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的成員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建安七子”來源於東漢獻帝劉協的年號：建安（196―220年），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稱建安時期有較高文學成就的他們為“建安七子”，孔融是七人裡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
孔融是孔子後裔，曹操這人愛才又妒才，最後給孔融定了兩罪：不忠不孝，被曹操所殺。
陳琳檄文寫得非常有名，其中有《為袁紹檄豫州文》最為著名。
王粲，少有成名，其詩賦為“建安七子”之首，又與曹植並稱“曹王”。
徐幹，著作《中論》，對後世統治者、教育、文學者影響深廣。
阮瑀的兒子是阮籍，孫子是阮咸，皆當時名人，是“竹林七賢”中的兩位。
應瑒，是為將軍府文學；詩歌亦見長，尤其擅長作賦，有文賦數十篇。
劉楨，作品中創作了很多物象，並對其進行了分類和整理，對後代文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其實，同時代除了“七子”，還有“三曹”（曹操、曹植、曹丕）也是建安文壇的代表，他們的文學成就也很高。“七子”與“三曹”繼承了漢樂府後，由民歌而成為文人的文學作品，這些應該是七子是“七子”與“三曹”的貢獻，掀起了文人詩歌的第一個高潮。他們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有“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逐漸形成了“建安風骨”這一優良傳統與新的時代精神。
在散文、作賦方面，“七子”從後漢開始的大賦逐漸轉向了小賦，這是賦史上的一大轉折，也凸現出“七子”的重要性來。“三曹”中，曹操幾乎不寫賦，曹丕、曹植雖然寫賦不少，但時間上要晚“七子”一些。在散文方面，陳琳、阮瑀的應用文和王粲、孔融的政論文在建安時期是獨樹一幟的。就散文而言，“七子”要比“三曹”更具代表性。
總之，在文學創作方面，“七子”推動了各體文學樣式的發展，對後世文學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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