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見有新舊儒家之說。彼時新儒家指的是宋明理學及陸王心學兩路。今天的新儒家，先指五四前後梁漱溟丶熊十力，後有徐復觀、牟宗三，新的又舊了。真的是"苟日新，日日新"。現又分出了海外跟大陸兩路人馬，實在令人眼花僚亂。
我想，真正的儒家在這裡嗎?不樂觀，如果去踐行百花齊放，搞出個百家爭鳴倒也還好，至少是思想的碰撞大放光彩，可不是如我所願，都在儒家這一棵樹上吊死，至多也是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也許看有政治經濟學，就創出一個政治儒學，可能還是有些見地，但顯然不高明，政治本身就是儒學的子學，這個子不是孔子孟子的子，而是現代語境中的兒子的子，是儒家的一個下級科目而已，我還不能就其內容主張提出什麼意見，但其政治儒學這個名稱及其將儒家放在宗教的語境中已然不妥，我只能將其作為依附儒家的旁門，可能也有其理由，但決不能當成儒家正朔。
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這些儒家文化圈的新貴，在得到西方文化澆灌之後，在經濟層面上曾經風光一時，同時也在很大層面上更符合傳統儒者的形象，但不能指望他們把原始儒家帶入現代世界，在個人修養層面的酷肖，並不能消解作為一個非正常政治實體強加的扭曲。面對中國這樣規模的政治實體，除了我們自己，世界上沒有任何文化、制度有這樣的經驗來比對參照乃至指導我們的前行的道路。
在提出所謂民主自由公民權的古希臘的城邦，其實不應該發言權，那個時候他們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奴隸主，公民是個漂亮的詞語，所以不必把奴隸主跟現代公民權劃上等號，今天自稱具有較高科學素養的人不應該去劃等號，至少要把這件事分開來看，這才科學。
回到中國的語境中。無論承不承認，儒家都已經內化到我們的文化、制度、社會等等一切領域。可是，現在提出儒家文化的復興仍然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情，原因大概有以下幾種：
一、自五四以來，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光臨，不是其本質有多麼光彩，而是我們在棍棒槍口下迷失了自己，特別是那些飽讀詩書，對傳統國學有著深厚功底的大師們，更何況幾乎不讀書的看客，大師們是想拯救國家，看對了病，卻開錯了藥方。比如關於魯迅先生廢除漢字的吶喊，他看準了中國需要啟蒙，想要從文字上入手。他做到了馬克思說的知識份子兩大責任的第一個：解釋世界。可是對於另外一個責任：改造世界。卻是病急亂投醫，可以想見在仙台學醫的時候並不那麼認真。這是說笑。他們這些大師們希望拯救中國的初心是好的，也是很急切的，亂中出錯與別有用心不學無術不能同日而語。倒是梁漱溟先生去做了鄉村的實踐，也初見成效。梁漱溟先生看到了問題，也開對了藥方，可是彼時的中國，面對的是更大的危機，所以他不合時宜，他的藥方太“溫良恭儉讓”，太溫和，而社會需要的是一劑猛藥，如果將鄉村實踐放到現在，政府的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是大概率事件，猛藥之後，他的藥才是一劑良藥。
二、在於儒家自身。幾千年以來，儒家以其完美的制度設計，保持了帝國的前行，文脈的延續，也許不那麼迅猛，但綿延不絕，大概率的可能是還會為當今的世界提出解決方案。但是，在制度設計中，本來是政治要從儒家吸收知識，但儒家的人卻逐漸少了前朝的“士”的精神，先前依附權貴，現在依附政治、資本，讓“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變得越來越稀少。何況在依附以後所得到的文化話語權，卻沒有復興儒家文化包容胸襟，成為思想鉗制的武器，叫自廢武功；還有一部分總想從西方的知識架構中去尋求自洽，不迷失才怪；更有將本身就是詮釋世界本質並指導人類基本生活軌跡的儒家實踐理性，套上宗教的框框，稱之為“儒教”就算是再具有包容力的孔子老先生也得吐血，這又是一個破壞儒家世界觀的愚蠢舉動。
三、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直很謹慎地與傳統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儒家思想中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制衡結構，任何國家最高領導當局，從以前的皇帝到現代意義的政黨，都不會覺得舒服，所以政治風險也是制約真正儒家文化的發揚。
今天，我說重啟儒家，就是要回到儒家本來狀態，外加的系統要與儒家兼容才行，而不是削足適履，這樣才能讓儒家這個系統運轉正常，看看我們的手機、電腦無時無刻不在清理系統垃圾，可是文化系統垃圾清理，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重啟儒家，就要提倡儒家環保主義，這是自清潔系統，還在內測，不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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