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乐,又无处可逃,不如在难熬的日子里高歌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乐,又无处可逃,不如在难熬的日子里高歌

阮瑀像


出身世家,拜于名师,才重被召,仕途平稳,阮瑀的一生,似乎无可挑剔,在三国的乱世中,属于幸运儿,然而,阮瑀并不快乐,他不想入仕,不想卷入军阀混战,更不想卷入政治斗争,他想要逃。


但命运注定了他无处可逃,他只能面对,以一副苦瓜脸面对着工作、生活,还有精神世界,所有这一切,他只能付诸笔端,用文字来消解——"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


这一身臭皮囊,并不由己。但既然来了,就应当在难熬的日子里,放声高歌。


1


曹操不是刘备,没那耐心,请你阮瑀出山,不出,就放火烧山,这一放,果然得了阮瑀,收至麾下,跟陈琳一起起草军中檄文。


阮瑀很小就拜师蔡邕,名师出高徒,阮瑀自身也争气,不仅文章写得好,音律也学得有模有样,虽然他的名气远不如儿子阮籍,但作为"建安七子"之一,文才自然不会差,他与曹丕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作品是得到曹丕高度认可的,在《典论·论文》中有提及。


阮瑀在建安七子中,既不突出,也不拖尾,不像孔融那样宁死不屈,也不像陈琳那样彻底臣服,对于曹操的态度,他有种寄人篱下的无可奈何之感。虽说主业是撰写檄文,但阮瑀的成就并非在此,而是五言诗。


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世族文人多的是出仕之心,阮瑀却反道而行,选择出世。这样的选择必然也影响到了他的后人,儿子阮籍和孙子阮咸,名列竹林七贤,好入山林,不问世事的心思,早在阮瑀这边就埋下了伏笔。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乐,又无处可逃,不如在难熬的日子里高歌

但时代必然是不容许他自由选择的,曹操听说他的名气,想召入,阮瑀多次拒绝,后来干脆逃到深山老林里隐居,多次被拒绝的曹操大怒,非要见见这位不识抬举的阮瑀,派人放火烧山,逼出了阮瑀。


阮瑀在曹操手下不情不愿地干着工作,最亲密的同事是陈琳,陈琳想必是懂阮瑀的,他先前在袁绍手下撰写檄文,把曹操三代祖宗都骂了个遍,后来被俘虏,曹操没杀他,反而重用。因为懂,所以他劝阮瑀,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屋檐下,犯不着跟屋檐过不去啊。


经过内心的挣扎,阮瑀认命了。认的很彻底。


一次曹操在宴会上看阮瑀在喝闷酒,知道他心里不大情愿,心中不悦,想要羞辱阮瑀一番。因为阮瑀师从音乐家蔡邕,对音律颇有研究,曹操让阮瑀列入乐工里表演,阮瑀深知这是曹操的试探,应对不好,必如孔融一样招致杀身之祸。


史书中对于阮瑀的应对,描写得十分精彩。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乐,又无处可逃,不如在难熬的日子里高歌


"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


现场填词唱曲,可见阮瑀音乐造诣之高,这首诗明里暗里都在夸曹操识才爱才,夸曹魏大有前途,一统天下指日可待,曹操因此大悦。这一劫算是过去了,此后,阮瑀的仕途一直很平稳,没风没浪。


阮瑀业务能力毋庸置疑,有记载他在死前一年,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跟随曹操西征,在途中,曹操让他写一篇军中公文,阮瑀很快就写好呈上,曹操在马上阅读,想要修改,读完思考良久,发现没法增删。


2


从军见闻,阮瑀见过太多苦难,这些民间苦难,让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在邺城时,城里的繁华与城外的荒芜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他很痛苦,于是写诗,一写就成名,流传千古。在这首《驾出北郭门行》中,阮瑀与一位孤儿对话。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出了邺城北门,繁华就被甩在身后,眼前所见,是经过战争洗礼后的田野,饿殍满地,民不聊生,凄惨的景象让马儿都不忍前行,这时候,阮瑀见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孩子,阮瑀跟着他开始了一段对话。


在对话中得知,这个可怜的孩子生母很早就离他而去,他跟着继母生活,却受到了虐待,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还动不动就被毒打,自己的父亲却一无所知,他只能跑到生母的坟前哭泣,诉说自己的悲惨生活。


阮瑀听闻后,泣不成声,写下了这首诗,想让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全诗如泣如诉,用词朴素,却感人至深,与时兴的浮靡文风大相径庭,艺术成就极高,后人多传颂。


建安七子阮瑀:既然不快乐,又无处可逃,不如在难熬的日子里高歌

建安七子


如果说,被迫出仕让阮瑀不快乐,眼前这般场景,让阮瑀感到无比痛苦,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所谓的天灾,何尝不是人祸,在战争年代里,阮瑀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


他不敢麻木,自己的出身是好,但他所关注的仍然是黎民百姓的幸福生活,想必,那时候的文人,都期望着能有一个太平盛世,让万民安居乐业。


这样的理想,需要时间去实现,阮瑀等不到了,公元212年,在出征北归路上,阮瑀病逝,时年约四十七。真如他此前写的《七哀诗》,"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如果有盛世,他也等不到了。


命运的两重悲剧,一重在生不逢时,囿于时代,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自己也只能在历史潮流中风雨飘摇,无处停靠;另一重悲剧在于时不我待,时代局限,可以抗争,可以打破,然而,命运往往让人陷入"来不及"的痛苦中。


阮瑀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出现,不声不响地存在,又不声不响地离去,我们现在回望历史,从不多的典籍中寻找他的点滴往事,又从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读取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一位不快乐者,在很用力地让自己能够纵声高歌。


这高歌,是悲怆的,也是强有力的时代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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