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合肥人。提起李鴻章，在我們固有印象中，他是“賣國賊”，中國近代許多不平等條約都是他簽訂的。在許多古裝影視作品和歷史著作中，李鴻章也被描述成是面對洋人卑躬屈膝的諂媚之徒。
但是這些看法是有失公允的。我們看待任何一位歷史人物，都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不能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只盯著歷史結果而去評判人物的好壞。
李鴻章是晚清重臣。他早年組織淮軍，鎮壓太平天國，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他是洋務派的領軍人物，主張“自強”、“求富”，認為只有通過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才能增強國家實力，不受列強欺凌。
1861年，辛酉政變，慈禧扳倒了顧命八大臣及其勢力。掌握實權的慈禧也嚐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於是，重用李鴻章開展洋務運動。
李鴻章如魚得水，隨即領導洋務派，開展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他們 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興辦了一大批近代的軍事工業、民用企業。其中，世界五百強公司之一的招商銀行的前身，就是李鴻章在1872年12月設立的輪船招商局。
在軍事上，他還建立了當時世界第九，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主要作戰軍艦25艘、輔助艦艇50艘、運輸船30艘、官兵4000餘人。
如此一支鋼鐵雄師、水上巨龍，卻在與彈丸小國日本的決戰中慘敗。主力鐵甲艦鎮遠號更是被敵方追到家門裡，虜獲而去 ，被編入日本海軍。這不得不說是莫大的恥辱。
1894年，清廷在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最終破產。
甲午戰爭戰敗是李鴻章的過錯嗎？
雖然李鴻章不負全責，但至少有四成責任在他。
第一，他作為北洋水師的最高統帥，用人不明。
丁汝昌，他的精神、氣節不容置疑。但他早年參加太平軍，後歸降清廷，才被李鴻章委以水師提督的重任。丁汝昌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現代化的軍隊管理訓練。可能在見到定遠、鎮遠艦之前，出身草莽的他連戰列艦到底為何物都不甚瞭解。
對丁汝昌的任用如果說是用人不妥的話，那對葉志超的任用就是天大的錯誤。
大家都知道，甲午戰爭的前序就是中日在朝鮮的衝突。葉志超奉命鎮守平壤，卻在日軍來襲時，不戰而逃，狂奔五百里，渡過鴨綠江，潰回國內。後來，葉志超被稱為“逃跑將軍”。後世評論，若葉志超可以堅守三天，朝鮮局勢將有轉機，國內局勢也不至於此。李鴻章本有機會將其調離，可他仍然支持自己的淮軍心腹葉志超。結果就出現，“逃跑將軍”狂逃五百里，潰回國內的荒唐敗局。
第二，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指揮也存在嚴重的失誤。
當中日還在朝鮮發生衝突時，李鴻章本應未雨綢繆，積極備戰。可他卻無所作為，在李中堂心中最大的依仗莫過於“以夷制夷”。先在國際上“站住公理”，然後請求外國列強出面調停。
可是，外國列強是真心維護“公理”嗎？小日本狼子野心他顧“公理”嗎？
甲午海戰一觸即發，戰爭中，李鴻章又一味採取防禦策略。明明有很好的進攻機會，他都不肯讓自己的“寶貝艦隊”主動攻擊。以至在整個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竟沒有一次戰役是主動出擊的。或許，李鴻章認為只有保住鐵甲艦，才能有本錢繼續跟日軍戰鬥，他才能在朝廷有一席之地，中堂之位才穩固。
故此，李鴻章在甲午戰爭慘敗中，有四成的責任。
那另外六成呢？當然得算在腐朽的清廷身上。
日本為了贏得甲午戰爭，全國一心，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無不鼎力支持。就連天皇也節衣縮食湊軍費。
反觀清廷內部，以翁同龢為首的保守派處處掣肘洋務派，帝黨、後黨也是紛爭不斷。慈禧為給自己過六十大壽，還挪用海軍軍費。黃海海戰炮聲雷雷，紫禁城內鑼鼓喧天。這樣的朝廷焉能不敗？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率團前往日本談判。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乘船到達日本馬關，隨即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展開談判。會談結束後，李鴻章返回住所，遭到日本極端分子小山豐太郎的刺殺。李鴻章左臉被子彈劃傷，流血不止。經過包紮後，李鴻章繼續與日方談判。談判桌上的老手李鴻章利用這次刺殺事件成功地讓理虧的日方減少了一億兩白銀的賠款。4月17日，雙方正式簽訂《馬關條約》。
公允的說，李鴻章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是盡職盡責的。一位七旬老臣不顧舟車勞累，抵岸就展開緊張的談判，即使被刺傷仍堅持工作。在談判技巧上也不愧為談判桌上的老手。若是換做另一個人，可能清廷損失得更多。但是“弱國無外交”才是談判桌上的真理。
《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獲得巨大的利益，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李鴻章在簽約後，立馬成了千古罪人，遭到國內一片指責、唾罵。慈禧“順應民意”罷黜了李鴻章的一切職務。
賦閒在家的李鴻章沒有想到，六年後還會有更加屈辱的《辛丑條約》等著他。
李鴻章理想成為大清的鐵血宰相。實則，不僅是大清的裱糊匠，還是大清的“背鍋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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