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欧阳修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任扬州太守，在扬州瘦西湖北蜀冈上，他建了一座平山堂。
据说坐在堂上，江南诸山可历历在目，而堂与山齐平，因此取名"平山堂"。堂上有一幅对联，上面写道："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
这个优雅又不失壮丽的地方，不知留下了欧阳太守与多少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风流！
扬州瘦西湖
8年后，欧阳修的好友刘敞出守扬州，欧阳修知道后，怀念起自己在平山堂驰目骋怀的时光。他写了一首《朝中措·平山堂》，既赠与刘敞，也追忆自己的扬州岁月。词中写道：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词里所说的"文章太守"，就是欧阳修自己，他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豪纵之情，是一种极度自信的表现。直到20几年后，苏轼经过平山堂，仍对当年欧阳修的爽朗旷达仰慕不已，说道："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西江月》）
古代文人经常把文章和饮酒放在一起，自夸风流；但把文章和事业连在一起、豪气满怀地自称"文章太守"的，应该只有欧阳修吧。
这种精神面貌，大概也独属于他所生活的北宋，一个"文人一枝独秀的时代"……
《清平乐》剧照
抑制武将
宋朝开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留下了很多朝代兴亡的历史教训。宋太祖自己就是依靠兵变"黄袍加身"，他太知道一旦武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危害会有多大。
事实上，宋朝开国之初，确实出现了不少武将违法乱纪的情况。他们多是宋朝开国功臣，拥立宋太祖登基，但他们往往没有文化，为官素质极差，宋朝一立国，他们便仗着战功，目无法纪。
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剧照
王彦升，曾在"陈桥兵变"时诛杀后周大将韩通，为宋太祖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有一次，他竟然借着巡检之名，
半夜跑到宰相王溥的家里索取贿赂，还假意说："夜间巡城很困，特来与王公喝两杯。"马仁瑀，也是北宋初年名将，被授予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那一年，薛居正主持贡举，马仁瑀私下向薛居正推荐人选，薛居正拒绝。放榜后，马仁瑀就在闻喜宴上借着醉酒，责骂薛居正，后被御史中丞弹劾。
宋太祖清醒的知道，他可以依靠这些武将夺天下，却不能靠他们治天下。宋太祖曾说："这些文官即使都贪赃污浊，所造成的祸害加起来也赶不上一个武臣。"
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在各种岗位上对文人士大夫委以重任，"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朝的这种政策，后来到了一种很极端的地步，哪怕这个武将德行上没什么偏差，也阻挡不了朝野的偏见。
有名武将叫王德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被任用为枢密院事。枢密院本就是分管军政的部门，由武将担任长官再正常不过，可宋朝枢密院的领导班子，却以文人士大夫为主，除非是发生战争才会任用武臣，而一旦在和平时期任用武臣，会招致整个朝野的反对。
王德用就是如此，他被台谏议论纷纷，并罗列出三条罪状：一、宅邸有帝王气；二、外貌像宋太祖；三、军人太拥戴他。即便是优点，此刻也变成了反面教材。
不久后，王德用就被罢职、改知随州。为了平息朝野议论，他将京城的宅邸捐了出去，到了随州也不和宾客、以及地方长官往来。如此小心谨慎，可见以武将身份担任枢密院职位，给他带来了多大的舆论压力。
其实根据《宋史·王德用传》的记载，实在看不出王德用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反而是一个忠诚老实、平易近人、宽厚待下的将帅之才。但类似王德用的遭遇，在北宋不是个例，可见重文抑武的程度。
抑制各种政治势力
在宋朝之前，因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而导致的政权颠覆，屡见不鲜。宋朝以史为鉴，对这四种政治势力，也进行了严格控制。
先说后妃。在最近的热播剧《清平乐》中，宋仁宗年少继位，章献太后刘娥垂帘听政。这种情况在宋代是被允许的，但以宰相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会对太后的势力进行有效监督。
《清平乐》剧照 刘太后
章献太后刘娥是北宋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颇有野心。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要穿帝王龙袍去祭祀历代帝王，最后就是在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下做出妥协，虽是穿了，但将帝王龙袍的十二章图案，减去象征忠孝与洁净的两章，同时没有佩戴帝王的佩剑。
后来，北宋名相富弼回顾这段往事，说到："昔章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章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盖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章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之后的宋英宗，在位期间一度患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但英宗病好之后，曹太后却没有立刻还政，宰相韩琦便以提前退休相逼，要求太后明确还政日期，曹太后不得已，当日撤帘还政。
《清平乐》剧照 韩琦
这是宋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积极一面，文人士大夫在朝廷上拥有极高的话语权。
有后妃就会有外戚，也就是后妃们的亲戚。为了防患未然，宋代帝王选择皇后，多"选于衰旧之门"。《清平乐》里，曹丹姝得知自己被选进宫，于是分析原因道："大概因为曹家是勋贵，如今又无人在朝中任要职，国朝后妃常出自如此人家。"
《清平乐》剧照 曹皇后
对于外戚，宋朝还有一种措施，就是给高官厚禄，不给实际职权。宋代的官制里，官、职、差遣，三者分离。"官"是所任的官位，仅是一个空头名号，表明俸禄等级；"职"是文职名，宋朝重文，所以官员都会得到一个文职，称为"贴职"，是荣誉头衔；"差遣"才是具体职务，对官员来说是最重要的实权。比如苏轼曾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朝奉郎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杭州是"差遣"。
这样一分离，对于那些资历较深、地位较高，但却不能委以重用的人，就比如外戚，就能给予妥帖的安排了。
南宋时吏部侍郎彭龟年，对宋朝待外戚之法，做过一个总结："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论韩侘胄干预政事琉》）
《清平乐》剧照 晏殊
再说说宗室，也就是皇族的亲属。宋朝也利用官、职、差遣分离这一制度，只给宗室授官职，不给差遣，甚至规定宗室不能参加科举。
仁宗朝以后，随着宗室人数大量增加，朝廷为了减轻奉养宗室的负担，允许五服以外的宗室参加科举，但仍不许他们出任中书府和枢密院的官职，尤其是宰辅之职，更不会授权宗室。
《清平乐》剧照
最后还有宦官，俗称"太监"。他们侍候皇帝的日常起居，没事儿吹个"耳边风"，就可能左右帝王的抉择。
宋朝除了限制宦官数量，还规定，外廷宰辅可以过问内廷事务，可对宦官的任用升迁给出建议；但內侍绝不可干预朝政，并严禁他们与外臣联络。
《清平乐》剧照 內侍张茂则
文人一枝独秀
武将、后妃、外戚、宗室、宦官，宋朝把他们摒除在国家重要机构之外。于是，朝廷的中枢神经里，只剩下了一股政治势力：文人士大夫。
在宋朝，尤其是承平的北宋，文臣的权力和地位空前高，北宋名臣蔡襄形容说："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国论要目》）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文人的天下。
《清平乐》剧照 晏殊
国家要重用文人，自然也要有尊崇、优待的措施——
宋朝科举取消门第限制，各阶层、包括寒门子弟都可应试。同时，试卷要糊名，防止考官徇私舞弊，保证公平。宋太宗时，大量增加了录取名额，他说："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石林燕语》）
据说，宋朝文臣的俸禄十分丰厚，清代学者赵翼考证："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甘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宋太祖还立下誓言，不杀士大夫和议论国事者，所以宋朝言官在朝堂上有很大的自由，帝王有错，他们可以指出，太后违制，他们也可以强烈反对。这项禁令，直到160多年后的宋高宗赵构统治时才被触犯。但总的来说，宋朝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日子，要比其他朝代好得多。
《清平乐》剧照 范仲淹
以文为贵 君子政治
文官政治的逻辑一旦建立，"退出的不仅是武将、贵族，而且是以前种种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脉》）
然后你就会看到，从朝廷到乡下，整个宋朝社会都形成了"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人们从内心里崇文，求学读书之风盛行。
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崇尚文儒，亲自撰写《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朝儿童发蒙时，要读《神童诗》，诗歌开篇就说：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北宋晁冲之有首《夜行》诗，写了行路途中的偶然所见："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天都快亮了，偏僻的小村庄里还有人家亮着灯火，那是有人彻夜未眠，在苦读诗书。
《清平乐》剧照 宋仁宗
当整个社会都"以文为贵"、形成读书求学之风；当整个国家都尊重文儒，给以优越的任职环境和工作待遇；当寒门子弟、文人书生有了不难踏进的入仕通道，可以跻身朝廷中枢，为国效力……于是，欧阳修会自豪地自称"文章太守"，这就是使他能如此自夸的时代背景。
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享国300余年，中间的确没有出现过颠覆政权的内乱，但也因重文抑武，最终倒在了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
但我们不该因此而否定宋朝的文官政治。在热闹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有各的成败荣辱，这些并不稀奇；可宋朝的文官政治，却留下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等，这一一座座文化上、也是政治上的高峰。
《清平乐》剧照 范仲淹
事实确如宋太祖所想，在北宋，出现了相当清明的君子政治。当年，王安石为求国家富强提出变法，使财政状况大有改观。但司马光认为天下之富自有定数，国富必然导致民穷，因此反对变法。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成为政敌，但他们从没互相陷害；朝廷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摇摆，但无论谁占据上风，他们从没对对方落井下石。这种对立，成为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夹杂个人利益。
《清平乐》剧照
王安石晚年罢相退居金陵时，曾与途径的苏轼见面。苏轼是支持司马光的旧党人物，但王安石仍骑着驴到码头迎接苏轼，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苏轼为此赋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
王安石去世时，大他两岁的司马光也已病重，但仍命令厚恤厚葬。
政见上的相左，并不影响他们在文学和人格上彼此欣赏。这种情形只出现在北宋，其他时代的承平盛世，主要有赖于英明的君主，跟文人关系不大。
如此想来，当年欧阳修自夸"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时，真的毫无傲娇，只有自豪。它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文人享受清平之乐，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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