京，继而又有青岛，引人愤慨。
一连串的“事件”引得无数人发问，“超国民待遇”何时能休？想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还要先探索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对于中国人而言，“超国民待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直存在。只不过近现代与古代相比，反差实在太大——此前上千年，受优待的是“在外华人”；最近二百年，受优待的是“在华外人”。
威加海外：备受尊崇的古代中国
自张骞凿空西域，及至隋唐时期，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天朝子民”在国外总能被高看一眼，或多或少的享受些特殊待遇。
唐宋时期，一些日本商人仅仅是在福建泉州做过生意，回国后就被奉为上宾，连老者也不能与之争座。元代周达官（曾奉命出使南洋）的《真腊风土记》亦有记载：真腊人一遇华人便顶礼膜拜，“呼之为佛”。
航海家王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记载：“国人......杀唐人则死。唐人杀蕃人，亦重罚金”。这种法律地位上的差异虽然不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但仍可见古代华人在海外地位之高。
盛唐，可谓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最为繁华的时期之一。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的观点：彼时的长安城，“检括胡客田宅四千户，人口超五万”。
繁华之下，中原王朝既有宽容、优待之“恩”，也有务实管理之“威”。人头攒动的长安城中，若遇有胡人作奸犯科、危害汉人之事，则按《唐律疏议》“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北宋的《萍洲可谈》中也记载：外侨犯徒刑以上重罪者，由地方判之；若为徒刑以下轻罪，核实后直送蕃坊，任蕃长处断。唐宋之制，同样也为明朝借鉴使用。（注：蕃长由朝廷任命，有官衔和朝服，属北宋正式官员）
唐代长安极为开放，从《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可见一二
清代还颁布了各种“防范夷人章程”，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掺杂，甚至对外商的随从人数都做了规定。对其中滋生事端、作奸犯科的酌其轻重分别究拟斥革。官员想要息事宁人、督察不利的，一并参处。
至于其它的一些惯例，如“禁止外商城居”实际一直可以追溯至宋代。清代不仅延续了之前的做法，还进行了强化。可以说，清代中前期对外国人的管制可谓历代最严。
严格的措施之下，更大程度上是清廷为了杜绝中外连结滋事，维系满清统治的需要，而且还带有明显“闭关锁国”的思想。这为“落后于时代”埋下伏笔，终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下失掉了所有的“光环”。
《南京条约》，中国近代的苦难由此开始
刻骨铭心：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到了明代后期，随着欧洲殖民者东来，中国对周边地域的影响力和海外华人所受的“优待”遭遇了挑战和打压。此后数百年间，“天朝光环”逐渐暗淡、消失，藩属国次第落入殖民者手中，东亚“朝贡体系”在列强的舰船利炮前被击了个粉碎。
随“朝贡体系”一起崩溃的，还有国人的心态——从天朝上国、居高临下，走向了了另一个极端。如晚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53回“制台见洋人”写的那样：“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
正因如此，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上至清廷下至一般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种“外国人无小事”的观念，处理涉外事件时总是过分谦让，以至卑躬屈膝。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与“洋人”有关的事务，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大事”，轻则赔款，重则爆发战争，进而割地求和。“马嘉理事件”如此，“克林德事件”也是如此。
国运起伏之下，“外国人无小事”的观念加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形成了事实上的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而其对此后中国的影响逾百年之久，不可谓不深远。
今日之事：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何时休？
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为了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不过，这种让步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即对外商投资给予的税收、投资等多种优惠，并在2010年时宣告结束。
至于“外国人的优待”，显然要比外资的优待的时间要久多了。追根溯源，还是逃不开“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双重影响......
维尔纳·格里希（德国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厂长
◎ 历史原因
“外交无小事”！这是人们根据1949年周总理发言所整理的（并非原话），意在嘱托当时新成立的外交部门和一些经验尚浅的人员，“切不可掉以轻心”。
时代在变，环境也在变。70年间，中国国力蒸蒸日上，外交上也褪去青涩，成熟起来，旧有准则已不再完全适应新的环境。如2018年表明的那样：外交是有“小事”的。
只是经年累月下来，“外交无小事”不仅早已从外交系统中溢出，也逐渐的被滥用。一些基层更是将“外交无小事”的概念曲解成了“外国人无小事”。于是，便有了种种乱象。
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另一方面问题出在“人”的身上。从清末国运跌入谷底，到如今再度崛起，百年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深入人心，久而久之难免让人产生一种向往感，甚至是出现了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之流。
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不仅外国人有了“跋扈”的资本，一些出国留学的人也变得“矫情”起来，出现了众多“归国巨婴”。殊不知在今日之中国，这不叫优越，而是自作多情。
只能说，让你回来已经不错了
◎ 现实原因
自1949年后直至70年代末，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可谓凤毛麟角。因而对于绝大部分国人而言，接触外国人不过是近30年的事儿，这就难免造成一种“新鲜感”。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当时的《小学生守则》中还有这样一条：“在街上看到外国友人，不围观，不干扰，不尾随，热情大方，不卑不亢”。
此外，由于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多是以外聘专家、富商为主的精英人士。加之国人的好客热情，因而往往会给予这些“外国友人”以礼遇。
1978年，走在北京大街上的“老外”，这个人叫“皮尔·卡丹”
此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加深，鲜新感逐渐褪去。国人也深刻的体会到外国人并非全是精英，也有些许渣滓。于是，外国人不再是高大上的代名词，而国人的“外宾情结”也逐渐崩塌了。
有变的，但也有没变的。中国并非移民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一部《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而且其中的处罚标准曾20年不变，早已跟不上需求。
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外交无小事”的曲解，才造成了外国人在客观上享受了很长时间的“超国民待遇”。
最后，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何时休？
或许是真正能够做到《小学生守则》上八个字的时候：热情大方，不卑不亢。即欢迎真正的朋友，也绝不惯着某些渣滓。
本文参考文献：
1.警惕一种“超国民待遇”——高峰
2.“外交无小事”观念与中国外交——宋杰
3.谁给你们的专横霸道？坚决反对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环球视野
4.中国古代外国人治安管理研究——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5.清代对来华外国人学习中文态度的演变——历史教学
6.在华老外的“超国民待遇”——若兮
7.中国人的“外宾情结”正在坍塌——凤凰知道
閱讀更多 霧中小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