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绘画长卷中，《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尽人皆知，而相比之下，《大驾卤簿图》就低调了许多，要不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偶露峥嵘的话，恐怕至今还是尘封在故纸堆中不为人知，而直到今天其名气也无法无前两幅传世名画相提并论。但若是完全从内容上来看的话，
《大驾卤簿图》与《清明上河图》可真正算得上双峰并峙，《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宋徽宗时期，主要表现市井民俗文化；《大驾卤簿图》创作于宋仁宗时期，主要是反映皇家礼仪文化。两者互为补充，完整展现了北宋时期的社会文化整体风貌。
《大驾卤簿图》（局部之一）
北宋时期的市井文化的繁荣自不必说，而与之相对应的，皇家礼仪文化的排场和讲究也更是登峰造极，其声势之浩大可谓达到了一个顶峰。传统社会中礼仪文化由来已久，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周公旦制礼作乐，而后不断发展完善渐成大观，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体系，而就皇家礼仪制度而言，卤簿制度更是一个集中体现。卤簿中“卤”字本意大盾，后逐步演变成对君主的的护卫之意，《说文解字》中称：“天子车架次第，谓之卤簿。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著之簿，故曰卤簿。”其实简而言之，就是皇帝出行的仪仗队的规矩制度。而在宋代，这一制度更是日趋完备森严，据《宋史·仪卫志》记载：
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
大驾卤簿作为最顶级的礼仪制度，主要用于南郊祭天，其组成人员车马的数量还上极为令人叹为观止，史载“宋绶定卤簿，为《图记》十卷上之，诏以付秘阁。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
《大驾卤簿图》（局部之二）
这幅北宋时期的《大驾卤簿图》，就是反映这样一种皇家顶级礼仪制度的恢宏场景。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一幅作品其用途主要在于其实用性而非艺术性，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这样浩大的场景绘制出来，以补充文字记载之不足。这种直观性地再现这样的皇家顶级礼仪，用于训练皇家仪仗并传之后世，故这样的作品更多的是追求准确的写实性，讲究一丝不苟，没有操作者自由发挥的余地，这就像如今的纪实性的资料纪录片一样，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艺术性，但历经漫长的时间洗礼，其历史文化价值是毋庸讳言的，而作为皇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尽管不以艺术性为主要追求目标，但从绘画创作本身而言，其绘画技艺也是当时的顶级水平，今人常常被宋画的写实性所倾倒，这幅《大驾卤簿图》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有着其不可忽视的艺术水准。
早在宋太宗时期，就曾经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藏于秘阁作为礼仪演练之用。而流传下来的这幅《大驾卤簿图》从画面本身来看，这幅绘画长卷纵51.4厘米，宽1481厘米，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这样的煌煌巨制用笔严谨，真实再现了宋代大驾卤簿的宏大场景。据后人考证，一般认为这幅作品创作于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至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之间，是在宋仁宗时期宋绶的《卤簿图记》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宋仁宗在天圣五年（1027年）举行的南郊祭天大礼中，整个仪仗队车马壮观、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坐在皇帝车驾之中的宋仁宗不时地与身边随从陪乘的翰林学士宋绶询问各种礼仪的典故，听着宋绶头头是道对答如流，一时兴起的宋仁宗于是下旨令其日后编纂一部《卤簿图记》以便存档备查，将这一盛大的礼仪场景固化为一种制度性成果。
《大驾卤簿图》（局部之三）
作为这样的一幅作品，其构图之宏大、描绘之严谨、注释之精准可谓是巨细无遗。从画面细节来看，每一个车马人物都是极尽惟妙惟肖之能事，衣冠车服等都有着严格的制式，人物的神情庄重肃穆，将这种政治礼仪的威仪刻划的细致入微。宋朝的衣服制度自赵匡胤上演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以来，在这方面就一直注重等级差别，衣带的等级有二十八种之多，各种官服也有着不同的式样和花色，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礼仪，王公大臣们都必须按照各自的品级身着不同的礼服，皇帝身边的御林军也有着不同的花纹区分，而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这种礼制更是体系日益健全，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蔚然大观的浮夸的礼仪文化。
《大驾卤簿图》（细节之一）
《大驾卤簿图》（细节之二）
而纵观宋朝，最被人称道的是文治而非武功。宋太祖在斧声烛影的谜案中驾崩之后，继位的宋太宗一开始雄心勃勃，不过志大才疏的他继雍熙北伐无功而返差点丧命之后，转而选择了虚外守内、重文轻武的治国战略，由此北宋一朝彻底地走向了以文治粉饰太平的这条治国理念。而后在强敌来犯、内乱迭起的形势下，继位的宋真宗秉承着祖宗之法，在经济治理上开创了咸平之治的盛世景象，但很快宋辽之间烽烟再起，好在寇准力挽狂澜，在他的一再坚持甚至是挟持之下宋真宗不得已御驾亲征，最终通过澶渊之盟以岁币换和平的方式得以延续国祚，而自我感觉良好的宋真宗更是搞出了封禅大典这样的一曲掩耳盗铃的曲目，真真是贻笑大方。接位的宋仁宗时期，在军事上依然延续着此前的颓势，尽管在与西夏的几次交战之中都取得了胜利，但自身也是元气大伤，于是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继续采取以岁币换和平的方式于庆历四年（1044年）签订了庆历和议。
《大驾卤簿图》（局部之四）
而与此同时，北宋一朝的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却是朝气蓬勃，呈现出天下富足的盛世景象，但其实除了文化之外，到了宋仁宗时期此时北宋的经济支出已经不堪重负，甚至到了寅吃卯粮的地步。政治经济危机一直挥之不去，特别是“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极为突出已经成了整个王朝的痼疾。 而“冗费”除了岁币之外，皇帝各种因好大喜功而不必要的铺张浪费如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等开支也是日渐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大驾卤簿图》其实也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在正面展示出恢弘的皇家威仪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出华而不实的浮夸的盛世图景。正如元代吴莱在《楼光远家观宋绶景德卤簿图》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
居安昧危机，致治启乱窦。
文华终耗财，武弱益招寇。
虽然喧一朝，孰得燕末冑。
五辂忽已没，三京杳难救。
惜其初讨论，盍不返朴陋。
临风披此图，叹息我以绶。
此言不虚。这盛景，如皇帝所愿，而非天下苍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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