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樂,又無處可逃,不如在難熬的日子裡高歌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樂,又無處可逃,不如在難熬的日子裡高歌

阮瑀像


出身世家,拜於名師,才重被召,仕途平穩,阮瑀的一生,似乎無可挑剔,在三國的亂世中,屬於幸運兒,然而,阮瑀並不快樂,他不想入仕,不想捲入軍閥混戰,更不想捲入政治鬥爭,他想要逃。


但命運註定了他無處可逃,他只能面對,以一副苦瓜臉面對著工作、生活,還有精神世界,所有這一切,他只能付諸筆端,用文字來消解——"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


這一身臭皮囊,並不由己。但既然來了,就應當在難熬的日子裡,放聲高歌。


1


曹操不是劉備,沒那耐心,請你阮瑀出山,不出,就放火燒山,這一放,果然得了阮瑀,收至麾下,跟陳琳一起起草軍中檄文。


阮瑀很小就拜師蔡邕,名師出高徒,阮瑀自身也爭氣,不僅文章寫得好,音律也學得有模有樣,雖然他的名氣遠不如兒子阮籍,但作為"建安七子"之一,文才自然不會差,他與曹丕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作品是得到曹丕高度認可的,在《典論·論文》中有提及。


阮瑀在建安七子中,既不突出,也不拖尾,不像孔融那樣寧死不屈,也不像陳琳那樣徹底臣服,對於曹操的態度,他有種寄人籬下的無可奈何之感。雖說主業是撰寫檄文,但阮瑀的成就並非在此,而是五言詩。


在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世族文人多的是出仕之心,阮瑀卻反道而行,選擇出世。這樣的選擇必然也影響到了他的後人,兒子阮籍和孫子阮咸,名列竹林七賢,好入山林,不問世事的心思,早在阮瑀這邊就埋下了伏筆。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樂,又無處可逃,不如在難熬的日子裡高歌

但時代必然是不容許他自由選擇的,曹操聽說他的名氣,想召入,阮瑀多次拒絕,後來乾脆逃到深山老林裡隱居,多次被拒絕的曹操大怒,非要見見這位不識抬舉的阮瑀,派人放火燒山,逼出了阮瑀。


阮瑀在曹操手下不情不願地幹著工作,最親密的同事是陳琳,陳琳想必是懂阮瑀的,他先前在袁紹手下撰寫檄文,把曹操三代祖宗都罵了個遍,後來被俘虜,曹操沒殺他,反而重用。因為懂,所以他勸阮瑀,識時務者為俊傑,人在屋簷下,犯不著跟屋簷過不去啊。


經過內心的掙扎,阮瑀認命了。認的很徹底。


一次曹操在宴會上看阮瑀在喝悶酒,知道他心裡不大情願,心中不悅,想要羞辱阮瑀一番。因為阮瑀師從音樂家蔡邕,對音律頗有研究,曹操讓阮瑀列入樂工裡表演,阮瑀深知這是曹操的試探,應對不好,必如孔融一樣招致殺身之禍。


史書中對於阮瑀的應對,描寫得十分精彩。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樂,又無處可逃,不如在難熬的日子裡高歌


"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現場填詞唱曲,可見阮瑀音樂造詣之高,這首詩明裡暗裡都在誇曹操識才愛才,誇曹魏大有前途,一統天下指日可待,曹操因此大悅。這一劫算是過去了,此後,阮瑀的仕途一直很平穩,沒風沒浪。


阮瑀業務能力毋庸置疑,有記載他在死前一年,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跟隨曹操西征,在途中,曹操讓他寫一篇軍中公文,阮瑀很快就寫好呈上,曹操在馬上閱讀,想要修改,讀完思考良久,發現沒法增刪。


2


從軍見聞,阮瑀見過太多苦難,這些民間苦難,讓他的內心受到了極大衝擊,在鄴城時,城裡的繁華與城外的荒蕪形成了鮮明對比,但他顯然是無能為力的。


他很痛苦,於是寫詩,一寫就成名,流傳千古。在這首《駕出北郭門行》中,阮瑀與一位孤兒對話。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


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


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


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


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


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出了鄴城北門,繁華就被甩在身後,眼前所見,是經過戰爭洗禮後的田野,餓殍滿地,民不聊生,悽慘的景象讓馬兒都不忍前行,這時候,阮瑀見到了一個衣衫襤褸、瘦骨嶙峋的孩子,阮瑀跟著他開始了一段對話。


在對話中得知,這個可憐的孩子生母很早就離他而去,他跟著繼母生活,卻受到了虐待,不僅吃不飽穿不暖,還動不動就被毒打,自己的父親卻一無所知,他只能跑到生母的墳前哭泣,訴說自己的悲慘生活。


阮瑀聽聞後,泣不成聲,寫下了這首詩,想讓後人從中吸取教訓。


全詩如泣如訴,用詞樸素,卻感人至深,與時興的浮靡文風大相徑庭,藝術成就極高,後人多傳頌。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樂,又無處可逃,不如在難熬的日子裡高歌

建安七子


如果說,被迫出仕讓阮瑀不快樂,眼前這般場景,讓阮瑀感到無比痛苦,人生無常,世事難料,所謂的天災,何嘗不是人禍,在戰爭年代裡,阮瑀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


他不敢麻木,自己的出身是好,但他所關注的仍然是黎民百姓的幸福生活,想必,那時候的文人,都期望著能有一個太平盛世,讓萬民安居樂業。


這樣的理想,需要時間去實現,阮瑀等不到了,公元212年,在出徵北歸路上,阮瑀病逝,時年約四十七。真如他此前寫的《七哀詩》,"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如果有盛世,他也等不到了。


命運的兩重悲劇,一重在生不逢時,囿於時代,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自己也只能在歷史潮流中風雨飄搖,無處停靠;另一重悲劇在於時不我待,時代侷限,可以抗爭,可以打破,然而,命運往往讓人陷入"來不及"的痛苦中。


阮瑀就是這樣不聲不響地出現,不聲不響地存在,又不聲不響地離去,我們現在回望歷史,從不多的典籍中尋找他的點滴往事,又從流傳下來的作品中讀取他的內心世界,這樣的一位不快樂者,在很用力地讓自己能夠縱聲高歌。


這高歌,是悲愴的,也是強有力的時代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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