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十年內，中國的思想界大體是混亂浮淺而喪失其本。此種悲慘命運的總原因，是在“生命學問”的喪失。
個人的儘性與民族的儘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塗了，“生命”的途徑迷失了，則未有不陷於顛倒錯亂者。
生命途徑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這需要我們隨時注意與警覺來重視生命的學問。如果我們的意識不向這裡貫注，則生命領域便愈荒涼暗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團了。
我們自辛亥革命以來，社會上大體皆知道要求科學與民主政治。但是科學與民主政治，自其出現上說，是並不能自足無待的。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則科學不能出現，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現。
我們近五十年來的學術方向是向西方看齊，但是我們只知道注意西方的科學。科學中是並無生命的途徑的。西方人關於生命的靈感與關於生命的指示，是在他們的文學藝術與宗教。尤其是宗教，乃是他們的靈感的總源泉。
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其淺薄的理智主義，對於道德宗教是並無嚴肅的意識的，因之對於他們的宗教是並不發生興趣的。要不，就是二毛子的意識，這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
文學藝術是創造之事，不是學問之事。我們天天在學習西方的文學藝術，但是我們若沒有他們那種生命情調，我們是學不來的。
我們的學術方向是以科學為普遍的尺度，我們不注意他們的生命學問，讀哲學的是以理智遊戲為滿足。
西方的哲學本是由知識為中心而發的，不是“生命中心”的。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哲學界是以學西方哲學為主的。所以只注意了他們的“知識中心”的邏輯思辨，接觸了一些邏輯問題、科學問題，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學的問題，而並沒有注意生命的問題。讀西方哲學是很難接觸生命的學問的。
西方哲學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領域內，而是在邏輯領域內、知識領域內、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們沒有好的人生哲學。
讀西方哲學而接近生命的，不外兩條路：一是文學的，一是生物學的；然這都不是正宗的。
文學的進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學的進路是科學的、自然主義的，都不能進入生命學問之堂奧。表面看起來，多姿多彩，實則皆未入生命問題之中心。
誠如王充所云：“豐文茂記，繁如榮華。詼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論衡·本性》篇語）揆之西方正宗哲學，此皆不免浪漫外道之譏。
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開出生命的學問。他們有“知識中心”的哲學，而並無“生命中心”的生命學問。他們有神學，而他們的神學的構成，一部分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部分是《新舊約》的宗教意識所凝結成的宗教神話。
此可說是盡了生命學問的外在面與形式面，與真正的生命學問尚有間。就是這一點，亦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方向所不接近的。對於西方如此，對於中國的生命學問，則更忽視而輕視了。
實則真正的生命學問是在中國。但是這個學問傳統早已斷絕了，而且更為近時知識分子的科學尺度所窒死。他們對於這個學問傳統，在情感上，倒不是偏愛，而是偏憎了。他們對於西方的一切，倒是有偏愛，可是以其科學的理智主義，對於西方的宗教，就是想愛，亦愛不上。
這就表示中國近時知識分子的心態是怎樣的淺陋了，對於生命學問是怎樣的無知了。對於生命學問的忽視，造成生命領域的荒涼與暗淡，甚至達到漆黑一團之境了。所以知識分子的智慧、德性與器識，真是無從說起了。
王船山說：“害莫大於浮淺”，誠於今日驗之矣。《易·系》曰：“極深研幾。”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深研幾是生命學問透徹以後的事。我們不能“通天下之志”，所以也不能“成天下之務”。
我說中國的生命學問傳統早已斷絕。斷絕於何時？曰斷絕於明亡。清入主中國，是民族生命一大麴折，同時亦是文化生命一大麴折。今之陋習，是清三百年惡劣曲折之遺毒。
晚明諸大儒，顧、黃、王之心志，是因滿清之歪曲而暢通不下來。他們都是繼承中國的生命學問傳統而重新反省秦漢以降的政體與制度的，他們都是要求自內聖向外開以重建其外王之道的。他們都痛斥“孤秦陋宋”，以明中國何以遭夷狄之禍。對家天下之私之政體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家法與制度，不能不有一徹底之反省與改變。
他們的心志，大體上說，是與西方的十七八世紀的方向並無二致。他們所處的時代亦正當西方十七八世紀之時。然而在西方，卻正是一帆風順，向近代化而趨，而他們的心志，卻遭遇清之歪曲，而繼續不下來，因而並未形成與西方相平行之發展。
平常說中國落後了三百年，其實不是落後，乃是歪曲了三百年。這歪曲的三百年，說短固不算短，然而把歷史拉長了觀，健康其心志，不怨不尤，也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從速覺悟，扭轉此歪曲的陷落。
可惜入民國以來，這歪曲的遺毒，仍然在蔓延，而不知悔，且藉口於科學以加深其蔓延。人們只知研究外在的對象為學問，並不認生命處亦有學問。人只知以科學言詞、科學程序所得的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為真理，而不知生命處的內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為真理。
所以生命處無學問、無真理，只是盲爽發狂之衝動而已。心思愈只注意外在的對象，零零碎碎的外在材料，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盲爽發狂，而陷於漆黑一團之境。
在這樣的生命狀態下，我們憑什麼要求科學？我們憑什麼要求民主建國？然而追求科學真理，要求民主建國，卻是民族儘性之大業。而“儘性”是生命上的事，是靠一種生命學問來恢弘其內容的。我們的思想界並未在這裡建立其綱維，以端正學術之方向，清醒並凝聚我們的民族生命的。
中國從古即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有哪一門是“明明德”。今之學校教育是以知識為中心的，卻並無“明明德”之學問。“明明德”的學問，才是真正“生命”的學問。
生命的學問，可以從兩方面講：一是個人主觀方面的，一是客觀的集團方面的。
前者是個人修養之事，個人精神生活升進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講；後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國家、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觀表現方面的事。如照儒家“明明德”的學問講，這兩方面是溝通而為一的。
個人主觀方面的修養，即個人之成德，而個人之成德是離不開國家天下的。依儒家的教義，沒有孤離的成德，因為仁義的德性是不能單獨封在個人身上的，仁體是一定要向外感通的。“義以方外”，義一定要客觀化於分殊之事上而曲成之的。
故羅近溪講《大學》雲：“大人者連屬家國天下而為一身者也。”何以是如此？就因為仁義的德性一定要客觀化於人文世界的。且進一步，不但要客觀化於人文世界，且要擴及於整個的天地萬物。故王陽明雲：“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程明道雲：“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這是根據《中庸》“成己成物”而來。“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內外之道也。”也是根據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來。儒家的教義就是要這樣充實飽滿，才能算是成德。
不是個人的得救，一得救一切得救，一切得救始一得救。個人的儘性，民族的儘性，與參天地贊化育，是連屬在一起的。這是儒聖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
有這樣的生命學問，始能立起並貞定吾人之生命，而且真能開出生命的途徑，個人的與民族的，甚至全人類的。
自辛亥革命以來，很少有人注意這種學問。道德價值意識的低沉，歷史文化意識的低沉，無過於此時。是表示中華民族之未能盡其性也。只有業師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學問是繼承儒聖的仁教而前進的，並繼承晚明諸大儒的心志而前進的。
就我個人說，自抗戰以來，親炙師門，目擊而道存，所感發者多矣。深感吾人之生命已到斷潢絕港之時。乃發憤從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開民族生命之途徑，扭轉清以來之歪曲，暢通晚明諸儒之心志，以開生命之學問。此《歷史哲學》《道德的理想主義》《政道與治道》三書之所由作也。
五十年來，中國思想界大體可分三階段。
康有為、章太炎、吳稚暉諸先生為第一階段；五四運動為第二階段；十七年北伐以後為第三階段。這三階段的思想之混亂與浮淺，以及其離本走邪，歷歷在目。
故吾自學校讀書起至抗戰勝利止，這十餘年間，先從西方哲學方面釐清吾人所吸取於西方思想者之混雜，而堅定其“理想主義”之立場。此階段之所思以《邏輯典範》（後改寫為《理則學》）與《認識心之批判》兩書為代表。
此後至今，則歸宗於儒家，重開生命之學問。上承孔孟，下接晚明，舉直錯諸枉，清以來之歪曲，可得而暢通。中華民族終當盡其性，克服磨難，以屹立於天壤間。
（1961年1月《中國一週》）
-end-
選摘自《生命的奮進：大師的青少年時代》熊十力、牟宗三 等，九州出版社
閱讀更多 讀錢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