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三国曹魏时期，中国历史上也发生了一场蔓延全国的重大瘟疫，加之战乱频仍，魏国人口锐减80%以上，当时，不仅整个家庭惨遭灭门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再无人烟者也不在少数。

在那场重大瘟疫期间，不仅使普通的百姓遭受生灵涂炭之灾，而且还制造了一场中华文化史上的重大惨剧。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两位因为年龄大而提前故去以外，其余五人竟全部于同一年命丧于这场瘟疫之中，“驴鸣送葬”这个典故就是曹丕率领一帮文化名流为其中的王粲送丧而留下的，尽管充满了悲剧色彩，却在中国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佳话。

三国时期人物形象

驴鸣送葬，一场两千年前的文化人为朋友举办的特殊葬礼

公元217年，曹操出兵伐吴，在濡须口同孙权发生了一场重要战役，史称濡须战役。这场恶战以曹操大胜而终，但战胜了的曹操却急于撤兵回府，却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曹魏军的大本营，也就是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汉都在邺城。曹操出兵后，邺城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死亡人数巨大。曹植有一篇《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就是说当时的疫情之严重，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有的满门灭绝，有的合族死亡，应该是非常惨烈的。也就是在这场瘟疫中，建安七子中陈琳、刘桢、应玚、徐干四人相继死去。

曹操在濡须战胜后立即撤兵也与这场瘟疫有关。当时他的军队里士兵染疾死亡的人数已经不少，应该是他出兵之前有的士兵已经感染，并迅速出现人传人的状况，再不回兵就可能无法收拾。而在这些被感染瘟疫的人当中，就有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大才子王粲，还没有等到大军回到邺城，他就死在军中。

因为王粲在文化界的名望，他又同曹丕关系紧密，王粲的遗体运回邺城之后，曹丕就出面召集当时的文化名流，为他张罗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因为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曹丕就提议参加葬礼的众人每人学一声驴叫来纪念他，于是整个葬礼现场一片驴叫声此起彼伏，倒也别开生面，成就了历史上一件很悲情、但却很有文化味的雅事。

《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那么，王粲是何许人？曹丕当时虽然还没有称帝，但却已经是魏国世子了，王粲又有何能劳驾曹丕亲自为他学驴叫办丧礼呢？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首，文韬武略名冠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不仅仅是一个群雄逐鹿、诸侯称霸的时期，它还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包括书法、文学等重要文化门类得到了长足发展，有些还是划时代的飞跃。比如书法，就是在那个时期实现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次重要隶变，由汉隶书体过渡产生了楷书和草书，实现了书法文化的历史性飞跃。而文学上则使汉赋向唯美、对仗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建安风骨”。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诞生了象王羲之、谢安这样的文化名人，也出现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样的文化群体。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社会上最有名的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学成就，所以“七子”之说，不仅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其实在当时也被曹魏政权所认可，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就提到过这个称呼，可见建安七子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之大。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在建安七子当中，王粲文学成就最大的一个，他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

王粲出身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龚是汉顺帝时期的太尉，祖父王畅是汉灵帝时的司空，太尉和司空都位列三公，非常显赫。而王粲的父亲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他的童年时期就是随父亲在京城长安度过的。

王粲少年天才，名扬京师。当时的大文学家、左中郎将蔡邕就对他非常赏识。要知道蔡邕在当时既有权势、又有才气，家中常常高朋满座，权贵如流。据说，有一次少年王粲去蔡府拜访，听到门人报信，蔡邕竟亲自出迎，慌得连鞋子穿倒了都顾不上整理，当众人一看到来宾竟然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时，不禁都大感意外。但蔡邕却说：“这位是司空王公的孙子王粲，他确实是奇才，让我自愧不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应该全部送给他。”一时更使王粲声名远扬。

蔡邕

可是成名后的王粲却一直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他十七岁那年，因为董卓专权，王允、曹操等人设计刺杀未成功，京城长安一片混乱动荡。可能是蔡邕推荐的原故，当年王粲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但他因为长安局势混乱，没有赴任，而是到荆州去投靠自己的同乡、荆州牧刘表。刘表本是一个庸才，他连刘备都玩不转，对这个其貌不扬、身体孱弱、又不拘小节的王粲，当然也就不太看重。王粲也就在刘表手下郁郁寡欢地度过了苦闷的十年。

后来，刘表病列死，王粲力劝他的儿子刘琮投降曹操。从此，王粲改投曹操帐下，得到曹操的器重并成为重要幕僚，为曹操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跟随曹操期间，王粲不仅得到曹操的赏识，而且还同当时已经是魏国世子的曹丕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正是这短暂的不到十年时间，王粲如鱼得水，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军事参谋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后来他在随军途中染病而亡，曹氏父子是由衷地感到悲痛，曹丕出面为他举办葬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曹丕

结语：跨越两千年的两场瘟疫，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是截然相反的后果

发生在2000年前的那场瘟疫给后世留下了驴鸣送葬的典故，那不仅是一场文化史上的浩劫，更是一场生灵的涂炭。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但它肯定同发生在今年春天的新冠肺炎一样有严重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从目前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公元217年的疫情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之战乱频仍，人民死亡无数，据说疫情之前东汉人口数有6500万左右，但疫情之后全国只有不到650万人，这当然也有统计技术方面的问题，但人口因为瘟疫和战争逝去大半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古代那样的瘟疫下，停止疫情蔓延的唯一渠道就是地区性人口的灭绝，那是何等的惨烈啊。在那时，即使象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化名流、达官贵人也无法幸免于难，何况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百姓了。我们为王粲和建安七子感到婉惜，更为那个时代的人民感到痛心。

而两千年后同样的瘟疫，结果却是上下齐心、众志成城、人民生命至上和极低的死亡率，

这不是矫情。疫情过后，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正视我们自己的制度，应该好好树立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并用我们的真心来维护它，使我们的国家体制越来越完善，使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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