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不光是一场政治上的争夺战，其实也是一场舆论的争夺战。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守旧派在一开始并不在意报刊的作用，作为一群居于政治顶端的人来说，深知在清政府升官、保官最好的办法便是把上级哄开心，但随着改良派报刊活动不断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披着同情和支持维新派外衣混入维新运动行列的洋务派分子之间，在控制和争夺舆论阵地的问题上进行过十分激烈的斗争。
为什么说他们是“披着同情和支持维新派外衣”呢？因为他们为维新派的发展做出过很多支持的事情，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以维新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的，以袁世凯和张之洞为例，强学会成立之初，他们都积极的参与其中，并在强学会最需要钱的时候纷纷慷慨解囊，张之洞捐会费一千五百两，袁世凯捐会费七百两。张之洞的那笔捐款，并没有完全用完，后来剩余约七百两，全部转为了《实务报》的创办经费。但他们这些人，对与改良派报刊的出现，一开始就是深恶痛绝的，他们指责改良派办报是“以笔舌倾动人生”。是“籍报章鼓簧天下”等等很难听的话。甚至出现诋毁和派人殴打改良派报人的情况。
洋务派与顽固派还不是很相同，他们是另一种情况，但却也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他们的基本立场与顽固派相同，但态度和手法却更为灵活和狡猾，张之洞凭借自己是《实务报》“股东”的身份，做出了一系列让《实务报》走向灭亡的行为，包括在其中安插一个地位十分高的“间谍”的行为，而这一“间谍”的身份，至今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洋务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极尽笼络之能事。袁世凯给康有为转递过万言书，还特派他手下的徐世昌到北京和维新派保持联系，张之洞为了讨好维新派，对二十五岁的架启超，他也谬尊为“卓老”，还准备大开中门暖阁鸣炮相迎。对堆新派的办报，他们并不一律反对，在开始的时候基至还表示过支持。袁世凯每星期六都从小站赶到天津，在《国闻报》主笔王修植的家里，和聚会在那儿的严复等人“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严复《杭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序》)。张之洞则甚至以湖广总督的名义，用行政命令，帮助维新派推销报纸。他的《伤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恭维《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增广见闻， 激发志气”，”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并决定用公款代为订报，“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 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他的《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牍》，要求湖北省州县各级衙门和两湖经心等书院，“一体购阅”《湘学报》等维新派报刊。
他们都是维新运动的投机者。袁世凯既借维新派以自重，又以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的信任。张之洞则以附和维新运动来窃取声誉，排挤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他们都是“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人。他们之所以支持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是想把维新派的报纸控制在他们的手里，为他们所用，按照他们定下的调子来作宣传，成为他们的舆论工具。在这方面张之洞表现得尤为狷狂。
张之洞对维新派报刊的控制，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滥用权威，强行干涉。例如:
对《强学报》。因为该报用了 “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等字样作为纪年，立即以“并未公商，遽先刊报”为辞，“电令停刊”。
对《时务报》， 以“报中论说太新” 为辞，屡加干涉。 徐勤的《中国除害议》(刊《时务报》44、46、 48期)就因为攻击了科举制度，和他的主张抵触，没有刊完，即行中辍。
另外一种方式是派进私人:混入维新派的办报队伍，抢夺《时务报》纸的领导权，改变报纸的性质，实现对报纸的控制。
《实务报》的易帜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时务报》的创刊，使用了张之铜捐给强学会的部分余款，他对这个报纸因而有一定的指挥权。但《时务报》是康、梁亲自规划创办的，梁启超担任着报纸的主笔，掌握着报纸的言论大权，他自己又远在湖北，鞭长莫及，不能随意调度， 为了实现对这个报纸的控制，他便开始物色适当的人选，来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伺机争夺权力。他看中的人物便是汪康年。
汪康年（1860-1911），清末维新派。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德宗光绪间进士。张之洞的幕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强，欲化愚弱为明强。1895年（德宗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梁启超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后改为《昌言报》，不久停刊。1898年创《时务日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宣统二年）办《刍言报》。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汪康年
在张之洞的幕后策划下，汪康年伺机夺权，步步为营，终于把《实务报》从康梁手里夺了过来。他所采取的步骤主要如下：
第一，掌握报纸的财权。强学会上海分会停办后，“所有余款数目单据及自置书籍、木器物件等.....皆点交汪进士穰卿收存”(1896年5月3日《申报》)。《时务报》成立时，使用了这笔余款，这就使得代张之洞保管这笔余款的汪康年，没有掏一文钱就捞着了一个创办人的名义，还当上了报社的当然经理。在他担任经理期间，报纸一应开支，都由他核发，所有募捐来的款项都由他收存，“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谢”(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先后经手款项在七八万元以上，掌握了报纸的经济命脉，俨然以“总办”、“东家”自居，为进一步劫夺这个报纸，提供了便利。
第二，掌握报纸的用人大权。《时务报》刚创办的时候，报社的人事安排都由黄遵宪、梁启超和汪康年等三个人商量决定。大抵编辑、主笔多数出于乘启超的推荐，翻译人员则主要由黄遵宪代为介绍。康梁方面的人，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此后不久，赏遵宪去了期南，梁启超去了一遍广东，回来后又忙于编事务，凉方面的权力逐新旁落，为在康年所接夺。到了18年，所有人事安排，几乎都由王康年一个人决定。这一年，报馆里增添了十余人，没有一次和梁启超商量过，最后梁启超也负气而去。
第三，干预编辑工作。 一开始只是趁梁启超不在上海的时候在报纸里塞一些私货。例如第16期上刊登的盛宣怀大谈洋务派“练兵”、“理财”的文章。后来，羽毛渐丰，不仅自己夹杂私货，还敢改动梁启超已经定稿的文字。这些行为让梁启超十分的不安。
第四，金底抽新，另立机构。例如1898年5月5日创刊的《时务日报》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时务报》筹备时期，在报纸的刊期问题上，曾经有过争议。 黄遵宪、梁启超主张办旬报，汪康年则“力主办日报”。争议的结果，黄、梁的意见占了上风，因此办成了旬刊。对此，汪康年始终耿耿于怀，不肯罢休。顶到黄去梁走，《时务报》内已经“莫有毒予者矣”的时候，他就决心把计划已久的那份日报再办起来，作为《时务报》的姊妹刊物，这就是《时务日报》。《时务日报》名义上由汪和曾广栓、汪大钧集资另办，与《时务报》在经济上不相干，实际上它侵吞利用了《时务报》积存的资金。在言论上，《时务日报》也大大地降低了《时务报》的调子。《时务日报》逐渐不再提倡“实务”甚至跑到了对立面去了。
顽固派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的奏疏，刚刚递出，《时务日报》就全文发表，对泛滥一时的压制破坏维新变法的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1898年8月17日，《时务日报》改名《中外日报》继续出版，表面上标榜“以提倡变法为主旨”，实际上专门替反对变法的人说话，立场思想感情完全站在反对维新运动的洋务派顽固派一边。 就这样，汪康年终于没有辜负他的主子的期望，排挤了康梁的势力，改变了《时务报》的颜色，实现了对《时务报》的劫夺。在这场剧烈的争夺战中，奔走于合前的是在康年，牵线于幕后的是张之调。后者才是这场戏的真正主角，汪康年只不过是为他所利用的傀儡而已。 但对于汪康年的认识，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张育任在他的《自由的历险》中写道：“汪康年是一个具有很深的悲剧蕴意的启蒙思想家、维新政治家和新闻奇才。在他短暂的54年的生涯中，竟有整整26个年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直到他罹患严重的肺痨咳喘不已，悲怆而逝，他没有一天离开过他所钟爱的新闻岗位。临死时，他‘挟着轰隆隆的咳嗽声,还念叨着袁世凯不是华盛顿，不能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明...... ’”还说他是一位“心雄万夫、豪情万丈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书生意气直压万户侯的理想主义者。”而在方汉奇先生的书中，汪康年则成了张之洞的一个彻底的奸细，所有的分裂都是汪康年一手导致的。
关于《实务报》分裂的原因，张育任先生写道：“《时务报》兴创后相当一段时期，汪、黄、梁三人的关系融洽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后来，因设立董事会一事，黄道宪、梁启超对汪产生误解，出现矛盾的最初裂痕。1897 年，梁启超有意随黄遵宪出洋去英、德，这“说明办报不是黄遵宪、梁启超追求的惟一事业，对于汪康年来说则不同。汪是把办报馆当作自已主要的，甚至惟一的事业来做的。”为了不影响按时出报，他四出物色合适的主笔。谁知因前述董事会误解一事，竟招到黄遵宪来信驱逐汪康年的事件爆发。加上稍后又发生了康门子弟聚众欲殴章太炎的极端事件，汪受到很大的刺激，双方矛盾进一一步加深。 同年9月，因《时务报》刊文指称“满州为彼族”，引起张之洞不悦。张对汪摆脱其羁绊到上海办报一直不放心， 遂生迫使该报改为官报之意。1897 年12月，汪偕曾广铨东渡日本，打算联络同道筹办
一者是醉心于办报学术的书生，一者是心思缜密的奸细，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这里则全有体现，同一个人，两种极端的评价，真相到底如何，可能还需要我们寻着更多的历史片段才可以将其公诸于世。
很好奇，一百年前，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汪康年，你有什么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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