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數據，隨著全球確診的COVID-19病例數量已接近170萬例，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而僅僅美國就超過50萬例，死亡人數達到1.8萬。而塞浦路斯歐洲大學校長科斯塔斯·古利亞莫斯在4月10日接受俄羅斯衛星網採訪時認為，COVID-19不會消除反而會將加速世界現有的地緣政治爭端。
衛星網：目前的大流行引發了對全球化和當今世界事務的質疑。在您看來，在各國從大流行中恢復後，我們是否會看到世界開始發生變化？
科斯塔斯·古利亞莫斯：隨著中方的逐漸復甦和大量國家開始實施了世界上最強制性的地理封鎖，地球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社會疏遠和自我隔離的條件下。在這一框架內，世界將進入了一個充滿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時代。在微觀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這場流行病的後果是巨大的。在宏觀地緣政治層面上，存在的許多爭端和摩擦不會被抹去。相反，COVID-19將加速這些摩擦。
衛星網：一些分析師目前正在討論各國政府結構有效性，特別是在危機時期哪個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些競爭的體制包括美國歐盟的自由體制、東歐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俄羅斯的威權主義等等不同的制度。在您看來，在大流行之後，我們會看到國家政策的某種轉變嗎？這會不會導致歐美新自由主義的進一步危機？
科斯塔斯·古利亞莫斯：由於危機的整體擴大，歐盟和美國將面臨新舊民族主義形式的重生，這將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今天的歐美國家機器是需要更多地以地區-國家為導向，還是像過去那種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為導向。無論如何，現有的歐美原教旨新自由主義危機與今天的大流行狀況直接相關。此外，我認為，這場大流行的危機將加深歐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危機，即財富、權力和勞資關係的再分配。
這也讓人質疑國家在市場和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各國已經在努力確保自我可持續性。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政策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將如何重塑貿易政策？
歐洲和美國的危機證明，由跨國企業精英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失敗。在這些精英目標的指引下，民族國家之間缺乏信任和理解，對公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治理做法以及貿易政策，摧毀了原有的保障公民經濟和社會福祉的機構網絡。在這種情況下，歐美需要改變現有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發展新型的民主模式，消除不平等以及實現貿易平衡。我們必須在民主習慣、精神和責任的基礎上創建一個新的民主機構並對其採取行動。
衛星網：這場危機中，專家們正在爭論誰在帶頭對抗這場流行病，因為中方還沒有明確自己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但是美國應對病毒危機更是疲於奔命。全球合作將在多大程度上重塑？在COVID-19之後，20國集團、歐盟和歐佩克等全球機構內部的合作將是什麼樣子，這些機構在當前危機中的運作效率如何？
科斯塔斯·古利亞莫斯：大流行危機將加速數字技術和量子技術發展。人工智能、機器人、區塊鏈和虛擬現實將更加深入全球政治、能源、商業、教育、文化、勞工和人類互動的每一個方面。隨著美國的虛弱，俄羅斯人似乎抓住了他們在具有戰略和經濟重要性的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他們肯定能利用歐盟政治和經濟凝聚力差的弱點。
但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數字技術和量子技術可以促進中方引領世界。中方註定要在未來十年內成為超級大國。在後COVID-19時代，主要是中國和俄羅斯將更有能力決定金融、能源、貿易和發展各項議程。如果歐盟相跟上時代，就必須解決缺乏政治一體化這一最大的弱點。
衛星網：為了減緩冠狀病毒的傳播，大多數國家已經正式關閉了邊境。在可能會對難民流動產生怎樣的影響？
科斯塔斯·古利亞莫斯：CoVID-19不識別邊界，不尊重邊界。它也沒有歧視。這一大流行疾病已經對世界各地的基本人道主義熱點產生了重要後果。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國際難民組織的最新報告，目前有100多萬人住在人滿為患、不衛生的營地裡。即便是逃到西方國家的難民的衛生狀況也不會得到改變，他們將面臨病毒更大的威脅。
衛星網：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都在努力開發疫苗，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是在相互孤立、準競爭的情況下工作。為了有效地開發疫苗，世界各國政府需要在短期內進行干預，以減少知識產權限制並控制價格。這場疫苗競賽如何重塑知識產權格局？世界各國領導人能否確保在開發疫苗方面進行可行的合作？
科斯塔斯·古利亞莫斯：以往疫情的主要教訓，就是人類必須合作最大化。如果沒有政治首腦和民間社會行為者的參與，協同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抗擊CoVID-19的需要政府、學術機構、公共和私人組織以及許多具有不同方法、觀點和工作方式的不同合作伙伴之間的和諧合作。但是這裡面涉及到一場關於知識產權的國際辯論，控制各國醫療市場的西方跨國製藥集團不會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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