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五” 是我
我当然最喜欢"我"啊
①“五”是中心，是主导，是精髓
东西南北中，“五”在中。“五”由“四”而生，但却处于最重要的中间。中国五大名山，先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后有中岳嵩山，并且以中岳为尊。受长期五行学说的影响，中国人视“五”为最神圣的符号。
由“百谷”及“五谷”是优胜劣汰、经济发展及人口变迁的结果。
何谓“五谷”，黍、稷、麦、菽、稻。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在北方，北方人口在西汉时占据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直至晚唐时，北方人口仍然占有60%。黍（黄米）、稷（小米）等作物由于具有耐干旱、耐瘠薄、生长期短等特性，尤适于在北方土壤生存，故先秦、两汉时期，这两种作物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主粮。
先秦时期，人们吃麦（小麦）和现在吃大米一样，是颗粒状蒸煮，其口味与黍、稷相比太差，并且不易消化，故在这一时期小麦产量并不高。汉代石磨的出现，小麦得到了很好的推广，超过了黍、稷，成为北方第一大主粮，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原因。
菽（大豆），先秦时期的主要口粮之一。由于未加工的大豆不利于消化，也不利于营养成分的吸收，自汉代起豆豉、豆腐等豆制品工艺的成熟及隋唐榨油技术的出现，大豆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角色，转而成为人们最为喜欢的副食——豆制品的制作原料。
水稻陡然成为中国第一大主食的原因，当属“衣冠南渡”。西晋初到南北朝期间，中国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大量北方人口迁入到南方，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不利于耐干旱的黍、稷的种植，南迁的北方人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大量北方人口的涌入，加速奠定了水稻作为中国第一主粮的地位。
明清时期，外来物种（玉米、土豆、番薯）的入侵，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更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尤以玉米、土豆，更耐干旱、更耐贫瘠的土壤，而且更高产，更适合在边远苦寒地区生长。
自此，中国新的五大主粮出现。即：玉米、水稻、小麦、大豆、土豆。黍、稷退出了历史舞台。
②“五”代表完美、美好、健全
人有五官、五脏、五指，祝福的话有：五福临门、五子登科、五谷丰登，凡是达于“五”的都是完美的、美好的；反之则是残缺的、丑陋的，譬如：五音不全、五体不全、五短身材等。
《黄帝内经》中记载“……五畜为益……”。以犬肉入肝养肝，可补心，羊肉入心养心可补脾，牛肉可入脾养脾可补肺，鸡肉入肺养肺可补肾，猪肉入肾养肾可补肝。
古人基于补充人体所需动物蛋白的需要，有意识地去驯养各种动物。最终从圈养的各种动物中选定了“猪、牛、羊、鸡、狗”五种动物为人类的肉食来源，为使肉味更为鲜美，确定了五香（花椒、 八角、 桂皮、 丁香、 茴香）为烹调动物性食物的基础调味香料。
在夏商周三个最为重视祭祀的朝代，猪是最高规格祭祀——“太宰”中的三大祭品之一。但自西晋起到宋朝近千年的时间，由于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及同化，时人以吃羊肉为高贵，猪肉的消费量呈下降趋势。真正让猪肉翻身的是宋朝一吃货兼词人——苏东坡，苏东坡以猪肉为食材做得一道菜，这道菜后世命名为“东坡肉”，并吟诗《猪肉颂》。在苏东坡的推动下，猪肉得以重新走上餐桌，逐渐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肉食。
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私自宰杀耕牛是违法的，更有甚者，宰杀耕牛要为其偿命。《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即使是诸侯已不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随意宰杀牛。作为最高规格祭祀——“太宰”的重要祭品之一，牛不仅地位高、能为食用的更为稀少，牛肉自然只能成为贵族们的美食了。
作为最高规格祭祀——“太宰”的重要祭品之一的羊肉在唐朝以前应该是和猪肉平分秋色的，能够让羊肉超过猪肉，成为皇家美食是从唐朝开始的。唐朝皇室具有鲜卑族血统，生活习俗与西北游牧民族无异；到宋朝，由于北方游牧草原的丧失，羊肉显得更为珍贵，整个皇族、贵族食羊成风；受皇室的影响，民间都以羊肉为餐桌上的头等美食。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为促进人口快速增长，特颁法令：“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汉朝时，屠狗还是一门职业，刘邦的开国元勋——樊哙没有发达之前还是一狗屠。可见狗肉在先秦两汉时期是极为流行的一道美食，自宋朝开始，羊肉、猪肉消费量的上升，狗肉逐渐偏离主流地位，沦为乡野肉食。
宋朝以前，鸡肉并不是主流肉食。公鸡可打鸣，母鸡可生蛋，长期放养产量不高，而且肉少骨多，并不受上流人士的喜欢。在民间，鸡肉也只起到一个拾遗的作用，吃不起猪羊肉的老百姓临时用来改善生活的需要。自宋朝起，养鸡技术的提高及新的烹调工艺的应用，人们对烹饪鸡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改进，吃鸡就开始平民化了。
③“五”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节点
古来就有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不足五可以舍去， 达到五就能进位。古人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五”就是这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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