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5.2.18-1968.5.24）。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湖北省黃岡縣上巴河鎮張家灣人。 中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與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和張君勱、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被稱為“新儒學八大家”。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哲學觀點以佛教唯識學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體，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中國和海外。
婉拒當局
1947年1月15日，熊十力在四川給他的朋友鐘山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吾開春欲回北大，但不知路上便利否？”很明顯這封信在提前問路，因為他感到抗戰勝利後，各路人馬紛紛返回，大後方呈現一片寂寥，氣場已散，自己的事業已難有作為。此時的熊十力顯得很茫然，所以他在信的最後又補了一句，“世局不復了，我仍不知安居處”。
熊十力於1947年仲春去了重慶，後又到武漢，4月抵達北京，結束了他在小城五通橋的一段短短的歷程。這一年他62歲。
熊十力
有人說，在20世紀的中國哲學家中，熊十力是最具原創性的哲學思想家，是中國近現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國學大師。當然，熊十力到五通橋不為他事，也是奔著哲學而來。熊十力一生有個夙願，就是創辦一個民間性質的“哲學研究所”。
早在1931年，他就曾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提起辦學之事，但沒有結果。1939年，他與馬一浮在樂山烏尤寺辦“復性書院”，這個書院就有點哲學研究所的意思，但由於兩人的思想分歧很大，結果是不歡而散。1946年，蔣介石聽說熊十力有辦哲學研究所的願望，便令陶希聖打電話給湖北省主席萬耀煌，送一百萬元給熊十力辦研究所，但被熊當場婉謝。這年6月，徐復觀將熊十力《讀經示要》呈送蔣介石，蔣感嘆其才學，令何應欽撥款法幣二百萬元資助之，但熊十力再次拒絕。1946年6月，熊十力致函徐復觀、陶希聖：“弟稟氣實不厚，少壯已多病，兄自昔所親見也。……今市中與公園咫尺，每往一次，腰部脹痛。此等衰象，確甚險也。生命力已虧也，中醫所云元陽不足也。弟因此決不辦研究所。……研究所事，千萬無復談。吾生已六十有一，雖不敢曰甚高年，而數目則已不可不謂之大，不能不自愛護也。”
《讀經示要》
很顯然，熊十力故意以自己身體差、年紀大為由謝絕了這件事。但實際上，此時的他已經做好去四川的準備，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孫學悟先生主動請他到五通橋，邀其主持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哲學研究部。“清溪前橫，峨眉在望，是絕好的學園。”（孫學悟語）而這一次他是慨然應允。
為什麼他會做如此選擇呢？其實熊十力是明白人，他不願接受蔣介石的錢是他從根本上認為“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於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十力語要》）。所以他在給徐復觀的信中再度寫道：
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資講學，而士林唾棄。如今士類，知識品節兩不敗者無幾。知識之敗，慕浮名而不務潛修也；品節之敗，慕虛榮而不甘枯淡也。舉世趨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當局如為國家培元氣，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為，不必由當局以財力扶持。
"黃海"辦學
孫學悟與熊十力是老朋友，但他們重新聯繫上是在1945年2月，經馬一浮的學生王星賢牽上線的。結果兩人相談甚歡，一拍即合，1946年初夏熊十力就去了五通橋。在熊十力看來，此事正合了他“純是民間意味，則講學有效，而利在國族矣”的意願。
孫學悟（1888年10月27日-1952年6月15日），化工專家，中國化工科技事業的開拓者。他主持創辦中國第一個化工科研機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開創了中國無機應用化學、有機應用化學及細菌化學的研究，促進了久大鹽業公司和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的生產建設及西南地區化學工業的發展。
其實，孫學悟請來熊十力也不純粹為了友情或個人喜好。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二十五年，歷經國難，辛苦萬端。賴同人堅忍不拔，潛心學術，多所發明，於國內化學工業深有協贊。復蒙各方同情援助，益使本社基礎漸趨穩固。學悟竊念，本社幸得成立，而哲學之研究實不容緩”（孫學悟《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緣起》）。當然，這件事跟黃海創始人範旭東也有很大的關係。1945年範旭東不幸去世，生前他一直認為科技進步是民族的富強之道，西洋科學有今日之發達並非偶然，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哲學思想是否儲有發生科學之潛力？作為實業家的範旭東在把久大、永利等企業做大之後，想到的還是哲學問題。孫學悟認為，“哲學為科學之源，猶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飛鳥。”於是，範旭東的去世成了一個契機，對他的追思內化為了進行哲學研究的動力，“今旭東先生長去矣，餘念此事不可復緩。爰函商諸友與旭東同志事、共肝膽者，擬於社內附設哲學研究部。”
當時的“黃海”不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國人的前列，而且也是中國科學界的一面思想旗幟，他們主張“工業的基礎在科學，科學的基礎在哲學”。孫學悟就曾說過：“發展科學的要素至多，可歸納為二：一為哲學思想，一為歷史背景。哲學思想為創造科學精神的源泉，歷史乃自信力所依據。此二者吾人認為是培植中國科學的命根。……中國民族，本來是有哲學思想的，為什麼現代科學不產生於中國？這個問題何等重要！如其放過它，我們又何能談發展中國科學？更還有什麼工業建設可言？盲人瞎馬，空費周章，令人不勝惶悚。這是在黃海二十年最苦心憂慮，而亟待為國家民族竭盡心力追求的一目標。”（孫學悟《二十年試驗室》）
其實，孫學悟對哲學的思考早已有之，他不僅是個傑出的科學家，而且對文史哲經有很深的鑽研。孫學悟作為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領頭人，在一個搞化工的學術研究機構創設哲學部，這是中國科技與哲學相結合之思想發軔，就是現在看來，仍是中國科技界的一大盛舉。這個哲學部雖然只是“黃海”下的一個部門，但它將承擔的卻是“置科學於生生不已大道，更以淨化吾國思想於科學熔爐”（孫學悟《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緣起》）的重任。
1946年初夏，熊十力受孫學悟之邀，來到五通橋創辦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以完成他想創建中國哲學研究所的願望。圖為熊十力（後排留鬍鬚者）與部分師生在五通橋的合影。
1946年8月望日（15日）這天，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附設哲學研究部正式開講，熊十力作了洋洋灑灑的演講，這篇演講詞後來發表在了一些雜誌上，又題《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熊十力在其中系統闡述了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強調“夫科學思想，源出哲學。科學發達，哲學為其根荄”。他辦哲學研究所的願望在五通橋這個小小的地方得到了暫時的滿足。在熊十力的著述中，這篇已成為名篇的文章結尾，他不無深情地寫道：
餘與穎川（孫學悟）先生平生之志，唯此一大事。抗戰期間，餘嘗籌設中國哲學研究所，而世方忽視此事，經費無可籌集。今穎川與同社諸公紀念範旭東先生，有哲學部之創舉，不鄙固陋，猥約主講。餘頗冀償夙願。雖學款亦甚枯窘，然陸續增益，將使十人或二十人之團體可以支持永久，百世無替。餘雖衰暮，猶願與穎川及諸君子勠力此間，庶幾培得二三善種子貽之來世，旭東先生之精神其有所託矣。
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以後，專門制定了簡章，分“學則”和“組織”兩部分。“學則”中又分教學宗旨和課程設置，其中教學宗旨規定為甲乙丙三條：“上追孔子內聖外王之規”“遵守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遵守顧亭林行己有恥之訓”，並“以茲三義恭敬奉持，無敢失墜。願多士共勉之。”（《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簡章》）哲學研究部的主課為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兼治社會科學、史學、文學。要求學者須精研中外哲學大典，歷史以中國歷史為主，文學則不限於中國，外國文學也要求廣泛閱讀。
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還制定了一個完整的組織機構。設有主任、副主任，又設主講一人，研究員和兼任研究員若干。兼任研究員不駐部，不支薪，原黃海化學社的研究員也可兼任哲學部，但不兼薪。設總務長一人，事務員三人，分辦會計、庶務、文書等事項，但創業之初均由研究員兼任。在學員方面，不定額地招收研究生，“其資格以大學文、理、法等科卒業者為限。研究生之徵集，得用考試與介紹二法。研究生修業期以三年為限。”研究生給一定津貼，待遇跟一般大學研究生相當，但鼓勵自給自足。哲學研究部也招收“特別生”，可以不受學業限制，高中生也可，只要實系可造之才，就可以招收。不僅如此，還設有學問部，“凡好學之士，不拘年齡，不限資格”，都可以入學問部，只是膳食自理。從這個組織機構就可以看出，熊十力希望的這個哲學研究所確係民間性質，沒有官方的任何贊助，雖然得到一些黃海化學社支持的常年經費，但“黃海”本身就是民間團體，且“學款亦甚枯窘”，還需要另行募集。好在正因為是民間組織，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得以倡導，而裡面的師生更多是不圖名利、甘於吃苦勤學的有志之士。
熊十力來到五通橋後，他的一些學生、朋友也追隨至此，有些是他請來的，有些是從其他地方轉過來的，也有慕名而至的。
馬一浮（1883-1967）
馬一浮是引進馬克思《資本論》的中華第一人，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為“現代三聖”（或“新儒家三聖”），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學校歌》的詞作者，浙江大學原教授。
當時馬一浮有兩個學生，一個叫王準（字伯尹），一個叫王培德（字星賢），可以說是一生追隨馬一浮，是他的得意弟子。當年他們除了跟馬一浮學習以外，還負責樂山烏尤寺“復性書院”的事務、書記、繕校等工作，馬一浮的論述多由兩人記錄保存。1946年“復性書院”由樂山東歸杭州，王伯尹和王星賢則到了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工作，其實這兩人當年也是熊十力的學生，在熊十力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王伯尹為他整理有《王準記語》，王星賢曾協助他彙編《十力語要》卷三、卷四等，這些都是在五通橋期間做的事。1946年的農曆十月六日，馬一浮在杭州給兩人寫過一首《秋日有懷·寄星賢伯尹五通橋》的詩以慰思念之情：
五通橋畔小西湖，幾處高陵望舊都。
九月已過猶少菊，江東雖好莫思鱸。
遊船目送雙飛燕，世路繩穿九曲珠。
卻憶峨眉霜抱月，一天煙靄入看無。
當年馬一浮與熊十力在樂山烏尤寺辦復性書院的時候有過不諧，最後是各奔東西。但馬一浮在這首詩的最後附加了一句“熊先生前敬為問訊”，可見他不計前嫌，早已經解開了心中的疙瘩。王星賢后來擔任黃海化學研究社的秘書，一直跟隨到遷回北京，並負責參與了1951年黃海社的財產移交中國科學院的工作。
在學生心中，熊十力是個怪人。他的學生曹慕樊就是這樣評價他：“熊先生通脫不拘，喜怒無常，他與人處，幾乎人最後皆有反感。”（《曹慕樊先生講學記錄》）他回憶有一次黃海化學社在五通橋舉行慶典活動，請熊十力講話，本來無非是說幾句應景的話的，但他一上臺就開始大罵政府當局，而且越罵越起勁，讓下面的人都坐不住了，連他的學生都深感他的言語放浪不羈、粗野之至。
當年曹慕樊收到熊十力的信後，不顧待遇菲薄，辭去教職來到了五通橋，跟隨熊先生學習佛學及宋明理學，後來《十力語要》中收入的《曹慕樊記語》就是曹慕樊當年為他記錄整理的文字。他們為什麼要不顧一切追隨熊十力呢？一是慕其才學，二也是慕其人，雖然熊十力是怪人，但“其人甚怪，實擺脫一切世俗，蟬蛻塵埃之中，不可以俗情觀之”。
《十力語要》
廢名與熊十力是同鄉，當年兩人曾經住在一起討論學問，但常常是爭得耳紅面赤，時不時還要老拳相向，但隔一兩天又和好如初，談笑風生。周作人就記下過這樣的事情：“……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周作人《憶廢名》）後來熊十力到了五通橋，與廢名幾乎是每天通一信，每次拆開信，總見他哈哈大笑，而他的笑非常獨特，如嬰兒之笑不設防。這兩人是見不得來離不得，但爭論之後很快又光風霽月，在旁人看來熊十力就是個不通人情世故的人，這大概也是熊十力的獨特人格。
任繼愈對熊十力講課的記憶深刻：“熊先生講起課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畫畫，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振堂宇。”（任繼愈《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
任繼愈（1916.4.15-2009.7.11）
著名哲學家、佛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
熊十力在五通橋的時候，也有不少朋友、學生去看望他，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唐君毅正好在華西大學教書，成都到五通橋可以走岷江順舟而下，兩日可到。師生見面自然高興，但熊十力每次見面都不談其他，只談學問，他激情似火，氣氛熾烈，直到讓人受不了才走，但走後不久又想再回去聆聽他的“瘋言狂語”。後來唐君毅也不得不承認“熊先生一生孤懷，亦唯永念之而已”。
從1946年夏到1947年初春，熊十力在五通橋一共待了大半年時間。1947年2月後他去了重慶梁漱溟處，“十力先生自五通橋來勉仁，小住匝月”（梁漱溟日記）。但他這一走，意味著他們之前謀劃了近一年的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不了了之。他走之後，王星賢稍做盤桓去了北京中華書局，而王伯尹到了浙大任教，從此以後，熊十力的哲學研究所夢想煙消雲散。
熊十力離開五通橋既有經濟的原因，也有環境的原因。
黃海化學社作為一個民間學術機構，除了最早範旭東給的一部分啟動資金外，其他資金都靠民間籌措。但在抗戰期間，“公司川西各廠創建先後六年，乃內困於交通之阻礙，外扼于越緬之激變，加以物價飛騰，材料奇缺，全局幾瀕傾覆。”“公司各部皆在極度困難中掙扎，尤以新立之財務部及運輸部為最。”（《永利企業檔案》）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企業的困境。
工廠的情況如斯，“黃海”也絕無寬裕的可能。但“黃海”除了自力更生以外（如給外面的一些企業提供技術支持，收取一定費用等），還在努力籌措資金。當年範旭東曾經說過：“黃海是一個孤兒，大家應當拿守孤的心情來撫育他，孩子將來有好處，那將是國家之福。”（範旭東1939年2月《黃海》卷首語）所以，他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曾在美國借成了一筆鉅款，用以實現他的“十廠建設計劃”，但他沒有忘記“黃海”，撥給了400萬法幣用來補充儀器和書籍，又送“黃海”裡的多名研究人員赴國外留學深造。這個時間是1946年2月，正是有了這難得的時機，熊十力主持的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才得以成立。但錢剛領到不久，幣值便急遽跌落，不到兩年時間，這些錢已形同廢紙。
範旭東（1883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4日），中國化工實業家，中國重化學工業的奠基人，被稱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
實際上在建立哲學研究部的時候，當慣了窮社長的孫學悟自然會把錢捏得緊緊的，在理事會的簡章中就明確寫道：“哲研部為發展研究工作幾購書或印書等事需要重款，不能僅恃社款撥給時，本會得向外募集。哲研部經費除由本社按月撥發正款外，應更籌募基金。”（1946年8月《黃海化學社哲學研究部理事會簡章》）所謂正款，無非是人員的薪俸支出，其他的錢則是卡得很嚴，連筆墨信箋之類的用品都常常得不到滿足，這也讓熊十力感到萬分“枯窘”，做事頗為掣肘。
不知安處
正如熊十力所言，“世局不復了，我仍不知安居處”，當時的社會環境正處在抗戰結束不久，國內形勢紛亂複雜，流亡大後方的各路人馬回到曾經失去的土地上，所有西遷的企業、單位都紛紛復員，彷彿一夜之間，那種焦灼、緊張、艱苦的抗戰氣場突然消失，美好的生活曙光重現，而大地依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當時範旭東在天津等地被日本人搶佔的企業已經收復，“抗戰多年國力疲憊萬分……同人困於久戰，亟欲爭取時間，提前促進”（《永利企業檔案》）。復員大幕一經拉開，同黃海化學社一起西遷到五通橋的永利川廠開始了分批迴到天津，而永利川廠實為黃海化學社的母體，黃海化學社的前身就是久大、永利的一個化學研究室，後來是“信歐美先進諸國之成規，作有系統之研究”才專門設置。永利一走，“黃海”也勢必離開，事實上從1938年就遷到五通橋的“黃海”已經醞釀遷回北方。
熊十力
1947年春天，孫學悟到上海參加黃海化學社董事會，專門討論了復員問題，決定新社址初選在青島，後又改定在北京，把五通橋作為分社。直到1951年，撤銷了青島研究室，結束五通橋分社，在北京設立總社，但最後的結果是併入中科院，以黃海化學社為基礎成立化學研究所。在這一過程中機構和人員都動盪不安，可以想象熊十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也是難以靜心做學問的。
離開五通橋後，各方都在爭取他，但他最後的人生軌跡還是併入瞭解放運動的滾滾洪流中。而改朝換代中的人們關注的已經不是什麼學問了，對於他的舊學更是無人問津，這已經註定了他日漸寂寥的命運。
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不忘創辦哲學研究所的事情。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學，與校長鬍適交流時建議在北大設哲學研究所，但沒有得到回應；1948年2月，他遠赴杭州講課，期間專門談過在浙江大學建立哲學研究所一事，但當時的校長竺可楨考慮到資金、時局等問題，也無回應；1951年5月，熊十力致信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在信中他懇切建議“復興中國文化，提振學術空氣，恢復民間講學”“政府必須規設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舊學人才”。他甚至有些悲愴地寫道：“中國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愛惜。清季迄民國，凡固有學術，廢絕已久。”當然，他的這些奔走呼告皆付諸流水，事實是直到最後熊十力也沒有實現這一夢想，留下的只是空谷足音。
《西遷東還：抗戰後方人物的命運與沉浮》
龔靜染
天地出版社，2019年10月
本書講述了抗戰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西遷至四川大後方的故事，其中包括馬一浮、熊十力、葉聖陶、朱東潤、南懷瑾、凌叔華、賀昌群、範旭東等，他們或創辦教育，或著書立說，或重興實業等，在川蜀之地留下了重要的歷史印記。
作者通過查詢檔案、實地走訪等途徑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命運作了細緻入微的探查與研究，對埋藏於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梳理，再現了他們在戰亂時局下跌宕起伏的命運。當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興亡相遇，當厚重的歷史與個人的榮辱融為一體，作者詩意的文字彷彿時代的迴音，召喚我們重返歷史現場，感受大時代下的因緣際會和複雜的人生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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