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数据，随着全球确诊的COVID-19病例数量已接近17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而仅仅美国就超过50万例，死亡人数达到1.8万。而塞浦路斯欧洲大学校长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在4月10日接受俄罗斯卫星网采访时认为，COVID-19不会消除反而会将加速世界现有的地缘政治争端。
卫星网：目前的大流行引发了对全球化和当今世界事务的质疑。在您看来，在各国从大流行中恢复后，我们是否会看到世界开始发生变化？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随着中方的逐渐复苏和大量国家开始实施了世界上最强制性的地理封锁，地球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社会疏远和自我隔离的条件下。在这一框架内，世界将进入了一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时代。在微观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这场流行病的后果是巨大的。在宏观地缘政治层面上，存在的许多争端和摩擦不会被抹去。相反，COVID-19将加速这些摩擦。
卫星网：一些分析师目前正在讨论各国政府结构有效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哪个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竞争的体制包括美国欧盟的自由体制、东欧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等等不同的制度。在您看来，在大流行之后，我们会看到国家政策的某种转变吗？这会不会导致欧美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危机？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由于危机的整体扩大，欧盟和美国将面临新旧民族主义形式的重生，这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欧美国家机器是需要更多地以地区-国家为导向，还是像过去那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为导向。无论如何，现有的欧美原教旨新自由主义危机与今天的大流行状况直接相关。此外，我认为，这场大流行的危机将加深欧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即财富、权力和劳资关系的再分配。
这也让人质疑国家在市场和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各国已经在努力确保自我可持续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将如何重塑贸易政策？
欧洲和美国的危机证明，由跨国企业精英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在这些精英目标的指引下，民族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对公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治理做法以及贸易政策，摧毁了原有的保障公民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机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欧美需要改变现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发展新型的民主模式，消除不平等以及实现贸易平衡。我们必须在民主习惯、精神和责任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民主机构并对其采取行动。
卫星网：这场危机中，专家们正在争论谁在带头对抗这场流行病，因为中方还没有明确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美国应对病毒危机更是疲于奔命。全球合作将在多大程度上重塑？在COVID-19之后，20国集团、欧盟和欧佩克等全球机构内部的合作将是什么样子，这些机构在当前危机中的运作效率如何？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大流行危机将加速数字技术和量子技术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和虚拟现实将更加深入全球政治、能源、商业、教育、文化、劳工和人类互动的每一个方面。随着美国的虚弱，俄罗斯人似乎抓住了他们在具有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他们肯定能利用欧盟政治和经济凝聚力差的弱点。
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和量子技术可以促进中方引领世界。中方注定要在未来十年内成为超级大国。在后COVID-19时代，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将更有能力决定金融、能源、贸易和发展各项议程。如果欧盟相跟上时代，就必须解决缺乏政治一体化这一最大的弱点。
卫星网：为了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大多数国家已经正式关闭了边境。在可能会对难民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CoVID-19不识别边界，不尊重边界。它也没有歧视。这一大流行疾病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基本人道主义热点产生了重要后果。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国际难民组织的最新报告，目前有100多万人住在人满为患、不卫生的营地里。即便是逃到西方国家的难民的卫生状况也不会得到改变，他们将面临病毒更大的威胁。
卫星网：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努力开发疫苗，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相互孤立、准竞争的情况下工作。为了有效地开发疫苗，世界各国政府需要在短期内进行干预，以减少知识产权限制并控制价格。这场疫苗竞赛如何重塑知识产权格局？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否确保在开发疫苗方面进行可行的合作？
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以往疫情的主要教训，就是人类必须合作最大化。如果没有政治首脑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参与，协同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抗击CoVID-19的需要政府、学术机构、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许多具有不同方法、观点和工作方式的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和谐合作。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场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辩论，控制各国医疗市场的西方跨国制药集团不会袖手旁观。
閱讀更多 哏都太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