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來說，文森特·梵高的一生完美的詮釋了什麼是“瘋狂”的藝術家。他的故事因精神失常、憎惡世俗、割掉自己的耳朵等等而富有傳奇色彩。也因其作品的超前性被稱為是繼倫勃朗之後荷蘭最偉大的畫家，和高更、塞尚並稱為後印象派的先驅，深刻地影響了二十世紀藝術家的創作，後世一些野獸派和表現主義的藝術作品中都能看出有模仿梵高的痕跡。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
梵高去世44年後，31歲的青年作家歐文·斯通出版了以梵高生平改編的小說《渴望生活》，兩年後被改編稱同名電影為更多人人所知，成為很多人瞭解梵高第一步接觸的作品。隨著梵高和家人朋友的信件公開，這本創作時間僅一年且融入了作者個人過多的主觀意識而顯得過於理想化的書充滿了詬病。在後續出版的包括《梵高傳》、《梵高書信集》等其他書則大量揭示了更真實的梵高，瘋狂、自私、坑弟、情緒多變、患得患失這類的評價便成了把梵高拉下神壇的理由。2015年隨著一張塵封百年的信件被發現，19世紀藝術史上最著名的梵高割耳之迷浮現出新的羅生門。
左起：《梵高傳》《渴望生活》《親愛的提奧：梵高信件選集》
在我們熟知的梵高家族裡有三個人都取名為文森特，後世為了區分他們分別將年長的文森特稱為森特伯伯，世人熟知的大藝術家則是文森特先生，提奧的兒子被叫做小文森特。富豪畫商森特伯伯由於膝下沒有子女，他曾經想讓與他同名的侄子繼承自己的事業，無奈他實在沒有經商的天賦，這也導致了二人關係的破裂，乃至於森特伯伯的遺產分配直接跳過了文森特。其他拿到遺產的5位梵高兄弟姐妹中，只有和文森特關係最好的二弟提奧資助了梵高，也正是因為這份資助，才促成文森特成功的擁有了舉世聞名的黃房子，以及他的南方畫室計劃。
左起：森特伯伯、文森特先生、提奧的遺孀喬和小文森特
1887年，由於對巴黎社交生活的厭倦，以及與弟弟提奧因為同住而逐漸緊張的關係，第二年的春天，文森特·梵高搬到法國普羅旺斯的阿爾勒市，隨即被這裡的風土人情所吸引，迎來靈感的高潮期，一改之前創作《吃土豆的人》等畫作時沉重灰暗的基調，選用粗曠刺目的靚麗色彩相互碰撞，棄繁就簡且大量吸取日本浮世繪的風格，創作出包括《向日葵》、《星夜》等靜物題材作品，以及眾多個人風格明顯的人物畫像。在1888年的5月—9月期間，黃房子還只是梵高的工作室，他和提奧所暢想的南方畫室計劃最早想吸納的人才是年輕的畫家埃米爾·伯納德，在伯納德因家庭原因無發共襄盛舉之後，此時因惡疾纏身，財務狀況時常捉襟見肘的保羅·高更成為了與梵高做伴、搬到阿爾勒的頭號候選人。
梵高在阿爾勒的工作室和居住地《黃房子（街景）》
2009年，兩名德國學者漢斯·考夫曼與麗塔·維爾德甘斯對梵高割耳事件提出了一種新的猜想。他們認為是保羅·高更用劍割下了梵高的耳朵，然後就割耳事件的兩人達成協議今後閉口不談。此番設想並非毫無根據，高更確實是一名業餘的擊劍愛好者，還把他的擊劍裝備帶去了阿爾勒。高更也並非像眾多關於描寫梵高生平的書中記載的那樣：“高更是梵高的師傅”，真實的情況是，他們二人是儘管因藝術鑑賞存在分歧，仍然還是好朋友，也從未分出高下。單就指梵高割耳事件來講，高更陳述的說辭和他之後的舉動，足以推翻一切。
2016年隨著出《梵高的耳朵》一書在加拿大的出版，幾乎已經被蓋棺定論的有關梵高在阿爾勒一年的生活經歷，有了新的反轉，作者貝爾納黛特·墨菲歷經7年的深度田野調查，建立起梵高生活當時的阿爾勒逾15000人的居民檔案，大量篩檢了梵高在阿爾勒期間與之有過接觸的所有人，尤其是和梵高共同生活9個月的高更，對他們之間的關係做了更細緻的解讀。
“大喇叭”高更的記錄有多少是真實的？
《梵高的耳朵》外版書封面
書中提到1885年在文森特·梵高還探索自己的作畫風格的時候，孑然一身的高更通過對顏色的大膽使用和對不同藝術創作介質的探索，已經在巴黎的藝術圈裡有了一席之地。梵高兄弟對高更的才華惺惺相惜，一度忘記了他們和高更並不熟悉，由此就誕生了之後一系列的事件。
法國-大約 1968年： 郵票印製由法國，顯示 arearea （歡樂） 由保羅 · 高更，大約在
當巴黎紳士和紅髮畫家成為阿爾勒的一道風景線的時候，眾人眼中的他們是那麼和諧。梵高對高更的稱呼從來不是用朋友的“你”，而是敬稱為“您”。梵高過世十年後，高更曾在自己的自傳中暗示，他將畢生隨學都教給了梵高，而這位荷蘭人視他為“師傅”。這個說法遭到了梵高的弟媳喬·梵高的譴責和反對，喬拿出由她在梵高兄弟死後保存的信件指出高更的說辭是杜撰的，表示儘管他們在畫技上相互欣賞，但絕對沒有妄斷高下之分。這點我們可以從他們以同一題材所做的畫中窺探一番。
左：1888年12月，高更，扶手椅。右：1888年12月，梵高，椅子和菸斗 1888年12月
高更杜撰的事情也並非只有這一件，1888年12月23日也就是梵高割耳的當天，高更在事件發生15年後的自傳中寫道：
“到了晚上， 我迅速吃完晚飯，覺得我得有點兒自己的時間，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聞聞開花的月桂樹散發出的香味。就在我差不多快要穿過維克多·雨果廣場時， 我聽到在我身後響起一陣熟悉的急促碎步。 我轉身，看到文森特舉著一把打開的剃刀衝向我。 我當時的表情一定十分可怖， 以至於他停下腳步， 低下頭，轉身往黃房子的方向跑開了。”
這段話中存在兩個疑點，首先是“開花的月桂樹”，12月底怎麼可能還有開花的植物呢？另外一點就是，當年的阿爾勒沒有一座叫維克多·雨果的廣場。高更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寫信給伯納德，也就是和梵高關係不錯的那位年輕的畫家，那封信中也完全沒有提及到“文森特舉著剃刀”的事情。而伯納德也是個悲催的小夥子，多年後他原創的分離主義畫風被高更剽竊，就只能從印象派轉為學院派，當然這就是後話了。
其實在很多梵高研究者的眼中，那天的細節仍然是晦暗不明的。高更在事件裡扮演的角色總是含糊不清。他幾乎在事件發生後立刻離開了阿爾勒，逃回了巴黎，從此以後再也沒見過梵高。之後的高更做起了“大喇叭”，開始口無遮攔地同當時不明就裡的吃瓜群眾們八卦起那個“瘋掉了”的畫家的故事。
梵高的耳朵與他的精神問題
儘管高更再怎麼Diss梵高，他有一點沒有說錯，當時的梵高的確有一些精神問題。割耳事件之前，梵高的精神問題成因大體有兩個原因，一是家族遺傳，二是感情不順，割耳事件之後生活環境的改變成了壓垮梵高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也就這三點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是家族遺傳，文森特·梵高一家八口，母親安娜.柯妮麗婭.卡本克斯由於長子夭折對文森特一直有所偏見，後因丈夫死於與文森特冷戰期間一直對他道德綁架。三妹威廉明娜.雅庫布.梵高是除了提奧之外在家族中和文森特關係還不錯的家人，但是後來患上失語症，死在精神病院。最小的弟弟柯尼利斯·梵高據說是開槍自殺的，這一點上和文森特死因一致。
第二感情不順，這件事似乎更是有跡可循，梵高的性格一直在極度悲觀和極度煩躁之間不斷的切換，當上述因為家庭的原因被懷疑患有精神病的梵高，無法勝任畫商、牧師、甚至教師之後，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好接觸的窮人和妓女的身上，這點可以從梵高26歲之後的繪畫作品中看出，寫生的對象大多是社會底層的人。梵高流傳的三段戀情都沒有好的結果，對初戀尤金尼亞的幻想戀愛無果後， 1881年，梵高回家探親，見到了在他家裡做客的剛成為寡婦的表姐凱，並對他萌生愛意。在19世紀的荷蘭，和表親結婚是一個嚴重的社會禁忌，在表姐給予明確拒絕之後，梵高竟然把自己的手放在煤油燈上炙烤，企圖證明自己的真心。和妓女克里斯蒂娜的感情儘管讓梵高找到了歸屬感，而對繪畫近乎痴迷的梵高，因無法支付克里斯蒂娜調養身體的費用，最終兩人還是分手了。
19世紀，未婚男人進妓院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阿爾勒地區由市議會“以衛生目的為由”管理的妓院直到1946年都是合法的。梵高居住黃房子附近有八家官方許可的妓院。1888年12月23日，梵高割耳後正是去的一號妓院，他把耳朵包好放在報紙裡送給了一名交“蕾切爾”的妓女，並囑咐她“請務必保管好這個，留下這個我的紀念品，當作對我的回憶。”這件事數年間已經演化成了當地的都市傳說，口述的版本之多難以統計，但是落實到文字記載的寥寥無幾，甚至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版本，更讓當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越發撲朔迷離起來。有的報紙上寫道梵高當天去的不是妓院，而是一間咖啡館；有的報紙寫梵高去找的妓女不叫“蕾切爾”，而是“加比”，就連梵高割下耳朵的形狀也說法不一，不過也不能怪報紙記錄不實，因為關於耳朵的事情，當年醫院也沒有留下任何與之相關的記錄，一時之間難以理解。隨著一號妓院和黃房子在同一場轟炸中消失了，再想取證更是難上加難。
1914 年，提奧的遺孀喬在《梵高書信集》的序言中寫道：“割下了耳朵的一部分。”以及梵高的醫生加歇在1890年7月畫下的梵高臨終前的樣子，那幅畫中就顯示梵高的左臉上還有左耳的一大部分。這也是繼《耳朵上扎著繃帶的自畫像》和《耳朵上扎繃帶叼菸斗的自畫像》
這兩幅畫之後，最直觀的可以看到梵高耳朵的記錄。為後續寫下梵高傳記的人為此蓋棺定論提供了佐證。
《耳朵上扎著繃帶的自畫像》《耳朵上扎繃帶叼菸斗的自畫像》和加歇醫生所畫的梵高臨終場景圖
失去了耳朵的梵高陷入了第三個讓他精神崩潰的理由，生存環境。在梵高住院修養的期間，正趕上提奧將與喬訂婚的時候，提奧在阿爾勒停留了很短的時間，之後照顧梵高的事情就被囑咐給23歲醫術精湛的菲利克斯·雷伊和那位看過《至愛梵高》都知道的郵局長約瑟夫·魯蘭身上。順便在此提一句，《至愛梵高》里約瑟夫·魯蘭的兒子阿爾芒·魯蘭送信的故事是虛構的。這兩個人對於梵高的意義非同一般，主要體現在梵高最為著名的人像畫上，通過和其他人像畫的比對，只有四個人的畫像背景被梵高用特殊花紋裝飾，其中就有上述我們提到的兩位，以及約瑟夫·魯蘭的妻子奧古斯丁·魯蘭。
左起：約瑟夫·魯蘭、菲利克斯·雷伊、奧古斯丁·魯蘭
1890年1月20日之前，約瑟夫·魯蘭一直和提奧通信報告文森特的康復情況，之後他就被調去其他地方做郵局局長了，此後雷伊醫生開始和提奧繼續通信。在梵高入院的兩個星期內，黃房子的房東和一個菸草商簽訂了新的租約，這意味著梵高的南方畫室計劃將全部流產，這也導致了這期間梵高的精神狀況起伏不定，從而引發了後續的小鎮大多數人聯名送梵高進精神病院的事情。梵高被冠上“瘋狂”藝術家的頭銜也有一大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多年後，無數人對梵高的病情真的到了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地步一事提出質疑，紛紛與阿爾勒檔案館聯繫，打探請願書的下落。他們得到的答覆總是一樣的：請願書遺失了。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阿爾勒市以梵高所居住過而聞名，世界各地的梵高愛好者都到此進行“朝聖”。2003年“遺失的梵高檔案”第一次得以完整地公開，小鎮的大多數人聯名被確認為30人聯名。1888 年黃房子附近的拉馬丁廣場附近的人口是747人，那麼這“很大一部分”的說辭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
藝術評論家馬丁·蓋弗在2006年在出版關於梵高和高更在阿爾勒時期故事的《黃房子》時，仍然延續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說法。《梵高的耳朵》作者貝爾納黛特·墨菲則用她的調查結果狠狠打了這位前輩的臉。她受到同樣出自馬丁·蓋弗之手的《被背叛的 梵高》的啟發，通過一個個調查那30個人的簽名，繼而發現這個依靠梵高聲明而熱鬧的小鎮，那些被梵高信任的鄰居，竟然讓悲慘加劇的始作俑者。
請願書上的第一個簽名是住在梵高隔壁的雜貨店店主達馬茲·克里弗林，考慮到他們與梵高的住所距離較近，以及他們是目睹梵高行為且受影響最多的人，一般猜測他們應是請願書的發起人。然而，還有一個人能從梵高遷出拉馬丁廣場中獲益良多，他的重要性一直以來都被忽視了，他就是克里弗林的密友房屋中介伯納德·蘇雷。
黃房子是棟很不錯的房產，非常合適做店鋪，它位於拐角處，面朝公共花園，又處在一個繁榮的地段。不久前，在梵高的堅持下，剛斥資修繕了房屋，並安裝了煤氣燈。當他得知梵高有可能被送入精神病收容所時，蘇雷就在開始尋找新的租客。這30個聯名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和伯納德·蘇雷是朋友或工作夥伴關係。由此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想潛藏在請願書背後的是恐懼：一個小型封閉的社區對外來者的恐懼；對無限的創造力以及如影隨形的瘋癲和古怪行為的恐懼。
精神病院的經歷加重了梵高的精神問題，黃房子和醫院他都回不去了，那些拉馬丁廣場周圍他認作朋友的人對他的背叛仍讓梵高感到心有餘悸。四月中旬梵高租住在雷伊醫生的公寓裡。湊巧的是後來將梵高推向神壇的歐文·斯通1930年也就是在這間房子裡拜見的雷伊醫生進行取材的。
拿歷史去附會傳奇，還是揭露歷史的真相？
《渴望生活》在塑造裡梵高的同時也毀了梵高，它將梵高的生平浪漫化 小說化，已經深入人心，被大眾當作事實來接受了。好萊塢也同樣塑造了一個粗鄙的、精力充沛的酒鬼，一個在女人、酒精和精神病刺激下迸發出創造力的人。梵高在阿爾勒不到兩年的事件裡就被捲入了一場無妄之災，我們為梵高自殺而惋惜的同時，不免對那個時代充滿了憎恨，奪取天才生命的絕不只是那一聲槍響。
被誤解幾乎是每一位超前於時代的天才的宿命。一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如何與他所處的社會碰撞和連結，又如何為身邊人所看待？《梵高的耳朵》挖掘了歷經幾代的造神運動之後，已成定論的歷史背後的真相。就像作者貝爾納黛特·墨菲在結尾處所說的一樣：“拿歷史去附會傳奇故事，要比揭露歷史真相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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