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1月25日，宋朝第六位皇帝趙頊繼位。繼位當天，不乏各種皇家祭祀禮儀，好在宋神宗應該是比較熟悉各種禮儀的皇帝，他在繼位前，對衣冠與行禮上面就非常的注意，即使是在炎熱的夏天，他都堅決不使用扇子。趙頊似乎以早就訓練過的姿態，接受百官朝賀。
繼位後的第三天，掌管全國財政的三司使韓絳就上奏：“百年之積，惟存空薄”。“空薄”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宋太祖時期的20萬軍隊擴張到100多萬造成的。宋仁宗年間，三司使就算過一筆賬，軍費開支竟多達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而另外一個原因是每年都要向“西夏、大遼”繳納數以萬計的“歲幣”以求一時的“國泰民安”。這一時的安逸也造就了國家長期的“積貧積弱”。
宋朝是在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文化、經濟都居世界前列。當時的西夏、遼不僅政局時有內亂，且經濟落後，每年的宋朝“歲幣”根本就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一環。同時我們的宋朝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隊，人數多達100多萬（仁宗時期達到120多萬），但我朝軍事對於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的戰況往往都是敗多勝少，這是非常讓人費解的。
宋朝自太祖規定，無論是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還要調到產糧的地方去種糧，但軍官不隨兵調動。設立制度的目的，既保證軍官無法在軍隊中建立自己的聲望而和朝廷對抗，又保證了糧食的產量。這種制度的頒佈，問題就接踵而來。軍隊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軍官集團做日常指揮作戰訓練，其戰鬥水平會不斷衰退，這種情況對於宋朝喜歡安置流民充填軍隊來說尤為更甚。士兵的輪番調動，不僅造成無謂的經濟損失，還會造成氣候水土不服造成的人員流失。
以上情況，讓宋朝的軍事實力幾乎與民兵相差無幾。跟隨著制定“更戊法”而來的是文化思潮。太祖趙匡胤曾鼓勵讀書不多的文臣武將多讀書，其實鼓勵多讀書沒有什麼不好，但不把學識和軍事相結合就會引出重文輕武和缺乏戰爭正確指揮的弊端。我們經常會看到往往是前線打得十萬火急，朝廷看似激烈討論卻拿不出一個像樣的規劃。激烈抗爭也不過是呈匹夫之勇，應當割讓退守，保一方平安。這種缺點在後來的北宋滅亡的“靖康之亂”中暴露無遺，然而這樣一件滅國的事件在後來的南宋政權上依舊沒有引起重視。
宋朝武官地位不高，軍官在實際作戰指揮上面，是要聽隨軍文官的，有時為了防止文官專權，還要拍太監監軍，這就變成了本該一手指揮軍事行動的武官不僅要聽文官還要聽太監這樣的滑稽現象。1041年2月，西夏率軍十萬南下攻宋，當時有足智多謀的范仲淹在，西夏才不敢輕舉妄動。這也是少數現象，大部分時間很少有文官在軍事上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這種刻意的貶低，也讓這個王朝難培養出優秀將領，因為沒有前途。
所以總結以上情況，無論宋朝軍隊達到空前規模，依舊是想要靠人海戰術取得勝利的外行人應對一群職業化的少數民族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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