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主干道上没有行人 采访那个对象供图（下同）
2月底，因为公布了新冠病毒的第1例病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出现在了荷兰留学生的视野中。而官方公布的数据中，荷兰第2例确诊病例就是1位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女生，这使得代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立刻紧张了起来，纷纷开启了囤货模式。
3天的时间内，我和邻居小伙伴奔走于代尔夫特市的药店，超市和杂货店之间。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一大早我们直奔市中心的药店想买口罩。一月份，国内疫情期我俩就买空了学校最近的五金商场里最后几袋3M的FFP2（欧标，效果类似美标N95），给家里人邮寄回去，所以很清楚囤货第一步关键是要给自己买到口罩。起初药店的小姐姐和我说每人限购7个，只有FFP1的普通口罩。我因为选购个人护理产品，就在店里和她多聊了几句，接受她推荐的产品。而就在这时，药店里新到货了一批口罩，眼疾手快的我发现是FFP2，虽然已经结账准备离开，还是争取问了店员能不能给我换货。可能是因为多聊了那么一会，她答应给我换了4个。就在交谈期间的半小时里，陆陆续续光临的客人买完了药店里库存的所有口罩，而这4个口罩就成了我在荷兰疫情期最初的底气。
关于口罩的中西方之争，是这次疫情被亚洲人最多讨论到的事。欧美的习惯都是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而生病了就应该在家里休息不应该来上班，所以出现在办公室里戴着口罩的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我的专业是化工，因为实验学科的性质，使得实验室是我推进课题和产出成果最重要的地方。但是出于对自我保护的考虑，我和导师邮件请假2周，说明了因为不确定荷兰疫情会不会像意大利一样爆发，所以申请在家办公来观望情况的发展。导师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例行组会前会在群里喊话问我现在感觉如何了，还会安慰我说不需要为不来感到抱歉，毕竟这是特殊情况。让我感到非常暖心。
随着确诊人数的持续攀升，我还是需要戴着口罩和手套去荷兰超市采购食材。被指指点点过，而且因为戴口罩了店员也不会像以往那么热情地和你说话，不会说haveaniceday（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做结尾了，但是也没有恶意伤人事件发生过，这使得我开始安心地戴口罩出门。但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戴上了口罩，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与此同时，随着RIVM颁布越来越严格的规定，荷兰超市也会在入口处摆放消毒湿巾和消毒喷雾，店员开始戴上手套收银，为了保证老年人（易感人群）能更安全地购物，部分超市早上还会提前开一小时，专门为老年人服务。而这些改变也就是在一两周的时间内。
图说：黄嘉楠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先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紧急停课，3-4天后荷兰的中小学全面停课，改为线上教育；非生活必须的商店（除了超市和药店）也被紧急关停，同时父母从事不停产工作的孩子，可以被送入有专人陪伴和照顾的托儿所；建议能在家办公的群体在家办公，进行视频会议。3月17日，荷兰首相针对这次疫情，通过电视对全体荷兰人民发表演说，而上次首相直接和人民喊话还是在1973年。承诺内阁会给荷兰的企业家和雇员提供支持，以保证企业不会破产，个人不会失业；希望身体健康的人也能自觉保持1.5米安全社交距离等避免病毒扩散的指示来保证易感人群的安全。针对不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个人，将面临最高400欧元的罚款，对于学校和企业这样的大型组织来说，罚款更会高达4000欧元。荷兰一步一步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也让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安心。
隔离生活开始后，导师也格外关心我们每个学生，甚至我们远在海外的家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每周的例行组会改成了线上会议，每天还会安排线上的下午茶（teabreak），让大家不至于太过孤单。我小伙伴的导师，早在学校停课前就宽慰她说，不需要过于担心实验和工作，我们可以停止运行反应器直到疫情过去，健康的你比任何实验数据都重要。这些种种都让远在海外孤身一人的我们，非常感动。
客观地说，对于这次疫情，初期欧洲国家确实显现出了自大和傲慢，而我最初也对荷兰学生和荷兰政府的漠视态度感到愤怒。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渐渐明白，所有的决策都需要因地制宜。因为文化和习惯的不同，我们无法要求每个国家都采取和中国一样的抗疫政策。欧美更讲求和尊重个人的决定，就是我们说的人文关怀，但是这次疫情也使得弊端暴露，太多自由散漫的个人决定使得疫情在欧洲迅速扩散。亚洲文化更讲求集体利益，所以政府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严格的禁令。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肯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抛却文化的差异，在这场全球大流行疫情下的努力生活和互助的人，不分国籍，都可敬可爱。
华东理工大学 黄嘉楠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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