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神一般的存在，卻給了人們一個最震驚的結果。
在全球創投界，孫正義的名字幾乎被神化，他早年間押注阿里巴巴大賺2000倍的故事眾人皆知，而“亞洲巴菲特”“電子時代大帝”“互聯網世界幕後人”等稱號，尚不能表達人們對其追捧之萬一。
然而，自2019年下半年開始，他的軟銀投資帝國接連爆雷。先是全球最牛“二房東”WeWork上市失敗估值暴跌；2020年2月，美版“拼多多”Brandless宣告倒閉；3月，軟銀連投3輪的英國衛星互聯網初創公司OneWeb申請破產，“共享酒店”品牌OYO因線下客流斷絕，裁員人數以千計。
4月13日，軟銀集團發佈業績快報稱，預計2019財年經營虧損1.35萬億日元（約合125億美元），創下公司成立以來的虧損記錄。
互聯網投資神話是這個行業幼年時的產物，現在到了大佬們走下神壇的時刻。
01
跌落神壇
“過去的投資，像是用釣竿垂釣，但用魚網撈魚，才是最快速有效率的。”孫正義在去年年中的一次股東會上，這樣比喻自己投資模式的轉變。
在這樣的理念支撐下，軟銀此前的大手筆讓所有人為之震驚。它到處遞上投資要約，幾乎承包了創業融資新聞。
由於軟銀往往能給出比IPO更高的估值，在硅谷，甚至已經流傳出了“在軟銀市場上市”的笑談。
而這樣激進的策略在全球市場環境下行的背景下，也終於開始付出代價。
3月，穆迪以軟銀的“激進財務政策”為由，將其信用評級從投機級類別（較差）Ba1下調兩檔，降至Ba3，標普也將軟銀的展望調整為負面。
為了能夠提振市場，軟銀開始“變賣資產”，於3月23日啟動了價值達410億美元的資產出售計劃，部分用於償還債務。
值得一提的是，在軟銀的這份資產拋售計劃中甚至還包括了價值約140億美元的阿里巴巴集團股票，資金壓力可見一斑。
另一邊，孫正義個人也在為此四處奔走。據日本證券備案的文件顯示，截至3月19日，孫正義直接控制的4.62億股軟銀股票中，向貸款機構質押的股票總數攀升至2.8億股，股權抵押比例從2019年6月的48%提高至60%。
在這樣的背景下，軟銀很難繼續為科技公司的“未來”和“夢想”買單。
以衛星互聯網初創企業OneWeb為例，2020年3月底，該企業官方申請破產保護，並解僱了85%的員工。在此之前，OneWeb累計融資34億美元，其中軟銀兩次領投，前後共計20億美元。
融資失敗是其破產的直接原因。據報道，由於新冠肺炎在歐美大流行，OneWeb和軟銀之間的談判破裂，OneWeb沒有如願拿到20億美元的新一輪融資。
外部分析師認為，OneWeb想要部署完成衛星系統可能還需要75億美元，這一重擔讓軟銀不得不選擇放棄，而此前的20億美金也幾乎打了水漂。
更可怕的是，這或許還只是開始。4月初，孫正義接受《福布斯》採訪中罕見坦承，伴隨著疫情肆虐全球，願景基金（Vision Fund）投資的88家公司中至少有15家將會破產。
而這一切的根源，則要追溯到孫正義一直以來所秉持的投資邏輯當中。
02
孫正義的長期主義
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經典課題：“何時開酒瓶？”
我們都知道，紅酒的貯藏年份越長，酒的價值就會越高。但另一方面來說，如果酒瓶一直密封不啟，那麼這瓶酒的價值則永遠不會兌現。在這樣的背景下，“何時開酒瓶”就成了一道值得思考的問題。
經濟學者認為，面對這道題的答案，對未來的預期十分重要。倘若人們認為未來是可控的，樂觀的，那麼人們就會傾向於延長等待時間，以等待來換取更加巨大的價值。
2019年11月6日，日本軟銀集團宣佈14年來首次季度運營虧損
在這個課題中我們可以看到，“即時享樂者”確定性更高，但相對短視。“長期主義者”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但同時需要面對不確定性的挑戰。
孫正義顯然是一名長期主義者。但選擇延期開酒瓶，就必須承擔“酒瓶被打碎”、“持有人發生意外”以及“人們不再喜歡喝酒”等各種各樣的潛在風險。
而眼下正是這種的時刻：勝利的美酒尚未兌現，子彈卻快打光了。
事實上，孫正義關於未來的判斷並沒有出現失誤，可通往未來的道路是由每一個具體的創業者和每一分被高效利用的資金以及時代大背景所共同決定的。理論正確而執行偏差，是軟銀潰敗的根本原因。
在孫正義看來，下個三十年必將是人工智能的時代。
“30年後，世界市值排名前十大的公司裡，一定有大量的AI公司，就像今天，排名前十大的公司裡，有7家是網絡公司一樣，未來，是AI的未來，是人工智能的未來。”孫正義在去年7月G2非凡會議的演講中篤定地說道。
在具體的產業佈局上，孫正義也採用了一種“我全部都要”的方式。
以AI為核心，軟銀的佈局包括但不限於共享經濟、人工智能、地產、自動駕駛、網約車、電商、外賣、金融、企業服務、醫療科技……投資的企業覆蓋各個行業，橫跨幾大洲。
“我曾經和傑夫貝佐斯一對一面對面的談過，我出價一億美元收購亞馬遜30%的股份，但傑夫堅持1.3億，就因為這3000萬美元，我們沒談攏，我錯過了亞馬遜。今天亞馬遜的市值是8700億美元，30%的股份就是2600億，我因為3000萬美元，而錯過了2600億美元。”
這個故事孫正義曾在多個場合下屢次提及，在他看來這是一次巨大的錯誤和遺憾。
而手握千億美金的軟銀和願景基金，似乎將不會允許這種遺憾再次發生。
只是命運的鐘擺從來都不肯一次性落到那合適的位置，而是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不願再因為保守而錯過的孫正義，似乎又走向了因激進而浪費的另一個極端。
03
WeWork點燃導火索
WeWork危機是軟銀集團在通往未來道路上執行偏差的典型案例。
2019年11月6日，軟銀宣佈第二季度經營虧損約65億美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WeWork項目上的大規模投資計入減值。
在面對WeWork所產生的巨大損失時，孫正義不得不喪氣地承認：“我們創造了一個怪物，我們給了他所有的資本。”
他坦承在WeWork上的投資是“貽笑天下”。
在WeWork2019年9月份的上市危機爆發前，軟銀向它投資了106.5億美元。為了拯救它，10月份軟銀計劃繼續投資40億至50億美元。有人認為這樣重注一家公司是在賭博，但軟銀必須繼續下注。
其實，WeWork的垮臺不過只是一次導火索，在此之前，無論是Uber遭遇了美國上市首日即跌幅最大的慘敗，還是辦公通訊公司Slack股價自6月首日交易以來下跌了近45%，抑或是Vir Biotechnology自10月中旬上市以來下跌了30%。這些都給軟銀集團蒙上了巨大陰影。
時至今日，我們都很難否認投資堅持“長期主義”的合理性。與此同時，也早有無數的頂尖高手向世人證明了長期主義的巨大威力。
信仰價值投資的巴菲特，藉助數十年複利的力量，成為了投資領域世人敬仰的一代大師。貝索斯帶領亞馬遜，以長期價值為中心，多年來主動不盈利，將新的利潤用以投資未來，並形成了以飛輪效應為代表的長期經營理念，成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之一。
巴菲特
但對孫正義而言，正確的理念卻在2019年得到了糟糕的結果，除了“時間還不夠長期”這種藉口之外，我們必須正視，在該理念的具體執行過程中，一定在某些環節出了問題。
在急速狂奔的過程中，孫正義的理念似乎並沒有很好地與團隊內部人員達成有效共識。
大量的公司在願景基金的“撒幣行動”中被擊中。其中甚至包括一家遛狗公司WIG，該企業曾獲得願景基金3億美元投資。
對於此，曾被視為孫正義的接班人，但在2016年突然辭職的尼凱什·阿羅拉，在接受採訪時直言道：“資金掌握在合適的人手中，合適的創始人和合適的潛在長期平臺才能發揮作用，但這並不是在每個遛狗和酒店客房租賃網站上都能任意妄為地發揮作用。”
04
共享經濟滑鐵盧
如果說OneWeb的倒閉還可以歸結為軟銀的資金難以為繼，是宏觀環境的外部影響，那麼對共享經濟的重注加碼，則不得不說是孫正義的一次判斷失誤。
經過兩年的發展和泡沫喧騰，衣食住行等各類模式下都湧現出共享概念的初步玩法，並且正在面臨著監管和市場的雙重考驗。
雖說孫正義看好的大方向是人工智能，但在軟銀的投資版圖中，變現路徑更為清晰的共享經濟卻佔據了極大比重。
其中，Uber人力成本社會化的做法引發監管強勢反彈；WeWork則是簡單粗暴地依靠財技將長期成本變成了短期利潤；滴滴在中國一家獨大後，順風車卻由於安全問題被緊急叫停，增長放緩；而印度經濟連鎖酒店OYO的粗放擴張已然失敗，在中國持續減員。
更糟糕的是，幾乎所有的共享經濟企業都在虧損。
“共享經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於1978年提出。根據其原始定義，共享經濟應該是一個由第三方創建的、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市場平臺。個體藉助這些平臺，交換閒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或者向企業、某個創新項目籌集資金。
而現如今市面上我們見到的絕大多數打著共享經濟旗號的模式，都很難符合這一原始定義。無論是共享單車還是共享充電寶，這些模式中，均是由企業方一併擔任平臺和物資提供的雙重角色。相比“共享經濟”的新殼子，“租賃經濟”這個詞或許更加適合。
2019年9月11日，美國加州頒佈的AB5法案更是對“共享概念”發出了徹底打擊。
該法案規定，在共享出行和外賣領域，司機和配送人員提供服務，但並不從平臺獲取報酬，這類商業模式冠以“共享”之名，卻最終被定義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
AB5法案要求“零工經濟”的公司將合同工按照正式員工對待，提供最低時薪保護，以及工傷、健康保險、帶薪病假等員工福利。法案一旦實施，軟銀所投資的Uber、Lyft以及食物外賣公司DoorDash等依靠兼職勞動力控制人力成本的方式將不可持續。
在孫正義的數次演講中，他一再強調的是自己所投資的企業都是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而前文中所提到的無論是Uber還是WeWork，在沒有出事之前，孫正義在對外發言中也常常透露出這兩家企業的核心本質是AI。諸如Uber在自動駕駛汽車領域的研究，以及WeWork藉助人工智能的力量，來給社區中的成員推薦合適的WeWork會員會面合作。
但攤開這幾家企業的財務報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AI在它們的整體戰略中，講故事的作用遠大於實際意義，至少短期來說如此。
時至今日，共享經濟已然證明了自己的上限和本質，而孫正義所奉行的長期主義，也在這裡重重地栽了跟頭。
2000年時，重倉互聯網的孫正義曾做過3天全球首富。
隨後的一年裡，互聯網泡沫全速消退，孫正義投資的公司損失慘重，軟銀股價一度下跌到只有原來的1%，孫正義負債累累，很多人再次轉回了實體行業。
但孫正義沒有退縮，他說：“從100公里外看，那是毫不動搖的景色，近看就入了迷局。”
流露出的堅定與自信令人動容。
但眼下，四處告急的戰事令孫正義疲於奔命。疫情之下，各級投資者均趨於保守，有限的資金讓孫正義不得不再次切換投資理念，從財大氣粗的“全部都要”轉向“切右手還是切左手”的殘酷取捨。此外，疫情重創下，軟銀版圖中的共享經濟無論是出行（Uber、滴滴）還是住宿（OYO），就算其沒有走過此前的那些彎路，也都在外部市場的變化下，經受各自的至暗時刻。
投資者正變得現實，以往那種先重金投資，讓企業盡情燒錢擴張，做到一定規模後再商業化的投資邏輯開始受到質疑。
經歷過幾番泡沫破滅的洗禮，現如今投資市場大大小小的投資者都已經對這種“高增長、高成本、盈利難”的模式充滿警惕。“一個好故事”和“想象空間”的吸金能力相比過去大幅萎縮，而利潤、現金流等實際數據的參照價值則越來越大。
與未來30年或300年的藍圖相比，人們開始更關心目標公司短期的盈利能力。
黑天鵝頻頻扇動翅膀，短視變成了務實，而孫正義的長期主義，則徹底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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